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年度十佳！這是一場對靈與肉的禮讚

萬瑪才旦導演根據自己獲花城文學大獎的同名小說改編的新電影《氣球》，在去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上就曾大放異彩。許多專家教授和影評人認爲，這是迄今爲止其電影創作最高藝術水準的一部作品。

本文無意對這部電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討論賞析，僅從“氣球”引發的幾個關鍵問題來談論觀影后的感受和認識。

氣球的象徵與隱喻

回首十幾年前，萬瑪才旦北電上學時曾在中關大街上看到一隻紅氣球在風中飄。“像艾爾伯特·拉摩里斯的《紅氣球》、侯孝賢的《紅氣球之旅》”，這讓他聯想到一些發生在藏族故鄉的事情。這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家靈感和創作的緣起，而小說《氣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爾伯特·拉摩里斯《紅氣球》

侯孝賢《紅氣球之旅》

然而，此氣球非彼氣球。電影中的這隻，是在計劃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達傑夫婦枕頭下的避孕套，被倆兒子偷去玩耍時吹起的白氣球，並由此引發一連串與世俗、宗教、懷孕、轉世、生還是死相關的故事。

如果說白氣球（避孕套）是阻斷生命的牆，那紅氣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則蘊含了一種引入注目的熱情和希望。整部電影就被這兩種色彩包圍着（當然還有許多中間色或過渡色），並在現實世界和宗教信仰、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相互交織纏繞，引發嚴重分歧和內在的衝突。

萬瑪才旦導演的前作《靜靜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隻羊》等，無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關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融、影響與嬗變。學者白瑪措受萬瑪才旦新作《氣球》的啓發，還以《嚴肅的氣球――西藏婦女生育觀的變遷》爲題，作爲對西藏地區氣球（避孕）的歷史田野調查及研究。

2005《靜靜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隻羊》

其調查中指出：“任何一個社會中，家庭的形成離不開各種習俗的存在，家庭亦或習俗也在隨着社會的變遷處於一種不斷重構的過程中。當下，核心家庭越來越多成爲遊牧社區典型家庭結構的過程中，牧區的節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實施，牧區的男性們似乎也‘需要將當愛情來臨，嚴肅的戴上氣球’作爲一種新的習俗納入這種變遷中。”

電影不是論文，面對相同的事物，《氣球》是用故事和視覺畫面言說。它把視角放在了更爲普遍廣泛深刻的細節上，以紅白兩種氣球作爲敘事切口，映照出國家政策、宗教信仰、靈魂轉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困境。

在萬瑪才旦看來，“他們一直就是那樣真實地活着”。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題海報上，卓嘎懷抱紅氣球側身站立，低頭凝重地看着地面的達傑所停的摩托車，真是意味深長。紅氣球像隱喻便象徵卓嘎已經懷孕，而達傑卻充滿了沉重的煩惱，像一個面對生活無所適從的失敗者。

電影搖晃的鏡頭，在流暢而粗礪的敘事下，不僅有着強烈的現場感，而且準確地表達了在風吹的草原上，面對氣球所帶來的集體焦慮、動盪的靈魂和內心世界。

爲使氣球的象徵意義更爲豐富和凸現，電影前段，當達傑發現兒子玩的氣球是避孕套時，氣急敗壞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讓他無此經驗的老父親甚爲不解）。除去因顧慮避孕套的私人倫理和社會負面影響外，更多是達傑拒絕身體自然權力的讓渡；本應屬他的快樂，是不允許孩子們偷竊並破壞的。而這由避孕套膨脹而成的氣球，顯然是控制身體快樂的一道安全的閥門。

爲了滿足或替代孩子們對白氣球的要求與迷戀，達傑終於在縣城市場上買來系在摩托車上的大氣球，像草原上的兩團火，也似兩枚跳動不安的精子。只是那時的達傑，內心可謂五味雜陳，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種羊”般的野性。

當白氣球進入日常生活後，轉換爲兩隻具有象徵意義的“紅氣球”，呈現出在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衝擊下其命運的大相徑庭。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將收官之際：兩個孩子手中飄揚的紅色氣球，一隻破碎，意味着生活並不完美，抑或達傑夫婦等藏族在草原牧區面臨的某種現實；而另一隻則飛向天空，在衆人的注視下越飛越高，消失在視野的盡頭，則代表着世人對未來的希望與想象。

導演爲了更好的賦予氣球深刻的象徵或隱喻，鏡頭中還多次出現風吹凌亂的塑料袋，在草叢奔跑而被繩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間等等，特別是有的角色對話，總被中間物體或明或暗地遮擋。這其實是以各種自然的場景，意在表達因氣球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煩亂、疏離、阻隔及陌生。

