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新作《一秒鐘》的宣傳主打“獻給電影的情書”。如果說影片中有“情書”意象，指的當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在西北戈壁農場生活的人們，兩個月才能看上一部電影。那部電影，他們可能已經欣賞數遍，對於情節和臺詞早就爛熟於心，可是鑑於精神食糧匱乏，每次放映仍會被他們視爲公開的情信，讓他們興高采烈地集體赴約。

與狂歡的人羣相比，三位處於遊離狀態的主人公，不僅都有些失落，也均談不上熱愛電影。“勞改犯”張九聲對電影正片是《英雄兒女》還是《南征北戰》並不感興趣，他要看的是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聞簡報》，裏面有他14歲女兒的畫面。“假小子”劉閨女只想偷到一截能做成燈罩的膠片，因爲與她相依爲命的弟弟燒了借來的膠片燈罩，被嚇得不敢出門，她想保護弟弟。放映員範電影看着風風光光，但人前的顯貴顯能不過是種佯裝，除了可以接受高規格禮遇和羣衆的小恩小惠，還反覆暗示這份工作非他莫屬，是因爲他還有個傻兒子要養。

三個人與電影的故事，折射出時代洪流對於個人命運的衝擊與改寫。開場，張九聲在沙漠中艱難跋涉的遠景，正是一種象徵性的寫照。他與劉閨女在荒漠爭搶電影膠片的畫面，將這層象徵意味加重。兩人與範電影的命運交叉，則帶出了幾組令人唏噓的親情關係，以及或缺席或在場的父親形象。

這種被某個年代塑形的親情及父親，在張藝謀的作品，尤其是文藝片中經常出現，難能可貴的是，他常能一邊冷靜陳述，一邊剋制反思。《一秒鐘》更是做到了四兩撥千斤，讓觀衆透過簡單的故事、簡潔的畫面，看到情感的溫度，更看到寓意的深度。

張藝謀早期的幾部代表作，時代背景皆放在民國，宗法制度主宰的社會規則下，親情顯得微不足道，妙齡女子即便受過高等教育，也要被父親或母親賣給有錢的老年男性爲妻妾。

《大紅燈籠高高掛》裏的母親尚會擔心“嫁出去的女兒”給別人當小老婆可能要受委屈；《紅高粱》《菊豆》裏的父親則完全把女兒當成“潑出去的水”，哪怕他們明知跟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女婿有傳染疾病或暴力傾向（《紅高粱》中九兒要嫁的李大頭患麻風病，《菊豆》中的楊金山娶菊豆之前折磨死了兩任老婆），他們仍一無反顧地把女兒攆出家門。

當然，張藝謀在這幾部影片中的着力點，並非親情關係，而是揭露宗族秩序、男權話語對於個體尤其是對於女性的戕害，某種程度上帶出了他對於創作環境的憂思。同時，九兒、菊豆反抗父權、夫權的結果雖然差異很大，卻與《黃土地》中翠巧在完婚後逃離夫家的行爲一道，側寫了張藝謀、陳凱歌等中國第五代影人登臺亮相時的強硬姿態。不過，當父權在古裝題材的影片《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中被皇權加持，張藝謀則表現出了曖昧的創作立場。

他的幾部現代題材影片《一個都不能少》《幸福時光》《千里走單騎》，離異、再婚、城市擴張、外出打工等日趨普遍的社會現象，對城市及鄉村的家庭結構都有一定的衝撞，重塑了原生家庭模式下的親情，出現了臨時性、替代性的“父親”。《幸福時光》中的退休工人宛若父親，和幾個老夥伴一起，幫助盲女孩重建對生活的信心，撫慰了她渴望親情的內心；《千里走單騎》中的日本老人與雲南小孩，在他們分別和自己的兒子與父親和解之前，從彼此身上獲得溫情，短暫地做了一回“父子”。

