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逃離邊緣

作者：殷萬妮

編輯：江嶽

01 2020

電影《一秒鐘》預告片展現了一場放映事故。

一疊抻長了的、雜亂的膠片被拉木頭的板車拖拽着，隨後“躺”在地上，沾滿塵土。放映員扯着嗓子跟觀衆解釋道，“今天電影放不成，責任不在我們。”

突然屏幕一黑，“技術原因”四個大字打在了屏幕上。

一語成讖。

這部於2018年殺青的電影，在2019年1月入圍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與其他作品一起參與金熊獎的角逐，這是張藝謀時隔九年再次入圍歐洲三大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上一次，是《三槍拍案驚奇》提名金熊獎。

然而，就在距離首映還有四天時，《一秒鐘》宣佈因技術原因緊急撤檔。

撤檔，也在國內發生了。

11月24日，即金雞獎開幕式前一天，張藝謀的妻子陳婷在微博上稱，《一秒鐘》由於“技術原因”取消廈門金雞獎首映。這場戲裏戲外皆遭遇的變故，顯然不是張藝謀想看到的結果。

《一秒鐘》是一部關於膠片電影的電影。

張藝謀再一次聚焦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故事發生在西北某地，由張譯飾演的勞改犯張九聲爲了在電影中尋找自己已故女兒的影像，悄悄從勞改農場逃出，徒步穿過人跡罕至的大漠，並威脅範偉飾演的電影放映員放電影，一切僅爲見女兒一眼，哪怕只有一秒鐘。

張藝謀經歷過那個膠片時代，他也在不斷地緬懷那個時代。

2007年，戛納電影節六十週年，在受邀拍攝《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電影》的3分鐘短片時，張藝謀選擇拍攝《看電影》。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一座青山環抱的村落中，放映員坐着老式三輪裝載車來到村子，一場露天電影讓整個村子都熱鬧了起來。大幕落下，孩子們搬好板凳急着佔位置，大人們也裏三層外三層的聚集在一起，人人都在等天黑。

終於，放映機打出一束光，觀衆們歡呼。直到電影開始放映，大家屏住呼吸，安靜地看向屏幕，也有孩子累了，呼呼睡去。

在物質與精神皆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陌生的電影世界有着無限的好奇與熱情。張藝謀也是如此，電影於他而言，又多了一層意義——電影開啓了他新的人生。

02 邊緣

在拍電影前，張藝謀的社會角色是一個邊緣人。

受制於家庭背景，他曾被劃分爲“黑五類”、“狗崽子”。張藝謀的父親曾擔任國民黨軍需官，兩個伯父也是黃埔軍校出身。

從左至右：張藝謀的叔叔、奶奶、小姑、

這一度成爲他心中壓抑的一種禁忌。張藝謀還記得，小學一二年級時，有一天，他從牀底下翻出一個國民黨的軍扣，他既緊張又驚訝，便拿着釦子問奶。奶奶一把搶過釦子，以訓斥的語氣問道：“在哪兒找的？”張藝謀察覺出不對，便不再做聲。

他漸漸形成了內向、壓抑的性格。

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陝西關中乾縣的農村插隊，後來因爲自己有打籃球這一技之長，才“闖”過了政審難關，被國棉八廠招工。

車間開大會時，領導按照流程通知“黨員、團員留下，其他人走吧”，全車間800人，只有張藝謀一個人站起來，人們目光紛紛投向他，看着他離開。

後來領導索性直接把名字點到張藝謀頭上，說：“張藝謀，你走吧。”

這樣的日子，直到他上了電影學院也沒能結束。

1978年，恰逢文化大革命結束，28歲的張藝謀因爲超齡無法報考北電，後來他給時任文化部長黃鎮寫信，附帶了一冊30多張照片的作品，才作爲非正式招考生被錄用。

張藝謀一進校，就有人貼大字報，以揭露1978年高考裏的招生黑幕爲由聲討他。他抬不起頭，甚至想過回老家。

張藝謀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借調，上大學是破格，我好像從來都是一個編外的身份，一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這也是我壓抑的原因。”

好在命運節點在此發生。

張藝謀成了第五代導演隊伍中的一員。第五代導演狹義上是指1978年入學，1982年以後陸續畢業於北電的導演系學生，後來又擴展到攝影系、美術系。

張藝謀在電影方面的天賦很快便顯現出來了。

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偏遠的廣西電影製片廠。1983年，廣西電影製片廠破格批准張藝謀、何羣、張軍釗、肖風這四個應屆畢業生成立“青年攝製組”，並拍攝《一個和八個》。大學生畢業不滿一年，就獨立拍片，這在中國電影界是史無前例的。

在這部被外界公認爲“第五代開山之作”的電影裏，張藝謀擔任攝影。

張藝謀去繁就簡，大膽運用了不完整甚至極端不對稱的構圖，風格誇張怪誕。在電影開始，故事在一個半封閉的窪地發生，夜幕沉沉，被關在隨軍監獄的八名罪犯密謀出逃。只見逡逡一片，在黑暗中人臉若隱若現，難以辨認，這樣的鏡頭持續了整整九分鐘。

在他的鏡頭下，人物常處於對角線或者角落的位置，有時人物只被鏡頭割出大半邊臉。反派也好，英雄也罷，不再是觀衆以往熟悉的、貼有明確標籤的板式，他們混爲一體。在新的構圖下，常常讓人產生角色處於狹窄空間下的壓迫感和窒息感，搭配極其冷暗的色調，不僅能準確地傳遞出人物心理，同時也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

