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鄭永年教授：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需強調搭平臺與講規則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創新平臺和新增長極”。

展望“十四五”，在當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之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迎來哪些新機遇、面臨哪些新挑戰？爲此，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廣深“雙城聯動”關鍵是優勢互補

《南方財經》：在“雙區驅動”發展的背景下，你怎麼看待深圳近年來的發展變化和機遇？

鄭永年：深圳在我們國家發展中佔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個具有使命性的城市。40年以來，深圳成功地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爲世界級的大都市。不僅在中國，深圳在整個世界地圖上也是一個生機勃勃、充滿生命力的城市，是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的中心。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說，深圳的故事都是中國成功故事的一個縮影，是最好的發展樣本之一。

如果我們將深圳與國際上其他地區相比較，則更能看到它的成功。上世紀80年代至今，美國一些城市帶（如“鐵鏽帶”）逐步衰落，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崛起。從深圳的例子來看，改革開放基本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與可持續的社會穩定，這是因爲有很多的制度創新。我國到今年已經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對於2035年乃至更長遠的2050年發展而言，制度創新至關重要。所以關於下一步中國怎麼走，國家把探索的使命交給深圳，讓深圳先行先試。這是深圳新的使命。

《南方財經》：你作爲“深圳市民”，深圳有哪些特質是你最爲欣賞的？

鄭永年：我覺得深圳這座城市的生命力在於它是幾種文化的交匯融合。有些人說，深圳一個科技城市，人文精神不夠深厚。當然，從歷史來看，深圳確實難以跟廣州、上海、北京相比，在幾個一線城市中，深圳是最新的城市。但是深圳之所以能發展起來，其實也與背後的文化密切相關。首先是嶺南文化中的實事求是、不務虛而務實等特質。再者是移民文化，深圳基本上是一個普通話的世界，因爲常住人口來自各個地方。第三，國際化，深圳靠近香港特區，受國際文化影響很深。所以，深圳在多種文化的推動下，成爲了一個創新型的城市。我們不能光以傳統文化的概念來判斷一個城市的文化氛圍。深圳擁有全新的文化氣質，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南方財經》：你如何理解廣深“雙城聯動”？

鄭永年：從最低目標來看，廣州、深圳都是廣東省的城市，要避免不良競爭，比如在招商引資方面。中間目標而言，兩座城市都要意識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哪裏。比較優勢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不可能一下改變。比如，廣州自近代以來一直是世界級的商貿城市，而深圳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成長爲以科技創新和製造業聞名的城市，兩座城市是優勢互補的。“雙城聯動”最高目標是兩個城市既合作，也進行良性競爭。這並不意味着廣州不發展科創、深圳不發展商貿，而是要找準定位，即一個是商貿中心，另一個是科創中心。如果能意識到這一點，兩座城市的合作就能提高到新的水平。

從發展數量經濟轉向質量經濟

《南方財經》：最近我們與中央廣播電視總檯粵港澳大灣區總部聯合策劃推出大型融媒體系列專題報道《高成長企業論》。那麼大灣區在培育科創土壤方面，還應該下哪些功夫？

鄭永年：我們都希望廣州和深圳發展成世界性的產業集羣，但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不僅僅是產業升級的問題。我一直認爲要把以廣州、深圳等城市爲中心的城市羣，建設成爲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吸引全球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優質人才並使之留下來，在這裏不斷升級。這是一個地方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正如我以前所說，這涉及政府跟市場之間的關係問題，國家跟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還有教育系統、土地制度、勞動制度等方面的問題，要求城市的整體升級。每個城市都是一個經濟平臺，這個平臺中誰是主角、誰當配角，需要明晰。政府應搭好這個平臺，發揮協調、支持作用，而主體則是企業。下一步，應當把平臺搭好，吸引產業進來。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經濟發展，集中發展單一產業。那時候經濟總量小，一座城市若有一兩個優勢產業，GDP就能實現快速增長。但是現在發展基數變大了，更需要搭平臺、講規則，從數量經濟步入到質量經濟，從以項目經濟爲主轉向以制定規則爲主。我們要制定開放的規則，是有利於優質的資本、優質的技術、優質的人才進來的規則，這樣才能形成競爭力。珠江三角洲發展態勢比較好，多個城市人均GDP已經達到約2萬美元，但這還不足夠。下一步，大灣區城市如何實現再提升，質量經濟如何發展，是需要企業、政府一起思考的。

