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債市新力量—境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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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奇霖宏觀

李奇霖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近年來，隨着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境外機構逐漸成爲中國債券市場上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截止2020年10月，境外機構的持債規模超過2.8萬億，相比於2014年6月增長超過600%，其佔銀行間債券市場託管量的比重也從最開始的不到2%，增長到了3%左右。

債券市場上的境外機構大致可以分爲央行類機構和商業類機構兩類。

它們在行爲模式上有着明顯的區別，商業類機構投資中國債券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獲取收益；而央行類機構投資中國債券則更多的是由人民幣國際化驅動的。在債市開放初期，央行類機構是境外機構的主要組成部分，但隨着債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商業類機構的數量和規模逐漸增加，並逐漸超過了央行類機構，成爲境外機構中的主力。

未來，隨着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步伐加快以及中國債券的性價比優勢凸顯，我們認爲境外機構會繼續增持中國債券，其在中國債券市場上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

一、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市的演變與路徑

境外機構參與中國債市由來已久，按參與方式的豐富程度劃分，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爲三個階段。

1、起步階段：2002-2009年

2002年頒佈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揭開了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的序幕。此後，境外機構便可以通過成爲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正式參與中國債券市場。

但由於當時中國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對外開放的進程剛剛起步，境外機構通過QFII制度進入債市實際面臨着很大的制約，比如監管要求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的境外證券公司和保險機構的經營期限都要在30年以上，並限制投資的總額度（2009年QFII投資限額僅165億，而債券市場此時存量規模已經超過18萬億）和限制投資標的（僅限交易所市場中的國債、可轉債和企業債券等品種）。

因此這一時期，境外機構在境內債券市場的參與度實際非常低，債市的對外開放僅僅是剛起步。

2、穩步發展階段：2010-2016年

2010年後，中國債市對外開放加速向前，最顯著的特徵是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市的渠道增加、能夠參與的業務類型增多。

一方面，在傳統的QFII基礎上，政府與監管機構新創建了CIBM（結算代理）和RQFII兩大制度，拓寬了境外機構進入債市的渠道。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除了在適用機構（QFII適用境外機構，RQFII主要適用香港機構）上有所差別外，其他基本與QFII無差，它的出現更像是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過渡。但無論如何，在那個時點，RQFII制度的創建確實給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市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

CIBM（結算代理）模式，最早在2010年提出。那年央行發佈第217號文，規定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港澳人民幣清算行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外參加銀行這三類機構能夠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結算代理人蔘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簡單而言即境外機構可以通過境內機構在銀行間市場進行交易、結算和託管，從而實現投資中國債券的目的。

到了2016年，央行發佈3號文以及相關文件，進一步完善了這一制度，將境外機構的範圍擴展到了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以及由金融機構發行的投資產品等，並規定符合條件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可自主決定投資規模，取消了原有的對投資額度的限制。

境外機構進入債券市場的投資渠道和投資規模因此大大拓寬，債市對外開放的進程從此進入快車道。

另一方面，監管機構也在放開境外機構參與中債的業務限制，從最開始的侷限於現券交易到可以參與債券回購、債券借貸、債券遠期等各類業務，境外機構投資在可參與的債券業務範圍上與境內投資者的差距越來越小。到2016年，僅有債券回購業務對境外機構依舊存在着明顯的限制（僅有境外央行、國際金融組織、主權財富基金、境外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和境外參加銀行能夠參與到回購業務當中），而其他業務都已經對大部分境外機構投資者放開。

3、快速發展階段：2017年至今

這一時期，債券通的開通、原有投資渠道的完善以及其他配套制度的完善進一步推動境外機構進入債市，讓境外機構在債券市場開始擁有一定的定價權與話語權。

2017年債券通正式運行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它讓香港與內地基礎設施實現了互聯互通，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債券市場的效率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1）備案流程進一步優化。CIBM模式下，境外機構只能通過結算代理人進行投資備案，且規定央行在受理後的20個工作日做出回覆，但是在債券通模式下，境外機構可以通過外匯交易中心、境內託管機構等多個機構直接向央行申請備案，同時央行會在受理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做出回覆。

