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習近平主席緣何高度評價張謇

張謇

文：魏東月

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期間，專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參觀張謇生平介紹展陳，瞭解張謇興辦實業救國、發展教育、從事社會公益事業事蹟。習近平指出，張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在興辦實業的同時，張謇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羣衆，影響深遠。

其實，早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曾以張謇爲榜樣，勸勉企業家主動爲國擔當、爲國分憂，正所謂“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

張謇，到底是誰？他爲什麼一再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評價？他對當今中國的企業家有什麼啓示？

狀元“四先生”

清咸豐三年（1853年），張謇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海門民間稱他爲“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張謇4歲時，由其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張謇即可以背誦千字文且通篇無誤，張父由此認定張謇可以考取功名，自此，張謇走上了漫長的科舉之路。

張謇《楷書八言聯》

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因祖上三代沒有功名，視爲“冷籍”，因此在科舉的路上甚爲艱辛，甚至因學籍而喫到了官司。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學籍官司暫時中斷學業的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幫他銷案的知州孫雲錦。到了光緒二年（1876年），他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任文書，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以及各種軍事行動。此後，張謇隨軍奔走四方。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藉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爲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後不久吳長慶病故，遊歷天下數載的張謇迴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帝師”翁同龢格外器重張謇。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他33歲時，因孫雲錦官至江寧府知府，其子弟依例迴避，需轉赴順天鄉試，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爲“清流”着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歷經數年失利後，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終於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爲第十名。殿試時，翁同龢親自閱卷，而後與其他閱卷大臣一起將張謇的卷子定爲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獲一甲第一名狀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此時，他已經41歲了。

“實業救國”第一人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后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爲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抨擊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是以此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爲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實權。正當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身處鬥爭旋渦的張謇接到了父親過世的消息，他循例回籍守制，也因此脫離了政治爭鬥。第二年，戰敗的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事給張謇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他在日記中逐條記下了“條約”的主要內容，並註明“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以表達自己的憤慨之情。但是，出於對政治鬥爭的厭倦和失望，張謇並沒有立即回京，也沒有直接參加反對賣國和約及割讓臺灣的羣衆運動，而是在改良派主張的啓發下，走上了“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

晚晴重臣張之洞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南通、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隨後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爲此，張謇先後奔走於上海、南京、南通、海門等地瞭解情況。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張之洞在“洋務運動”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而擱置上海的一批已經鏽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爲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終於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建成了大生紗廠。

大生紗廠

在那時，南通氣候好，適宜產棉，且質量很高；作爲董事長的張謇又先後得到兩位兩江總督（前爲張之洞，後爲劉坤一）的支持。再加上經營管理比較得法，大生紗廠發展很快，在國內成爲“歐戰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從 1899年到1921年的23年中，大生紗廠由一個發展到四個，先後共獲利白銀1600萬兩。爲了解決紗廠的原料和產品運輸銷售以及機器設備的維修等問題，張謇還以大生紗廠爲基礎，先後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廣生油廠、大隆油皁廠、澤生水利公司等30多個企業。此外，還設立了淮河銀行，興辦了一些旅館、浴室、飯店之類的服務性企業單位。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大生紗廠爲中心的，包括工業、農業、金融、交通、運輸、服務等行業在內的較爲完整的企業體系。

作爲一個重工主義者，張謇心知，經濟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只有興辦實業才能對抗列強。他沒有照搬洋人的辦法，而是實行符合國情及19世紀末世界潮流的輕重工業並舉的“棉鐵政策”。他興辦的實業不僅可以減少帝國主義的經濟控制，還可以“養民”，當時他創建的企業、各項事業幾乎吸收了當地所有的勞動力，也因此建立了獨立的民族經濟。後世人稱“南通是中國著名的實業模範區，張氏也是中國第一個實業大王”。

毛澤東曾說，“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我們不要忘記四個人，其中，輕紡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

