原標題：RCEP簽署，回顧冷戰時期日本的亞洲政策（下）

吳博皓（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上半部分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東南亞政策和對華政策上的分歧。相比於美方堅持對華貿易封鎖和對東南亞工業投資的保留態度，日本在擴大對華貿易和加強對東南亞初級加工工業的投資這兩點上明顯更爲積極。雖然中日經貿關係一度由於1958年長崎國旗事件而陷入停滯，在1962年中日雙方又重新建立了經貿關係。1962年由廖承志與日方代表高崎達之助牽頭，中日兩國代表簽訂了以兩人姓氏首字母命名的LT貿易協定。這份半官方性質的協定與之前中國同緬甸，斯里蘭卡等國政府簽訂的貿易協定一樣，主要通過以貨易貨，貨額大致相當的方式進行貿易，但同時也規定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貨幣結算貿易。由於雙方的努力，中日貿易額迅速恢復，而日本更是從1964年開始成爲共和國最大的外貿對象。

然而，中日在六十年代早期經貿關係的回暖籠罩在冷戰地緣政治投射的陰影下。與五十年代後半葉亞洲各國試着擱置爭議，強調合作的基調不同，在整個六十年代裏，亞洲地區的冷戰對峙局勢全面激化。在地區事務上，美國在六十年代早期加大扶持南越政府的力度，並最終藉由1964年北部灣事件全面介入中南半島，將中南半島三國全面捲入長達十年的越南戰爭。與此同時，東南亞各國也陷入了內部的政治動盪和民族衝突。無論是1962年緬甸的政變，還是1965年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政變，都引發了對政治反對派的清洗和排華浪潮，從而使得五十年代後半營造出來的地區合作變得舉步維艱。在這種大背景下，東南亞地區國家越來越難保持其在東西方陣營間中立的立場，在五十年代作爲地區合作基礎的淡化意識形態鬥爭的氛圍在六十年代已經難以存在。

在這樣的地區背景下，日本也在1965年之後在東南亞地區半推半就地選擇了追隨美國的外交方針，通過ODA向親美國家大量輸血。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的是，除開日方藉助美國在地區的霸權擴大本國經濟利益，兩國之前仍然在地區事務上存在着相當的分歧，並主要體現在對華，對越戰，以及琉球羣島地位等事務上。另外，日本國內政治中，外務省官僚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最終勝過通產省官僚，也對日本的外交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格局直到前通產大臣田中角榮成爲首相，並在內閣中大量啓用原部下才得以打破。本文將承接上部對日美外交分歧的分析，並通過東南亞地緣政治和日本國內政治兩條軸線論述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外交轉向背後的因素，並在最後簡要分析冷戰中日本政策對當下亞洲局勢的啓示與教訓。

東南亞地區的政治動盪與日本的外交轉向

進入六十年代，隨着冷戰對立再一次激化，東南亞地區諸國也陷入到各種政治動盪之中。這也對日本之前試圖維持的獨立外交政策形成了挑戰。1962年，奈溫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吳努，在緬甸建立了軍政府統治。與之前吳努政府奉行的同時接觸中日蘇的中立政策相反，奈溫對引入外國技術和資金建設國家缺乏興趣。在奈溫政府治下，緬甸對全國工農業進行全面的國有化，不再積極回應中日兩國提出的合作和貿易協定，而僅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出少量留學生學習技術。緬甸在1962年後近乎閉關鎖國的外交姿態使得日本之前通過戰爭賠償對緬甸輸出產業標準和整合其進入日本產業鏈的目的完全落空。

公平地說，緬甸在1962年的政治變局對日本以產業擴張爲主的東南亞政策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在1963年，日本與亞洲國家的貿易額仍然與日美貿易額大致相當，分別佔到日本當年貿易額的三分之一。然而，1964年和1965年接連發生的鉅變則對日本造成了實質上的衝擊，並使之開始重新審視其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由於美國扶持的南越在對南越人民解放武裝作戰不利，以及南越領袖吳廷琰被手下軍官刺殺引發混亂，約翰遜政權不得不於藉口1964年7月的北部灣事件全面介入越南並大規模增兵。越南戰爭的全面爆發使得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局勢驟然緊張，而中蘇美在越南問題上的尖銳對立也使得地區國家失去了外交上的模糊空間，從而越來越難以保持之前所保有的中立態度。