2）交易更爲便捷。在CIBM模式下，境外機構需要通過結算代理人來進行債券交易。但在債券通模式下，境外機構可以在自己習慣的操作平臺上（彭博和Tradeweb）直接獲取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行情，並且直接和銀行間市場上的做市商進行買賣交易。這不僅使得交易流程更加簡化，同時也減少了境外機構的交易成本，如不再需要支付給結算代理人的服務費。

3）債券的結算託管更加便利。在CIBM模式下，境外機構需要與結算代理人簽訂代理協議，由境內結算代理人在中債登和上清所開立債券託管賬戶，並進行後續的管理。而在債券通的模式下，債券實行多級託管，由香港金管局CMU成員作爲名義持有人在中債登和上清所開立賬戶，而境外機構通過債券通購買的債券則直接託管在金管局開立的名義持有人賬戶下。

除此之外，原有的投資渠道QFII/RQFII和CIBM也在同步完善。比如QFII和RQFII取消了額度限制、允許QFII/RQFII和CIBM之間的資金、債券進行非交易劃轉、逐步將QFII/RQFII的投資範圍擴大到債券回購業務等等。

這一系列的舉措使得境外機構能夠更爲便捷的參與到債券市場當中，境外機構參與債券市場的熱情也隨之增加。從數據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境外機構在加快進入中國債券市場。

自此，境外機構參與中國債市形成了QFII/RQFII、CIBM和債券通三種成熟的方式。在這三種方式中，CIBM和債券通最爲普遍。

根據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現在共有1042家境外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其中，有461家是通過結算代理模式進入銀行間市場；有581家是通過債券通模式進入銀行間市場。

二、境外機構分析

境外機構（外資）其實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從各國央行到商業銀行再到保險機構、證券公司、資管機構等均被稱爲境外機構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的風格迥異，在持債偏好、投資策略等方面也各有差別，具體我們會在下文做進一步介紹。

但在此之前，我們先對境外機構整體的持債偏好、期限偏好、策略偏好做一個簡單的瞭解。

（一）境外機構的持倉與策略分析

從中債登和上清所的託管數據來看，境外機構持倉中，國債、政策性銀行債和同業存單三者的佔比合計達到了94%，是境外機構最偏好的券種。剩餘的其他各類信用債如公司債、企業債等僅佔6%。

這一方面與境外機構的組成結構相關，在境外機構中，有至少一半是境外各類央行、財富主權基金等低風險偏好資金，他們配置中債更多的會考慮安全性和分散性，因此更傾向於具有國家主權信用背書的無風險利率債品種。這就像中國央行持有很多美元儲備，爲了盤活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中國央行會選擇在美債市場上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而不會考慮去大規模持有美國公司債一樣。

另一方面，這也與境內外評級機構的差異有關，境外機構所信賴的評級機構在中債市場上份額極低，而中資評級機構所給出的評級又無法得到境外機構的信任，因此對境外機構而言，中資信用債的信用風險實際難以估量。加之中國版的CDS等對沖信用風險的衍生品發展不佳，境外機構無法利用衍生品來鎖定信用風險，所以在持債時會盡量規避信用品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來，境外機構對政策性金融債的偏好在不斷提升，2019年後境外機構持有政策性銀行債的同比增速明顯加快，而持有國債的同比增速則反而有所回落。這主要是因爲：

1）2018年末政府對政策性金融債開始實行免稅政策。

在2018年11月前，僅國債享有稅收優惠，相比於政策性銀行債，境外機構購買國債能夠獲得更高的稅後收益。但隨着境外機構免稅政策的實施，同爲利率債且票息更高的政策性銀行債對境外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增強。

2）政策性銀行債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2019年4月，政策性銀行債和國債一同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這使得很多跟蹤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的基金會被動增持政策性銀行債。