當然，氣球（避孕套）涉及個人隱私，其間的情感無論如何強烈或嚴重，均猶如一條暗流湧動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臨着忠誠與背叛、生存與死亡、堅守或放棄的重大考驗。

信仰和現實的衝突與選擇

萬瑪才旦的小說和電影，都在講藏族故鄉的故事，他幾乎始終都在處理和平衡內心深處的宗教文化認同與現代傳統文明的衝突。他曾在著名批評家何平的訪談中說：“每個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們又不是我。他們都是獨立的個體。在寫作中，他們所要面對的就是我在現實中需要面對的，他們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但是，不同在於，他在面對“人類普遍性”中始終堅持着文化的某種“異質性”。他並不自我設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個體敘事來闡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們看到，電影《氣球》並沒有刻意突出那種“藏民族”的標籤式文化。然而，藏族是一個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氣球》依然是以一個氣球（避孕套）爲線索，關於藏族靈魂轉世、生命傳承的宗教與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因而，其觸摸的最核心問題便是信仰與現實的雙重困境與衝突。

電影《氣球》開篇不久後就直奔主題：藏族地區的草原、天空掠過的飛機、達傑奔馳的摩托車、爺爺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氣球、接種的羊羣.....現代與傳統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開。

如前所述，萬瑪導演並沒有刻意表現藏族宗教習俗，而是將藏族文化信仰與習俗通過故事融入在故鄉的故事當中。比如在爺爺給孩子搓背的場景中，順其自然告知兩個孫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樣的“痣”，那是奶奶轉世輪迴的標誌。

而隨後的夢境中，魔幻的超現實主義畫面出現：那顆大“痣”竟然被弟弟輕輕地從哥哥背上取了下來。在他們天真爛漫地爭搶過程中，這顆神奇的“痣”便不動聲色地爲藏族靈魂轉世的“真實性”註釋，並強烈的表明，這是親緣關係至深的愛。

這顆“痣”，猶如一個獨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來並獨立地依附寄託在新生命上。這種對宗教的體認，無疑爲即將到來的文化衝突打下了伏筆。

面對不確定性的世界，悲傷的事總會不期而遇。帶着大兒子出門還借種公羊時，達傑父親突然離世，讓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殯路上的場景裏，爺爺似乎就進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兒子江洋的夢境：黃昏的青海湖邊，在夕陽映照下雲的色彩瑰麗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個世界裏，爺爺在水面的倒影裏緩緩地走着”。那隱約的“爺爺！爺爺！”的呼喚聲，無法不讓人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就能與他在轉世的人間重逢。當靈魂脫離身體，轉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與世界無縫對接。

當避孕套被當成玩物遭到損毀，而導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懷孕。雖然避孕是國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選擇，但“生還是不生”在宗教信仰與世俗生活中卻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問題。

其中一方面，基於對可能嚴厲的罰款、三個孩子的壓力、勞作的疲憊等的想象和判斷，卓嘎準備放棄生育第四胎，並聯繫到醫院打胎。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傳統家庭，這個決定必然引起軒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愛在堅固的傳統習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兒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過充分鋪墊），這個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證”了上師做出的預言，作爲妻子和母親的卓嘎，應該且必須順理成章地讓他（她）出生，你不能讓一個愛我們的“爺爺”無處輪迴啊。

這種宗教習俗與現實生活構成了一個極端戲劇式衝突。這不同於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中的那種“道德焦慮”，而是更接近於阿斯哈·法哈蒂執導的《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中信仰與現實衝突對當下人們心靈與現實生活的抉擇與影響。

因此，不僅僅是憤怒不解的達傑一記響亮的耳光，又有誰會理解和認同拒絕親人爺爺的轉世？拒絕親人轉世，就意味着拒絕民族信仰，拒絕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這完全有悖於根植在民族血脈的藏族文化精神。

顯然，卓嘠的那個決定或者說那記“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諧，從此以後，達傑與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傾斜，陷入不可調和的巨大沖突和阻礙之中；現實平靜被無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價值認同導致某種程度的撕裂。這正是萬瑪才旦導演仔細觀察並深深體驗到的藏族地區面臨的無法克服的現代性兩難困境，的確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抗爭

在萬瑪才旦的電影中，雖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終究只是一個次要的角色。而在本片中，我們從電影海報就可看出端倪：懷抱氣球的卓嘎站在作爲男人達傑的上面，她無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該片還參加了成都第四屆山一國際女性電影展，便可見一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電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標識的女性主義題材電影，它有意無意中觸及到了一個極少被人關注的藏族女性意識的覺醒和抗爭的重大議題。