除了越南戰爭的升級，1965年9月開始的印度尼西亞政變也對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蘇哈托藉助他在陸軍中的影響力，擊敗了發動兵變的翁東中校，並以此爲藉口大肆搜捕和屠殺印尼左派人士和共產黨黨員。蘇加諾也因此被軍方架空，並於1967年卸任總統並遭到軟禁。隨着蘇哈托集團獨掌大權，印尼也放棄了之前蘇加諾時期的親中親蘇態度，轉而全面倒向美國尋求庇護。

1967年，日本東京招待會上，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向印尼新當選總統蘇哈托敬酒。從左至右：佐藤夫人、蘇哈托夫人、佐藤榮作、蘇哈托。

印尼蘇哈托政權徹底倒向美國的對地區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印尼作爲區域內的人口和影響力大國，其放棄中立政策的選擇對周邊國家有着強烈的示範效應，使得在五十年代成爲共識的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保持模糊中立的外交立場對東南亞國家愈加失去吸引力。在蘇哈托所倡導的“新秩序”（Orde Baru）之下，印尼將激進的反共主義作爲社會的重要意識形態，並於1967年同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四國重新建立了反共色彩濃厚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相當諷刺的是，曾經作爲反共國家合作平臺的東盟，恰恰是本次RCEP的主要推動者和倡導者。

然而，哪怕在蘇加諾政權的末期，美日之間的外交分歧依然清晰可見。相比於美國暗中支持甚至直接鼓勵蘇哈托奪權的外交立場，日本在1965年九三零事件前後是唯一仍然擁護蘇加諾政權的西方陣營國家，甚至想要直接介入斡旋蘇加諾政權與西方陣營國家的關係。這也導致日本一度在蘇哈托於1966年掌握政權之後非常被動。由於東南亞地區的劇變導致西方陣營在1965-1966年對中蘇在東南亞地區處於攻勢地位，日本開始圓滑地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並尋求在美國的擴張階段能夠保住自己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日本與美國的外交協調在對蘇哈托政權的支持問題上表現得最爲明顯。出於對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警覺，英國於1965年12月提議建立英美澳新四國協調機制來商討印尼問題，並將日本排除在外。雖然美國參與了四國會議，但同時也將日本拉入了對印尼局勢的討論之中，在美國的支持下，印尼債權國籌備會議最終在東京舉行，日本也得以在1969年正式中佔據原本在英國設想中由西德代表佔據的印尼債務仲裁人地位。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日本與美國的徹底合流。日美兩國在1964年之後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華貿易和沖繩問題之上，而前者也與日本仍然保留着通過中國建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構想有關。根據1964年1月28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面談記錄，美方對日本選擇與中國加強經貿關係極度不滿。臘斯克甚至露骨地（甚至帶有威脅意味）表示日本應當“考慮清楚自己在越南，泰國，柬埔寨和印尼的利益，並認識到美國在該地區力量強大，是維護日本利益的唯一保護傘。”然而與美國的期望相反，日本並沒有減少與中國的經貿往來，甚至一度在1966年與歐洲爲了爭奪對華化肥出口訂單陷入價格戰（將在下文詳述）。直到中日在1972年通過田中角榮訪華實現邦交正常化，中日一直都通過LT貿易協定框架進行半官方性質的溝通，而溝通的內容也不僅僅限於經貿關係相關話題。

另外，美日在沖繩問題上的矛盾也與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直接相關。美國在1965年越南戰爭全面爆發後將日本尤其是尚未歸還的沖繩地區作爲對越南轟炸的行動基地，甚至一度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美方的戰略無異於將日本綁上美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對日本在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亞非國家中的外交形象非常不利。隨着1967年之後美國在越南戰場陷入泥潭難以速勝，日本對美國的不滿也愈加表面化，尤其是在沖繩返還的談判中對美國態度變得更加強硬。根據1967年11月28日佐藤榮作首相與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的會談紀要，後者質問日方爲何和歐洲一樣對支持美國態度消極，佐藤則以外交辭令委婉表示了日方國內輿論並不支持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並快速將話題轉換到了沖繩返還的問題之上，要求美方進一步明確返還的時間表。一直到1973年沖繩被重新交還日本，沖繩返還以及其作爲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的基地的問題一直都困擾着佐藤政權，併成爲橫貫在日美之間難以解決的外交障礙。