在偏好期限上，境外機構的持倉以1年期以內和7-10年期的債券爲主。根據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在境外機構持倉中，佔比最高的是7-10年期債券，佔比爲33%；其次的是1年期以內的債券，佔比爲28%；3-5年期債券和1-3年期債券的規模近似，分別爲16%和15%；其餘期限的債券佔比爲9%。

這種期限偏好比較像配置盤，因爲7-10年是收益率曲線上流動性最低、但收益率卻較高期限品種，一貫是配置盤（持有到期）的主要持倉之一，1年期以內則是爲了保證持倉的流動性，避免再投資風險。

在現實的市場中，大家對境外機構感知比較明顯的可能是他們會偏好3-5年期品種，尤其是2019年-2020年，3-5年期品種的利率出現了比其他期限更大的下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境外機構在市場上不斷增持買買買，帶動了中資機構跟隨。

在策略偏好上，我們會發現境外機構表現出來的比較中庸。

從交易規模上來看，2020年8月境外機構共達成現券交易6678億元，交易量佔市場總成交量的2.2%，交易規模較小，在市場上的存在感不強。

從交易頻率上來看，境外機構的交易活躍度也明顯低於全市場平均水平。2020年8月，境外機構現券買賣量佔其託管量的比重爲14.8%，而全市場現券買賣量佔總託管量的比到達了50%。

從交易槓桿率上看，境外機構在交易時很少通過場內加槓桿的方式來提高收益。

這主要是因爲境外機構的類型較多，其中既有像各國央行這樣的偏配置盤的機構投資者，也有像基金這種比較偏交易盤的機構投資者。複雜的構成使得最後境外機構在交易風格上變得不明顯。

具體分析各類境外機構的交易數據的話，我們能夠看到境外機構的交易數據分化的比較明顯。根據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2019年11月境外商業銀行、境外產品、境外證券公司和境外央行的交易量分別佔53%、15%、13%和13%，境外商業銀行和境外產品在境外機構中交易表現的最爲活躍。

而低槓桿主要是因爲債券回購業務目前僅對個別境外機構（央行或貨幣當局、國際金融組織、主權財富基金、境外人民幣業務清算行、境外參加銀行）開放，其他境外機構暫時無法參與債券回購業務當中。而這幾類機構在投資中國債券時本來就比較保守，投資風格偏配置盤，也並不熱衷於通過回購業務加槓桿。

根據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數據，截止2020年6月，僅有72家境外機構簽署了《回購主協議》。這意味着目前僅有72家境外機構能夠參與債券回購業務，僅佔全部境外機構投資者數量的7%。

不過，2020年9月份頒佈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管理辦法》以及相關配套規定指出RQFII和QFII可以自2020年11月1日起參與債券回購業務，預計之後債券回購業務會逐漸向境外投資者展開。

（二）商業類境外機構

商業類境外機構涵蓋的範圍比較廣，境外商業銀行、基金、證券公司、保險機構還有其他境外中長期機構投資者一般都屬於境外商業類機構。作爲商業機構，逐利是它們最原始的動機，其之所以投資中國債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獲取投資收益。

要想分析這類機構的投資行爲，我們需要先了解境外機構投資中國債券的收益來源是什麼？投資中國債券和投資其他國家債券如美債等又有什麼不同？

因爲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結算貨幣，我們以持有美元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爲例來進行分析。

與直接購買美國債券相比，購買中國債券對境外機構而言，最大的區別是他們需要先將手裏持有的美元按照匯率兌換成人民幣，然後使用人民幣來購買中國債券，最後再將人民幣兌換爲美元。

假設境外機構擁有100美元，當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爲1:7，境外機構投資者在將100美元兌換成700元人民幣後，將700元都用於購買票息爲3%的1年期國債，一年後，境外機構獲得721元。

如果此時匯率依舊爲1:7，那麼境外機構在兌換後獲得103美元，即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債券獲得了（1+3%）×100%-1=3%的收益率。

如果此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爲1:7.1（人民幣貶值了1.41%），那麼投資者獲得101.55美元，即它們的投資收益率爲（1+3%）×（1-1.41%）-1=1.55%。