《南方財經》：大灣區在增強對年輕人吸引力方面應該做些什麼？

鄭永年：與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不小，但人才吸引力還有一定差距。從區域內幾間大學的外籍教授數量可以看出，大灣區的國際人才還是比較少，國際化程度尚待提高。這表明大灣區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比如，香港有不少優質大學，但是缺乏發展空間，而珠江三角洲發展空間大但頂尖大學不多，或許可以將二者的優勢進行整合。

再者，如何建立學校系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僅僅關注大學的建設。對於人才而言，從博士畢業到四五十歲是黃金年齡，這意味着其子女從幼兒園到高中階段的學校配套很重要。因此，如果要吸引人才，就必須有優質的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世界上發達的國際化城市，都有大量的能吸引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國際學校，讓人才真正留下來。吸引人才不能只是停留在提供食宿以及研究經費方面。人才都有家，如果能讓他們把家也搬過來，纔算穩定下來。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還有環境、醫療保障系統等問題。所以，GDP和產業已經不足以評價一個城市了，我們要看質量，從質量上把這個短板補起來。公路、橋樑、體育館等爲“硬基建”，是比較容易規劃的，難的是“軟基建”，也就是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中國“硬基建”已經做得很完善，但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軟基建”。教育、醫療、公共住房、社會保障，這些解決好了以後，大家就會生氣勃勃地去創新。所以，創新城市的培育是一個綜合的工程，並非容易之事。“十四五”規劃不再強調經濟增長的具體目標，那麼廣州、深圳等城市也要相應地轉變思路，不應再單純追求GDP，要以另外一套指數來衡量城市的高質量發展。

推動大灣區與RCEP平臺對接

《南方財經》：當前國際新挑戰對於大灣區發展會有哪些影響？

鄭永年：其實2007、2008年我們已經經歷過一次挑戰，那時候採取了“騰籠換鳥”的措施，應對從美國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當前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貿易摩擦加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大灣區而言是各個方面的“大檢測”“大考驗”，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包括科技公司、芯片、就業、來料加工等方面的短板。那麼我們如何把這個短板補起來？

過去這種“沒有芯片就向國際社會採購”的想法在今天已經行不通了。我們並非不能自主製造芯片，也許在早期產品質量上有差距，但是可以不斷改進。當前很多企業都碰到這種困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要思考怎麼去改變。

《南方財經》：RCEP爲大灣區帶來了哪些機遇和挑戰？

鄭永年：“雙循環”戰略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爲主，但我們不要認爲國際循環就不重要，尤其珠江三角洲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RCEP簽署後，對於珠三角企業而言，關稅、政府補貼等都將發生變化。

一方面，RCEP爲中國的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競爭壓力也隨之增大，企業要增加自己的競爭能力。可以說，RCEP是一個大平臺，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這個經濟大平臺與RCEP這個經濟大平臺的對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以及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都有緊密的貿易關係，在實施零關稅以後有什麼影響？我認爲，大灣區的企業都要自主評估下一步路徑。

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制定世界規則方面要主動參與，甚至在有些領域要主導標準的制定。這要求我們進行制度改革創新。大灣區的建設重點不僅是區域內城市之間的整合，它是中國一大經濟平臺，同時也是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聯點。制定規則還要考慮到國際適用性，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強調深圳的先行先試經驗要可複製可推廣，正是希望這些先行探索不僅適用於深圳這個地方，也可以複製到其他城市、其他地區。

（作者：洪曉文 編輯：陸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