日本國內政治角力對日方外交政策的影響

除開東南亞地區政治的動盪，日本國內的政治角力也對這一時期日方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影響。如本文上半部所論證，從1955年萬隆會議開始，無論日本官僚體系還是自民黨內部，都有對於日本對外政策路線的爭論，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通商產業省官僚集團與外務省官僚集團的對立。在對華貿易問題上，前者就表現得非常積極，與後者消極懷疑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在1962年中日雙方關於LT貿易協定的談判中，外務省與通產省都提出了各自的草案。根據外務省經濟局的討論記錄顯示，通產省力主通過國有的輸出入銀行在向中方提供長期信用貸款並直接出口工廠設備，而外務省則擔憂美方的反對，從而力主擱置通產省提案。雖然LT貿易協定最終以通產省提案的勝利告終，外務省仍然在1963年9月第三年度的LT貿易會談中將通產省的提案撤回，並將之修改爲不提供信貸和分期付款的苛刻條件。與外務省的阻攔相對，日本通產省在1963年和1964年通過專案方式實現了對華工廠設備出口和信貸輸出（圖2）。根據美國中情局於1965年12月26日提交的國家情報分析報告顯示，日方通商產業省的官僚集團在三木武夫的帶領下甚至想要乘勝追擊，將前兩年通過日本國有銀行向中國提供信用貸款的專案制度化，從而繼續擴大對華貿易規模。

（圖一，LT貿易協定日文文本，上有高崎達之助與廖承志的簽名。攝於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館）

通商產業省堅持其對外政策的底氣一部分來源於該部門官僚與本國產業界的緊密關係。這一部分是由於戰後原定進行的舊財閥解體計劃由於冷戰需要而被美國擱置，從而使得日本在1950年之後通過康采恩的形式重建了財閥體系，並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戰前緊密的政商關係。這一點首先體現通商產業省所具備的職能之上。由於通商產業省直接負責日本工業政策的制定和日本國有銀行（如日本輸出入銀行，日本開發銀行）對日本實業界的融資，日本產業界的發展相當依賴於其與通商產業省的關係。這一關係也反映在人事上：在以舊財閥銀行爲中心重組的產業集團內部，大量的高層職位由前通產省官僚於卸任後擔任。而產業集團的企業家高層也往往在通商產業省的下屬部門（比如經濟企劃廳，經濟團體聯合會等）擔任顧問的職務。

除了1962年的LT貿易協定，日本通產省和產業界的聯盟也在1963年中日經貿關係中提供了重大的影響。在1963年，在通產省官僚的主導下，中國通過日本輸出入銀行獲得了五年期價值兩千萬美元的貸款，用於從化工巨頭倉敷絹織株式會社（後更名爲可樂麗Kuraray株式會社） 採購維尼綸製造的設備（圖2）。由於日本輸出入銀行屬於日本國有銀行，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大背景下，該融資並非提供給中方，而是直接由輸出入銀行以融資的名義支付給倉敷絹織株式會社，再由中方以後續的雙邊貿易額向日方償還。值得注意的是，該融資遭到了美國和臺灣蔣當局的強烈反對，使得原定於1964年進行的另一筆用以從日立造船訂購貨輪和購買第二座維尼綸工廠的融資胎死腹中。但無論是通產省在該融資中發揮的主導作用，還是日本產業界能夠與通產省合作避免外交風險，都體現了這一政商聯盟的深厚基礎與默契。

（圖二）中方向倉敷絹織株式會社採購的維尼綸工廠於1965年在北京投產 （文匯報，1965年5月5日頭版）

除開對華貿易所能帶來的利益，通產省和日本產業界聯合起來影響日本對亞洲政策的另一動機是在中國和東南亞市場中歐日之間的激烈對抗。如本文上半部分析過的那樣，歐洲在歐洲經濟共同體（EEC）成立以來就一直試圖制定共同的產業政策，從而增強歐洲產品在世界中的競爭力。除了之前提過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農業基金和產業標準化的努力之外，歐洲國家還試圖協調其在海外市場的競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歐日在化肥工業上的競爭。1962年，歐洲的13個化肥生產商在蘇黎世舉行會議，成立了Nitrex作爲負責協調化肥對外出口的機構。與主要着眼於在歐洲內部整合建立共同市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不同，Nitrex的成立標誌着歐洲打算通過與美國，加拿大，以及日本的競爭來促進歐洲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作爲肥料生產的卡特爾，Nitrex所能夠提供的大量化肥出口對於正從大躍進中努力恢復國民經濟的中國毫無疑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雖然中方從意大利，荷蘭和英國進口化肥廠設備，但國內產量無法滿足中國農業的巨大需求。而爲了應對日本的競爭，歐洲（以法國和荷蘭兩國爲首）不僅願意通過Nitrex向中國出口大量的優質肥料，更是願意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貸款條件以吸引中國進行購買。