不忘教育興辦學校

在發展實業的同時，張謇並未忽視發展商業。爲了振興民族工商業，他主張政府應建立保護獎勵機制。尤爲重要的是，張謇將培養人才、開辦學堂作爲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條件。他認爲，開辦學堂，引進西學，培養和使用各類專業人才是強國之本。順着這個思路，在大生紗廠開始盈利的時候，他就着手興辦新式教育。

張謇曾先後執掌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多年，以他的經歷、地位而興辦新學，引人矚目。1901年，他爲兩江總督劉坤一制訂並頒佈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和中學的課程，翌年在南通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仁籌劃自立師範，他從任辦大生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作爲籌建經費，終於在當年六月，通州師範擇址千佛寺開工建設，1903年正式開學。這是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國學大師王國維曾在此任教，它的建設標誌着中國專設師範教育機關的開端。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

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

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同年，張謇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爲上海航務學院。1953年，上海航務學院、東北航海學院、福建航海專科學校合併成立大連海運學院，也就是今天的大連海事大學。

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同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吳淞水產專科學校”，是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在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覆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範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擴展爲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

與此同時，張謇還直接配合實業的需要開辦了農業學校、紡織學校、商業學校、刺繡學校、女工傳習所等技工、職業學校，配合地方自治的需要開辦了通俗教育社、商業講演社、測量講習所。法政講習所等羣衆通俗教育。總之，凡是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所具有的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通俗教育、特殊教育等等，幾乎都被張謇移植過來了。

在20年中，他陸續辦起的370所小學、6所中學和10所大學，形成了一個連續的、完整的教育系統。然而，進入20世紀以後，隨着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張謇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逐漸認識到政治制度變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開始將目光從實業教育轉向政治。

投身政壇心繫公益

1903年，張謇在東渡日本進行訪問和考察期間，目睹了日本的實業和教育在政府獎勵與扶助政策下迅速發展的事實，他進一步認識到：日本的強盛並不僅僅在於其實業和教育的發達，而且還在於其政治制度的優越。中國如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本變革政體，則“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也無回天之力。因此，張謇逐漸轉變爲成爲了清末資產階級立憲運動的支持者和推行者。

張謇與家人

1904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清政府駐各國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以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的俄國爲理由，聯名電請變更政體實行立憲，國內的一些督撫也謀求有所呼應，立憲運動已成山雨欲來之勢。

在大勢所趨之下，張謇被任命爲頭等顧問官，賞加三品銜。隨後，張謇與蒯光典、湯壽潛等商議起草了一份《擬清立憲奏稿》，同時組織編譯刊印《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分送各方要人以至北京內廷，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宣誓立憲，通告天下。同時，張謇還積極聯絡各省督撫，希望他們採取一致行動，共同敦促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

清政府在大勢所趨之下，表面上做了些許功夫，實際仍是敷衍了事。作爲立憲運動的領袖，一心改革的張謇主持發起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1910年1月，各省諮議局代表齊集北京，向都察院遞交聯名請願書，要求代奏。清政府予以拒絕，第一次請願失敗。於是，張騫又聯合10 個請願團體，於1910年6月赴北京再次請願，清政府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爲由，再次拒絕請願團的要求，第二次請願也失敗了。張謇仍不死心，組織了第三次請願。他聯合各省立憲黨人向上爭取督撫的支持，向下徵集各界人士簽名，並於1910年10月資政院開會之日呈遞了請願書。這次請願，因爲有各省督撫和資政院參與，清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表示，宣佈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於1913年召開國會，立即設立內閣。

可惜，在1911年4月，清政府宣佈成立以奕劻爲首的“責任內閣”，大權仍在皇親貴戚之手，所謂“預備立憲”根本就是騙局。張謇對清政府的幻想徹底破滅。雖然改革立憲沒有獲得成功，但這些年，他分心二用，一邊投身公益、實業，一邊將南通打造成了“一個新世界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