張藝謀關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創作最值得玩味。他一方面在《我的父親母親》《山楂樹之戀》裏，將該年代當作既淡又遠的背景，講述與時代語境似乎並不相符，具有理想色彩的愛情和親情；另一方面又通過《活着》《歸來》，把特定年代與其它時期並置，將小人物在特殊歷史情境下經受的苦難與心酸，放置在命運的長河中。其中關於愛情的篇章依舊屬於平淡中見偉大，不過父親與子女的關係，卻存在傷痛，只能由時間治癒。《活着》裏，福貴的被迫缺席導致女兒成爲啞巴，他的在場又讓兒子失去生命；《歸來》裏，陸焉識被定性爲“勞改犯”後，女兒爲了前程與他劃清了界限，又主動向有關人員報告了他的行蹤。

《一秒鐘》除了有張藝謀說的“一點《活着》的意思”，還有一些《歸來》的味道。張九聲作爲“壞分子”，無疑像陸焉識一樣，影響了女兒的未來。女兒在糧店工作時搶着幹活，是以實際行動撇清與他的關係——《新聞簡報》將她與幾個成年男性一起搬麪粉的畫面記錄了下來，無形中讓她像《活着》裏福貴那張“革命的證明”材料般，有了自證清白、自我保護的安全網。

她在爭先進時是否被卡車撞死，影片雖然沒有明確交代，但藉助張九聲與範電影、劉閨女的對話，觀衆已猜出八九分。這讓張九聲執意要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十眼甚至百眼女兒的動機，非常可信也特別感人。但即使女兒沒死，張九聲的行爲也能被理解，他被送去勞改時女兒只有8歲，兩人已經一別6年——他第一遍看《新聞簡報》都沒能認出女兒的原因，正在於此。

無論何種解釋，張九聲藉由《新聞簡報》訴諸相思的方式，都具備荒涼或者說荒誕之意。因爲其中的女兒，正在向世人展示她對父親堅定說“不”的決心。這種對比帶來的悽慘感，在張九聲與劉閨女被保安隊一夥人背靠背綁在一起，觀看電影《英雄兒女》時也有明顯體現。幕布裏的王成喊完“向我開炮”，成爲英雄被人銘記，他的妹妹王芳最後也成爲英雄，並在戰場與生父團聚。但張九聲的女兒、劉閨女的父親是生是死則無人在意，兩人只能任由眼淚流淌。

整個保安隊和他們一樣，也看得淚流滿面，道出了張藝謀在採訪中所言的，影片中沒有好人、壞人，只有時代背景下的人。正因如此，範電影爲了保住飯碗向保安隊舉報張九聲，也就稱不上是人性醜惡。相反，範電影把帶有張九聲女兒形象的兩幀膠片偷偷剪下送給他，又按他的請求，把自己視若珍寶的漂亮膠片燈罩送給劉閨女，就顯得格外動人。這兩個舉動令張九聲既與劉閨女建立了類似父女的親情關係，也讓他對親生女兒的愛，有了具體的承載。

遺憾的是，那兩幀膠片最終被保安隊員丟進沙漠，被風沙吞噬。站在遠處看到張九聲與保安隊員發生衝突的劉閨女，在他們走後跑了過來，撿到了原本包着兩幀膠片的一片報紙。她雖然心生疑惑，仍然把報紙珍藏了起來，在張九聲平反之後，親手交給了他。

對於“兩年後”的結尾，不少評論認爲屬於狗尾續貂，削弱了時代的殘酷性。但這恰恰反映出張藝謀作爲藝術家的善意。或許已經失去親生女兒的張九聲，在接到劉閨女遞來報紙的那刻，得到了另一個女兒。

藝術電影應該承擔引領觀衆發現真相、思考生命的社會功能，但也應該讓人看到希望。《一秒鐘》是張藝謀創作上的一次純粹的迴歸，已然70歲，早已不需要再用頭銜和榮譽爲自己加冕的他，飽含着對電影的赤誠，對歷史的忠誠以及對觀衆的真誠。

文 | 梅生 編輯 | 陳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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