Nitrex 的成立以及中歐之間肥料貿易的蓬勃發展，使日本產業界在與中國的貿易中感到了危機感，這也是作爲日本產業界代言人的高崎在1962年爲何力推以優惠條件對華提供信用貸款用以採購化肥的緣故。在整個六十年代，歐日雙方在對華出口上的爭奪可謂是互有勝負。1966年，Nitrex通過內部協調，將國際市場上定價爲48美元每噸的硫酸銨肥料以每噸34美元的價格與中國簽訂了訂單，而這一訂單也迫使日方在對華化肥出口中降至同樣的價格，從而換取中方繼續從日本追加一百五十萬噸硫酸銨肥料訂單的承諾。值得注意的是，歐日之間的化肥風波被美國國務院官僚視爲中國經過計算獲得的外交勝利：在一份1967年12月19日的美國國務院內部情報通報中，美方認爲中國的成功將迫使美歐國家削減在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利潤，並引來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從而增加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威望。雖然美方的擔憂是基於其對於冷戰現實的考慮以及對華的敵視態度，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儘管在六十年代中後期日本在對東南亞政策上向美方靠攏，中日歐之間的經貿交流和多方協調卻變得更爲常態化，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認爲是中國對西方外交破冰前夜的“無聲的革命”。

然而，通商產業省與日本產業界的聯盟，以及前者在制定日本對外經貿政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都在六十年代中期遭到了削弱。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外務省官僚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通過一系列外交行動 （包括主導日本參加印度尼西亞債權國會議（IGGI），協調日本與美國在琉球羣島歸屬問題上的斡旋，以及主持日本加入經合組織（OECD）的談判）逐漸加強了該部門在制定日本對外政策過程中的權威。對歐美的經濟談判尤其導致了外務省和通產省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這是由於通產省官僚在這些談判中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在日本加入OECD的談判過程中，美歐的主要訴求就是日本放棄其保護主義政策，並對市場和產業進行自由化改革，減少行政干預。換言之，通商產業省與日本產業界的聯盟，恰恰是在外務省主導的談判中被歐美（尤其是一直反對日本加入OECD的英法兩國）代表攻訐的軟肋。在談判過程中，英國《泰晤士報》直接以“臭名昭著的通商產業省”（“Notorious MITI”）爲題，大肆抨擊日本市場的不透明和非自由，並指責通商產業省與產業界勾結滋生腐敗。最終在1964年，池田內閣通過對歐洲讓步完成了日本加入OECD的談判，並承諾在1965年之前開放百分之九十的日本市場。應當承認的是，日本的市場自由化在整個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流於表面，甚至仍然以高關稅保護本國仍處於起步階段的汽車製造業。但由於通產省在談判過程中被不斷邊緣化以及國內政商醜聞的爆發，該部門在日本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共產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中的影響力相比五十年代可謂是大幅後退。

另一方面，日本產業界也由於東南亞地區的持續動盪以及歐美在六十年代中期至石油危機爲止的經濟擴張而將目光從亞洲移往西方。這個時期的產業巨頭，尤其是以電器和汽車製造產業爲主的集團，開始向日本政府強調歐美市場購買力的重要性，呼籲政府制定新的產業政策以增強日本企業在歐美市場中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通產省和產業聯盟的工作重心轉向國內，並通過支持併購和融資來幫助日本汽車製造業和電器製造業更好地在歐美市場競爭。這一“從太平洋轉移到大西洋”的變化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中期。隨着1973年石油危機以及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的爆發，日本產業界也再一次將目光轉回亞洲，投向改革開放前夜的中國和越戰塵埃落定後的東南亞國家。

結語：從冷戰到“新冷戰”：窺視現代日本外交政策的變與不變

那麼，站在RCEP簽訂的當下回望過去，日本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對今天理解日本有什麼作用呢？誠然，冷戰作爲一場東西方陣營在全球意義中的激烈對峙，各國在其中做出的外交選擇也許與今天這個日趨全球化和國際化的時代格格不入。然而，隨着各國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國鼓吹新冷戰的論調塵囂甚上，通過審視日本地緣政治和國內政經狀況的變與不變，我們也許能夠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塑造日本外交的因素有所心得。