如果此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爲1:6.9（人民幣升值了1.45%），那麼投資者獲得104.49美元，即它們的收益率爲（1+3%）×（1+1.45%）-1=4.49%。

相應的，如果境外投資者在中途以742元的價格賣出債券，買賣收益率爲6%，在其將742元兌換成人民幣時，也會受到匯率價格的波動。

整體來看，如果境外機構持有到期，那麼最終的收益率爲：（1+票面利率）×（1+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1≈票面利率+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如果中途賣出，那麼最終收益率爲（賣出價÷買入價）×（1+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1≈價格波動幅度+人民幣匯率變動幅度。（這裏暫時不考慮持有期間的票息收益）

綜合來看，我們就知道境外機構持有中國債券的收益主要來源於以下三種：票息收入、人民幣匯率變動和資本利得收入（即債券價格變動帶來的收入）。

相應的決定境外機構是否投資中國債券主要也有三點原因：中國與國際債券收益率利差（主要是中美利差）、中國人民幣匯率走勢和中國債券市場未來走勢。

首先，我們來分析利差。

這一點比較好理解，以中美利差爲例，如果投資者美國債券只能獲得1%的收益率（美國國債利率一般被認爲是全球無風險資產利率），而投資中國債券能獲得3%的收益率，那麼在不考慮匯率變動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中國債券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會明顯大於美國債券。

相應的，如果中美利差走闊，那麼投資者也會更有動力去配置中國債券，反之則會減少對中國債券的配置力度。從歷史數據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境外機構的持債環比增速與當時的中美國債收益率利差存在着明顯的正相關關係，且大部分時候利差的變化會略微領先於境外機構持債環比增速的變化。

其次，我們來考慮人民幣匯率波動。

匯率波動對境外機構的持債收益會產生明顯的衝擊。如我們上面提到的，投資者持有中國國債到期的最終收益率爲（1+票面利率）×（1+人民幣匯率波動率）-1≈票面利率+人民幣匯率波動率。

即如果中國國債的收益率爲3%，且人民幣升值了3%，那麼投資者就能夠獲得3%+3%=6%的收益；如果人民幣貶值了1%，那麼投資者就只能夠獲得3%-1%=2%的收益；如果人民幣貶值幅度超過3%，那麼投資者就會面臨虧損。

因此，如果市場預期人民幣會升值，那麼投資者應該會加大投資中國債券（在獲取債券收益的同時，享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附加收益），反之如果預期人民幣貶值，那麼投資者應該會減少對中國債券的投資。

需要注意，外匯投資者在意的是未來的人民幣匯率走勢，畢竟他們是在未來纔有將人民幣兌換爲美元的需求。

我們以（1年期NDF匯率-離岸即期匯率）÷離岸即期匯率來構造投資者貶值預期指標。其中，1年期NDF匯率是市場上投資者通過交易形成的對於1年後的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如果1年期NDF高於即期匯率，且匯率差走闊，這往往反映出市場大部分投資者認爲未來一年裏人民幣會貶值；反之則表示市場投資者認爲人民幣不會貶值。

那麼相應的，如果（1年期NDF匯率-離岸即期匯率）÷離岸即期匯率數據變大則表示市場預期未來人民幣會貶值；反之如果該指標數據變小，則表示市場預期未來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小。

從數據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民幣貶值預期與境外機構的持債增速呈現出較爲明顯的反相關關係。

雖然1年期NDF匯率能夠體現市場對匯率的遠期觀點，但是市場和預期往往會出現背離。而匯率的超預期波動會對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收益產生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在外匯市場波動比較大的時候。

因此，爲了鼓勵境外投資者參與到中國債券市場，外管局開始逐漸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通過外匯衍生品工具來管理自己的外匯風險敞口，減少由外匯波動帶來的影響。