我們知道，節育措施在傳統藏族遊牧地區並不普及，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節育措施在牧區也被廣泛推廣和使用，牧區婦女的生育觀逐漸發展變化。同時由於社會的不斷發展，現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對藏族區域的深度浸染（飛機、摩托車等），使許多藏族婦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漸產生了自主意識。

特別是醫院女醫生言談中“女人不要成爲生育機器”，更是強化着女主角卓嘎對自己生育權中“不生育”權力的覺醒與主張。

在萬瑪才旦看來，“還是跟這個題材本身有關係，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義方面靠。題材決定了故事的走向，也決定了人物在故事裏面的位置，這樣一個故事重點自然就會落在卓嘎的身上，通過比較大的篇幅講她的困境、糾結，還有她的一點點那抗爭意識的覺醒。”（《氣球》：意象、故事與困境——萬瑪才旦訪談）。

當然，萬瑪才旦也認爲，其實，這種覺醒在藏族地區並非完全自主，“隨着很多外來文化和現代觀念的影響，她身上的女性意識可能會逐漸覺醒，但最終使她抗爭的應該是綜合因素。可能外在的壓力、經濟方面的壓力所佔的成分要更大。”

的確，女性作爲敘事主體，在萬瑪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中是比較少見的。但他將故事置於時代環境與當下的現實中，並非純粹只是爲了表現女性這個抗爭，而是通過女性這一特殊的視角，來全方位地從歷史、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面觀察藏族人民逐漸變化中的思想觀念和發展現狀。

然而，“進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強大之物無不具有弊端”，至今我們還沒見過哪個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國家、民族、文化、觀念等的深刻影響、規制。強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無形的；在現實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範式總會以一個國家和民族所特有的價值觀去規範人們的日常行爲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並不想過在外界經濟社會現實壓力下的那種傳統生活，她只是想擁有自已內心向往的那種樸素的生活。這種衝突中的選擇和反抗，在客觀上，或許使卓嘎正好逃離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種被宗教習俗“劫持”的生活。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整部電影採用的是雙線敘事。那條副線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瑪的紅塵未了的愛情爲線索。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瑪是當下藏族女性的兩個代表，她們姐妹二人都有着並不徹底覺醒的女性意識，被周遭環境所壓制而選擇逃離。早已剃髮爲尼的香曲卓瑪對自己曾經的初戀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麼一次偶遇，便可發現她雖皈依佛門，看似看破紅塵，卻仍凡塵未了、情愫未斷。

而卓嘎內心卻充滿了矛盾和糾結，顯而易見，卓嘎的女性覺醒也是不徹底的，或許動力是並非真正發自內心，而只是被外界環境壓力所迫。她對待妹妹及其“前戀人”德本加的方式，是與她自身抗爭相反的一種壓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說《氣球》丟進火中（與電影同名，實屬意味深長且有趣），並用謊言阻止了德本加與妹妹見面，這種粗暴的方式與其後丈夫達傑對她所做的如出一轍。在某種意義上，她又扮演着一個遵從傳統習俗和道德約束的角色。這無疑深刻地揭示出作爲女性在真實生活中的覺醒強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鄉的平凡人性。

而最後，導演的高明之處正在於，卓嘎究竟是否打胎並無定論，而是給出了一個開放式的曖昧不明的場景。但是，卓嘎作爲承載藏族地區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個代表，顯然已經無法接受再生一個的現實。她選擇與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當時面對宗教習俗與自身選擇時抗爭的決心，這是現代性對藏族地區產生無可避免影響的證據。

耐人尋味的是，在萬瑪才旦導演看來，漢藏觀衆對卓嘎最終究竟“生與不生”會有不同認識，猶如不同的觀衆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但不管真實情況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內部，有關生死、有關信仰、有關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見，從氣球（避孕套）引發的藏族傳統社會關係的漸次改變，現代與傳統、新舊思想衝突，導致了文化內部的震盪斷裂和失衡失序等問題。外來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使得藏族女性作爲個體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雖然她們可能還並未意識到，這種女性意識的覺醒，已然成爲她們在自身現代性轉型中的一種標誌，而這種權利在面對受藏族文化長久薰陶的丈夫或家庭來說，必然猝不及防，並會表現出極大的不適應。

整部電影，以“氣球”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爲線索來講述，看似情節簡單，實則相當複雜。它以一個藏族家庭的悲歡離合爲牽引，進入到藏族族羣的個體婚姻家庭，通過氣球（可理解爲現代文化觀念）、文化信仰、生育觀、生死輪迴、女性意識的覺醒，描繪出藏族人民所面對的處於現代生活的多樣性、複雜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現代性轉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