走了“野路子”的《一個和八個》在誕生之初就註定不凡。

電影拿到北京北太平莊的“新影”放映廳放映，導演張軍釗坐在後面的放映室，透過小窗子看到，影片結束後，全場站起來使勁兒地鼓掌，激動得不行。他知道電影成了。

送審後，主創們又對電影刪改107處，歷經十一個月，電影終於在1984年正式公映。

第五代導演自此走上中國電影歷史的舞臺。

張藝謀走得很快。憑藉這部電影，他獲得了中國電影優秀攝影獎。1987年，由他首次擔任導演的《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而他本人也提名了金雞獎的最佳導演。同年，他因主演《老井》一舉奪得百花獎、金雞獎、東京國際電影節三大影帝，而這也是他第一部出演的電影。

那一年，張藝謀不過37歲。

03 反向創作

邊緣人的身份，一度讓張藝謀習慣用一種逆向的藝術表達方式——張揚的色彩、極致的形式等。

比如《紅高粱》裏的紅。

影片開頭，在延綿不絕的黃土崗上，轎伕與樂隊走過，黃土漫天飛揚，顛簸的紅轎子似騰雲駕霧，“我”奶奶九兒坐在一片紅中。沒有任何挑逗性的表情和裸露，單是用色彩，張藝謀就表現出一種濃烈的、自然的情慾。

而在餘佔鰲和九兒在紅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戲中，鏡頭前的紅更有層次了。

太陽把高粱穗子灼得紅豔豔的，風聲吹得高粱枝葉嚓嚓作響。高粱深處，餘佔鰲踏出一塊平地，高粱折斷落地，土是紅的，穗子是紅的，九兒的衣裳是紅的，一層層紅下去，又一陣強一陣弱。九兒躺在高粱地上望着天，餘佔鰲一節節矮下去，放恣的愛情激盪、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因顏色的襯托表現得淋漓盡致。

從籌備到拍完戲，電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殺口》，在最後電影送審時，張藝謀才改成了《紅高粱》。那一抹紅，抹去了政治說教，也淡化了時代背景，躍到臺前的是自由奔放、熱血沸騰的生命力以及讓人震撼的張藝謀式美學。

張藝謀擅長運用色彩意象，同樣的顏色被他用在不同的電影中，表達不同的寓意和情感。

圖：《大紅燈籠高高掛》

到了1991年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紅色又用以表現壓抑和殘酷。

在幽深閉鎖的深宅大院，紅燈籠掛起、點亮、熄滅、封燈，每一個反覆，就是一次太太們被寵、爭權的輪迴，週而復始。

燈一旦點亮，太太的屋內屋外就會被許多盞紅燈籠環繞，但封建禮教和男權陰影的籠罩下，連生死都不由己，再多的紅燈籠也無法點燃一顆死寂的心。

以紅色爲基調，隨之瀰漫開來的是慾望與蓬勃、血色與罪孽、壓抑與悲涼，一切皆湮沒其中。

極致的藝術表達，讓張藝謀的導演作品迅速受到了認可。

他還記得《紅高粱》獲金熊獎的那天，自己激動得一晚上沒睡着覺：“這個‘紅繡球’並不只打在我頭上，我當時感到整個中國都在揚眉吐氣地往起站！”

《紅高粱》成爲“文革”後第一部在美國院線上映的中國電影。因爲獲獎，電影在國內也收到了追捧，在一些地區，電影票價從1元漲到10元，西影廠因此得到四百多萬元的票房收入。

這部電影標誌着第五代導演正式進入創作的巔峯時期。《紅高粱》商業上的成功爲中國電影趟出了一條新路:先去國際獲獎，再回國內賺票房。電影最終斬獲10個海內外大獎，而張藝謀也隨即進入了拿獎拿到手軟的順遂時期。

在表達的尺度上，張藝謀叛逆過，也失望過。

自《紅高粱》引發意識形態上的爭議後，張藝謀被大批“揭露中國陰暗面”，是在《大紅燈籠高高掛》時期。

他對當時電影揹負的“過失”記憶猶新。

“我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表現高牆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了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複，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成了一種象徵性。可以說，這種象徵隱含了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了一個結論‘沉渣泛起’。”

這不是張藝謀最後一次碰壁。1995年，電影局決定與國際接軌，中影公司開始每年進口十部“大片”，中國電影市場第一次開始採取“票房分賬”。但也是這一年，張藝謀的電影《活着》因爲審查未通過，不能在大陸公映。

它成了張藝謀職業生涯裏唯一一部禁片，他還遭到兩年之內停止與境外投資方合作的處罰。

這次碰壁讓張藝謀在表達上學會了收斂。但外界關於他鋒芒盡收，向主流低頭的聲音又成了新一輪的爭議點。

04 向前

張藝謀又一次來到了時代節點。2002年，他以一部作品《英雄》和一己之力，開啓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序幕。

在拍攝時期，《英雄》就因過億的鉅額投資和豪華的演員陣容受到了大量關注，它還曾受到了一系列的“優待”：它是第一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禮的商業片，參加首映的人，無論是院線經理、媒體評論者，還是官員，都要通過安檢門的檢查，並交出手機、相機等物品，以防止盜版影片流出。

就連電影的新聞發佈會也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廳內掛着“爲中國電影加油、爲出征奧斯卡助威”的大橫幅，張藝謀同張曼玉、梁朝偉、李連杰等主演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