隨着制度的完善，可以看到在2017年之後，外匯市場上的外匯掉期、遠期業務量均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特別是外匯掉期業務規模快速擴張到每個月接近8萬億的水平。較大的外匯掉期業務確保了境外機構投資者能夠在外匯市場上較好的管理外匯頭寸。

這也是近幾年人民幣貶值預期與境外機構持債增速出現較多背離的原因。畢竟通過外匯衍生品工具，匯率波動對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在逐漸降低。

具體操作時，境外機構在投資中國債券時，可以在市場上先發起外匯掉期交易，尋找交易對手方，約定將自己持有的外匯按照約定匯率（一般是即期匯率）兌換成人民幣，並約定好在之後的某一時期（比如說一年後）按照約定的匯率（一般會參考同期限遠期匯率）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匯。

通過掉期業務，境外機構在期初就確定了外匯成本，極大程度上降低了外匯風險（但往往不能完全對沖外匯風險，一來目前外匯衍生品交易的期限集中在1年以內，長期限品種的市場活躍性不高；二來在對沖規模上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偏差）。相應的，爲了對沖外匯波動風險，境外機構在期初的時候就支付了一筆對沖成本。

這筆對沖成本可以用相應期限DNF-即期匯率來近似替代，具體比如交易雙方約定按照即期匯率1:6.8兌換人民幣，並在未來按照1:6.9來兌換美元，這樣雖然固定了未來的匯率，但是相當於直接默認了人民幣未來會貶值1.45%。這就是爲了對沖外匯波動風險，投資者承擔的對沖成本。當然除了存在掉期點（即遠期匯率與即期匯率的差距），投資者還會面臨合約手續費等成本，但是這些成本較低且難以衡量，這裏暫時不考慮其他對沖成本。

按照這樣的對沖成本來計算獲得對沖後的中美債券利差，我們會發現對沖後的中美利差與境外機構投資者持債行爲存在更爲明顯的相關性。

最後，我們來考慮債券價格波動。

一般來說，如果境外機構偏交易盤，那麼隨着債券收益率的走低，境外機構應該增持債券；反之，如果境外機構偏配置盤，那麼隨着債券收益率的走低，境外機構應該減緩債券配置的進度。

因爲境外機構既包括偏交易盤的商業類機構，也包括偏配置盤的央行類機構，所以從整體上來看的話，境外機構的持債規模和國債收益率的關係並不確定。

我們從數據上可以看到，在2016年之前，境外機構持債增速與國債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這是因爲當時只有央行類機構被批准直接參與到銀行間債券市場，而央行類機構是明顯的配置盤，這就使得他們的行爲與債市走勢呈現出正相關。

而自2016年之後，隨着央行3號文的頒佈，越來越多的商業類機構開始參與到銀行間債券市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的很多時候，境外機構持債增速與國債收益率呈現負相關，這也從側面體現出境外商業類機構在所有境外機構中的佔比在不斷提升，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加。

（三）央行類境外機構

央行類機構包括各國央行（貨幣當局）和其他官方儲備管理機構、國際金融組織和主權財富基金。它們也是最早被允許參與到銀行間債券市場當中的境外機構。

與商業類機構不同，境外央行類機構投資中國債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爲了盈利，人民幣國際化和政治性因素纔是他們投資中國債券的主要原因。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境外央行或主動或被動的開始持有人民幣外匯儲備，並隨之產生了配置人民幣資產的需求。人民幣外匯儲備簡單來說就是各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等經濟往來中持有的人民幣現金。這類似於中國由於對美國貿易順差而持有大量美元，只不過現在是指其他國家持有人民幣而已。

但是因爲持有人民幣現金就意味着他們要間接的承擔人民幣通貨膨脹的成本，所以各國央行就需要通過投資人民幣資產如債券等來實現人民幣外匯儲備保值增值。

而央行類機構在投資人民幣資產時，首要的目的並不是投資盈利，而是要保證本金的安全，如中國央行外匯管理的主要原則就是安全、流動、保值增值。而在各類資產中，有中國政府信用背書的利率債無疑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以俄羅斯央行爲例，外國政府發行的證券（主要是各國國債）在俄羅斯央行境外資產中佔比最高，2018年的佔比爲40.3%，2019年末略微下滑到36.3%；存款是俄羅斯央行持有的第二大類資產，近兩年佔比穩定在31%的水平。另外，俄羅斯央行雖然會持有非政府證券，但是這類非政府證券一般都是有政府擔保或者隱性擔保的證券，類似於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債，2019年俄羅斯持有該證券的比重爲6.2%，相比於2018年上漲了0.6%。