首先應當承認的是，日本對於重塑自身大國地位的追求，從五十年代以來都從未缺席。雖然日本在1955-1972年之間出於極爲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外交態度，在許多議題，包括中日關係以及日本東南亞關係上有所反覆，但其對恢復自身大國地位以及在地區政治上發揮影響力的構想始終不變。無論是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還是通過越南戰爭向美方施壓收回沖繩，抑或是頂着美方反對發展對華的經貿關係，都體現了日本想要獨立推進地區政治議題走向的願望。這一點儘管會由於日本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以及國內長期反共親美氛圍的薰陶而顯得步履蹣跚，但對獨立自主的追求在日本政界，無論是出於何種動機，仍然具有市場。無論是近年來自民黨尋求修憲的計劃，還是對諸如奧運會，RCEP等國際和地區組織的熱衷程度，抑或是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的蠢蠢欲動，都能夠體現出這一點。對於一個在二戰中失去往昔大國地位，經濟總量卻位於世界前列的國家，它將以何種方式增強自身在國際社會中存在感，以及如何引導該國選擇對地區更具有建設性的外交方針，將會是亞洲國家在可預見的未來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除了對冷戰中日本政府外交模式的分析，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產業巨頭們在日本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雖然通產省已經不復存在，而日本的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程度比起六十年代則遠遠超出，政商聯盟仍然在塑造日本政策方面有着巨大作用。時至今日，在戰後重建的三菱，住友，三井等財閥（或者按照今天的稱呼，集團）依舊掌握着大量的子公司，在日本經濟中佔據領頭羊的地位。而回顧冷戰中的發展，除了這些產業巨頭對來自歐美同業的競爭以及對市場的渴望，其對地區穩定程度的追求也值得注意。如前文所述，六十年代日本轉向歐美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的持續動盪和政權更迭，具體體現爲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政變以及政治清洗，緬甸奈溫政變上臺後政治全面保守化以及與緬甸人民軍的長期內戰，和席捲整個中南半島三國的越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越柬戰爭。因此，保持地區和平和穩定，以及防止域外國家通過干涉本地區事務從而挑起戰爭，是整個六十年代東南亞地區的動盪能夠給今天的亞太的重要教訓。

【1】中方對緬甸的態度在六十年代一直有所反覆。雖然奈溫曾多次訪問中國並獲得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其對緬甸共產黨的鎮壓和對在緬華僑的排斥都使得中國難以全面認可奈溫政權。

【2】美國在印尼蘇哈托奪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依舊在研究冷戰的學者中富有爭議。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建立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館所藏的於1966年8月10日從美國駐印尼大使館發出的電報，美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早在蘇哈托發動對印尼左派人士的血腥屠殺之前就向蘇哈托陣營提供了一份印尼共產黨要人名單，並在1965年12月2日就提供給蘇哈托陣營（Kap-Gestapu）五千萬印尼盾的匯款。由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對於該事件的文件至今依然封存，學界難以完全證實美國國家機器在該事件中的介入程度。

【3】對於該時期日英美歐的外交交鋒，可參見戴超武所著的《印度尼西亞債權國會議的緣起與影響》

【4】對於美國是否有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安排，在冷戰時期往往衆說紛紜。然而這一爭論在2009年畫上了句號。根據2009年鳩山由紀夫政府調查的結果，在冷戰時期日美之間確實存在將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和沖繩地區的祕密協定。2014年，安倍內閣也正式承認了這一調查結果。

【5】根據通產省方案，中方向日方採購的鋼鐵，農機，和化肥，將可以獲得18個月的信用貸款，並且不需要支付保證金。而外務省則認爲這種方案相比於日本提供給東南亞國家的條件（6個月償還，需要支付保證金）顯得過於寬鬆，且意味着這是以中方政府信用爲擔保，有外交上承認的意義。

【6】康采恩主要指的是通過由母公司（在日本的情況爲銀行）對子企業（日本稱爲傘下企業）進行持股，從而達到實際支配的壟斷形態。日本現存的幾大產業集團，如三菱集團，住友集團等，都是以三菱UFJ銀行和三井住友銀行爲中心，按照這種方式於戰後重新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