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人》剧照

虽然施虐的男性人物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难得一见，但他散播的恐怖气息却如影随形，笼罩着作为受害者的女主人公；银幕上历历在目的恐怖效果，又让观众不由自主地感同身受。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700万美元），刚刚上映的科幻恐怖片《隐形人》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可喜的票房业绩与不俗的专业口碑。这与身兼导演与编剧的雷·沃纳尔的创作思路密不可分。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97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意在警示人们科学是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又能招致灾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应运而生，且大获成功，影响久远。然而，沃纳尔没有老调重弹，而是旧瓶装新酒。大体而言，新版《隐形人》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它与近世从未消退的男女平权的诉求相一致，一方面又迎合了近年如火如荼的“Me Too”运动，从而让这个经典的科幻故事再次散发光芒。

新版《隐形人》不但在隐身技术上与时俱进——由原来改变身体折射率的药剂，进化为布满摄像头的光学服，而且在主旨呈现上也焕然一新——科学怪人与普通民众的冲突，演变为家暴男与受虐女之间的矛盾，以及各自代表的群体间的矛盾。二者之间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科学家隐身之后才为非作歹，而男人穿上光学服之前已是一个恶人。不仅如此，原来只是功能性的隐身技术，现在又多了一层象征意味：家暴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受害者往往满怀悲苦却又无能为力；而科技侵入隐私导致的人际关系的异变，又使得深具女权色彩的影片具备了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这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电影因切中时代痛点、呈现群体恐惧而逆天改命。

与如此创作思路相对应的是：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故事都是从受虐者而非施虐者的视角展开推进。扮演女主的伊丽莎白·莫斯很多时候都是在对着空气表演。她用力道均匀、拿捏到位的动作让观众“看到”那个隐遁不见却又如影随形的男人，同时又将后者带给她的痛苦、崩溃、惊吓和绝望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其壮硕的身形足以令观众相信为何她最终成为游戏的赢家，而其宽脸大额的容貌又很好地展露了丰沛而细微的心理与情绪。我们与她一起担惊受怕，一起歇斯底里，甚至一度怀疑：难道塞西莉亚真的疯了吗？如此观影效果提醒人们，恐怖片不一定非要疯狂才能让人心生恐惧。

与莫斯厥功至伟的表演相辅相成的是导演对镜头语言的调度与运用。昏暗的卧室、狭窄的阁楼、拥挤的餐厅、关闭的出口以及隐蔽的豪宅，如此等等大量封闭式镜头，不但营造出一种隐形人给女主造成的压迫氛围，而且将后者的孤独无助更加凸显出来。这样的孤立，在本杰明·沃尔菲施的魔幻配乐下显得尤为强烈，而这恰恰是隐形人攻击她的最为锋利的刀子，一把别人拒绝看到和承认的致命武器。与封闭式场景异曲同工的是大面积空白。如身处画面右侧边缘的女主洗澡时，出于视觉本能，观众想要她身边的巨大空间得以填补，而当期待迟迟没有实现时，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就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觉，也出自代替隐形人的眼睛进行偷窥的移动镜头——比如从半掩的卧室门外看去，塞西莉亚与黑人朋友一家相聚的场面。

影片开头，塞西莉亚凌晨时分在配备新型科技设备的豪宅中，带着潜藏已久的目的醒来，旁边是被她下药而沉睡的男友阿德里安。她蹑手蹑脚、屏息敛声的逃离散发出的却是揪心的紧张气氛，而其强悍又脆弱的表演特质让人想起的是《终结者2》中的莎拉·康纳。一番令人心惊胆战的操作后，塞西莉亚被驱车赶来的姐姐爱丽丝接走，并寄居在儿时的朋友——警官詹姆斯家里。然而，她清醒而积极的意图越来越多地被迷茫和失态所支配。灶火火势莫名其妙地增大，浴室玻璃上突然出现手印，面试所带的作品不翼而飞，房间里好像总有一双眼睛盯着她，晚上睡觉时被子被扯掉，上面甚至还有一双脚印……本就诡异的现象又因近处声效的放大而越发骇人。观众透过银幕都能感受到这种无处遁形的不寒而栗。

原来这一切都是诈死男友玩的欲擒故纵或欲纵先擒的游戏。然而，当塞西莉亚在阿德里安的实验室找到隐身光学服时，所有的谜团瞬间都有了答案。但影片前半段营造的神秘与悬疑的氛围随即丧失，而叙述文本的解读空间与延展厚度也到此为止。真相既然揭晓，剩下的就是“没人愿意听的疯女人”与丧心病狂的隐形人之间不无俗套的斗智斗勇。在欲告无门、欲哭无泪的情况下，前者唯有杀掉后者才能重获自由。不无反讽的是，显露真身的“隐形人”被穿着隐身服的塞西莉亚一刀封喉，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当塞西莉亚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曾经幽闭她的豪宅时，我们恍惚之间以为是在观看一部超级女英雄电影。或许凝视深渊过久，与恶龙搏斗过久，她已成为了他。

侦探推理或悬疑恐怖类型影片往往在斗智层面曲径通幽，斗勇方面快意恩仇，前提是逻辑无懈可击，细节耐琢耐磨。如果从影片散发的恐怖情绪中跳脱出来，细究导演为推进剧情而不断让路的做法，可发现《隐形人》存在不少细节上的瑕疵与逻辑上的漏洞。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隐形人”的大材小用。以受害人视角讲述故事有自说自话的嫌疑，将隐形人神秘化处理又导致其有口难辩、个性模糊的缺陷。尽管这种处理使得最后的反转有了开放性的解释，但作为一部影射现实的作品，如此设计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赋予隐形人以合理的心理侧写和充足的行事动机，那么无疑会让他变得真实可信，其冒犯性与威慑力也因此越发鲜明生动，而不再是一个让政治正确的女性受害者奋起反抗且被击碎的功能性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