中國央行沒有公佈外匯儲備的具體投向，但是根據外管局發佈的報告，2015年我國持有的美元資產規模爲22289億美元（佔外匯資產比重爲58%），而2015年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規模爲12461億美元，美國國債佔美元資產的比重爲56%，如果考慮持有的美元現金，那麼中國持有的美元外匯也主要投向了美國國債。

從這個角度看，境外央行持有中國債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國際化。可以看到，全球人民幣外匯儲備與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債券是同步增長的。

第二，政治性因素。除了人民幣國際化帶動各國央行增持國債等人民幣資產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也會對國際央行類機構增持人民幣債券產生明顯的影響。

以中美俄三方爲例，2018年美俄衝突加劇，美國針對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制裁措施，相應的俄羅斯則通過大規模減持美元資產來應對美國的經濟制裁。而在俄羅斯減持美國資產後，俄羅斯央行開始大幅度增加在人民幣資產上的配置，可以看到俄羅斯央行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從2017年末的2.8%快速增長到2018年6月的14.7%。

這也導致了當時出現了中美利差走低和境外機構增持中國債市並存的現象。不過到了2018年3季度，隨着俄羅斯買債力量的衰弱，境外機構持債增速也隨着利差下降而下降。

三、境外機構趨勢分析

隨着金融開放的推進，我們預計未來境外機構在中國債券市場上的比重會繼續提升，其在未來債市的研究框架中的地位會越來越高。

第一，境外機構持債佔比依然偏低，未來提升空間較大。

近年來，雖然境外機構在不斷增持中國債券，但是境外機構在中國債券市場上的份額佔比依舊較低。截止2020年10月，境外機構持有的銀行間市場債券總額不足3萬億，佔銀行間債券市場託管總量的比重僅在3%左右。

橫向對比其他國家來看，境外機構參與中國債券市場的深度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截止2020年3月份，日本本幣國債的境外投資者持倉佔比爲12.9%，韓國爲12.79%，而中國的佔比僅有6.45%。中國相比於日韓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第二，隨着人民幣國際化，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動力在不斷加強。

境外機構特別是央行類機構的持債行爲和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密切相關。目前，隨着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增強，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份額中的佔比也在不斷提高。而這就必然會驅動境外機構去增持以中國國債爲主的人民幣資產。

第三，中國金融開放步伐加快，推動境外機構配置中國債券。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步伐在不斷的加快，可以看到2017年之後，中國各項對外開放政策出臺的頻率明顯加快，境外機構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的渠道在不斷拓寬，便利性也在不斷提升。

而即使是在逆全球化趨勢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國也一直在持續推進對外開放的政策。如在2020年2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在試驗區探索開展本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試點、發展人民幣外匯衍生產品市場等措施；2020年5月發佈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期貨投資資金管理規定》也簡化了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證券期貨市場的流程，取消了諸多限制。

隨着中國金融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債券市場也逐漸得到了國際市場投資者的認可。在2019年4月，我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就被正式納入作爲三大主流債券指數之一的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在2020年2月28日，中國國債被正式納入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

而被納入國際債券指數不僅意味着中國債券得到了全球投資者的認可，也會帶動國際跟蹤相關債券指數的資金開始被動配置中國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從下表的預測中，我們也能夠看到，被納入彭博指數和摩根大通指數預計能夠爲中國債券市場帶來至少2000億的資金流入（按照20%的跟蹤基金配置中國債券計算）。

除了資金被動流入，被納入國際債券指數也會帶動更多的境外機構主動配置中國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