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劉鶴詳解新發展格局，提出六項重點任務

“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根本要求是提升供給體系的創新力和關聯性，解決各類‘卡脖子’和瓶頸問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1月25日在《人民日報》刊發的署名文章《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指出。

在此之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中，劉鶴提出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等六項主要任務。

財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超明表示，當前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我國“兩頭在外”依託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同時大國經濟的優勢和共同特徵之一就是內部可循環，構建“雙循環”格局已正當其時。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三重意義

時間回到2019年6月。當時劉鶴在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用10餘張PPT闡述了中國經濟運行、金融風險處置、資本市場改革等方面的內容。其中一張PPT爲標題爲“中國經濟再平衡持續推進”。

在這張PPT上，他將中國人均GDP、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城市化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經常項目佔GDP放在同一座標系中考察。曲線圖顯示，2008年之後上述前四條曲線穩步上升，而經常項目佔GDP的比重穩步下降。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經常項目佔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高點10.1%降至2019年的1%，下降幅度明顯。換言之，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地降低。

“中國不斷落實金融危機發生後在G20會議上的承諾，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與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相比，中國經濟再平衡正在持續推進。”劉鶴在第11屆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中國正在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變化，從外需導向轉向了國內巨大市場驅動。”

在11月25日刊發的署名文章中，劉鶴表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大國經濟的重要特徵，就是必須實現內部可循環，並且提供巨大國內市場和供給能力，支撐並帶動外循環。 

劉鶴稱，從供求雙方看，中國具備實現內部大循環、促進內外雙循環的諸多條件，必須利用好大國經濟縱深廣闊的優勢，使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充分發揮。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擴大內需，可以釋放巨大而持久的動能，推動全球經濟穩步復甦和增長。

其次，這是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劉鶴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大沖擊，風險加大。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須順勢而爲調整經濟發展路徑。

再次，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劉鶴在文章中表示，“經過長期努力，我國需求結構和生產函數發生重大變化，生產體系內部循環不暢和供求脫節現象顯現，‘卡脖子’問題突出，結構轉換複雜性上升。解決這一矛盾，要求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不斷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是大國經濟發展的關口，我們要主動適應變化。”

六項任務

關於如何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劉鶴提出了六項主要任務。

一是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劉鶴表示。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2002-2007年的46%提高至2013-2019年的58.8%，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研發投入強度尤其是基礎研究投入比重明顯不足，如我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有較大差距。

二是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劉鶴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給側，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產品和服務的品種、質量難以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市場需求，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

“實現雙循環的核心在於打通內部循環，而打通內部循環的關鍵應從供需兩端發力，實現供需互動。此外，國內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使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伍超明稱。

三是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因劉鶴擔任國務院金融委主任，市場對相關措施高度關注。

實體經濟的供、需和金融協調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重要基本問題。實體經濟的結構失衡，會給金融業發展帶來極大的風險。同樣，金融業的混亂膨脹，也必定會給實體經濟帶來風險。

劉鶴在此次解讀中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要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爲方向，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

中信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明明表示，近年我國金融供給總量M2、社融增速已放緩。相比於總量問題，我國金融服務供給的結構問題更爲突出。如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發展不平衡，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金融體系尚未完全建立。

劉鶴此次指出，要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改革優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創新的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對於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新增社融中企業債券佔比13.8%，同比提升1.9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佔比2.1%，同比提升1個百分點——直接融資（債券融資加股票融資）佔比合計15.9個百分點，同比提高2.9個百分點。

華泰固收首席分析師張繼強表示，“科技創新需要新的融資方式做支撐，區別於過去的間接融資，未來直接融資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四是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劉鶴指出，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這個過程既創造巨大需求，也提升有效供給。要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羣帶動作用，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建設現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長極。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相比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仍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意味着，圍繞推進城鎮化而展開的投資活動潛力巨大，有望繼續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關鍵作用，是內循環中拓展投資空間的重要支點。

五是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六是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

伍超明表示，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目前，我國約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但同時國內仍約7億人月平均可支配收入等於或低於2000元。如果能明顯提高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使其轉化爲中等收入羣體，對於釋放國內消費潛力將大有益處。

（作者：楊志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