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实名举报性侵后
和很多在网络上曝光性侵或性骚扰经历的女孩不同，张蔚婷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而这一段艰辛的维权之路，更像是社会给予她的一场残酷的“成人礼”。
张蔚婷是谁？对事件疏于了解的人可能对此并没有什么印象。
出生于2000年的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公布真实姓名、长相的性侵案受害人。微博上，她有7万多的粉丝，在个人资料那栏，则是简单有力的六个字：当事人 张蔚婷。
2018年5月8日，彼时刚满18岁的她在杭州的出租屋内被房东强制猥亵，不过看准时机将对方锁在房间外，又在第一时间求助在杭州工作的表哥，让其从窗户接应并报警，才侥幸逃脱楼。
去公安局做完笔录之后，她无意中发现自己的那份和房东的那份是定在一起的，她随手翻看了一下，“他说的跟事实完全不相符，我当时特别生气，心想这人怎么这样，自己做的事情不敢承认。”
警方立案后没多久，对方的母亲找上门来，扇了张蔚婷一巴掌，并扬言：“你要是敢让我儿子坐牢，我就要了你这条命。”
事件发生十天之后，她怀着满腔的愤怒和放手一搏的心态发了后来有7万转发的微博：
“我是张蔚婷，00年出生，在杭州实习工作，8号我来杭州搬家，被房东强奸未遂，事发后我报了警，他的父母威胁要弄死我。”
和很多在网络上曝光性侵或性骚扰经历的女孩不同，她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而这一段艰辛的维权之路，更像是社会给予她的一场残酷的“成人礼”。
“我过去都是偏外向的性格，朋友们经常说我脑子缺根弦，大大咧咧的。”事发两年后，我们通过微博联系上了这位勇敢的女孩，她坦言自己过去并未关注过相关事件，也对女性维权方面的议题鲜有关注。
甚至，在事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太敢去搜这方面的新闻。“我很怕看到一些失败的案例，有种刻意逃避的感觉，关注这些会让我更加恐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承受不起那样的后果，我赌得太大了，但凡他没被判刑，我都会被全部的人抨击：你看你报警了，事情闹那么大，你说你怎么办？”
一年多之后谈起当时的决定，张蔚婷说自己是在愤怒的驱使下选择了实名，她有给公众号投稿过，也发过微博，但这种事并不少见，不实名的话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它会被很多类似的新闻淹没”。
在当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中，整个案发过程只有十多分钟，但因为细节过于详尽，每回忆一次，都像是在火上炙烤一般，她经常整夜整夜地失眠，夜里坐在床上发呆，要靠吃百乐眠加褪黑素才能入睡，睡着了之后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有人说她仙人跳，还有人说她涉嫌诈骗，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一度有过拿玻璃碎片划胳膊的举动，一下又一下，在绝望的情绪下她甚至感觉不到疼痛。“我当时命都不想要了，名字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张蔚婷说。
报案容易，取证难，“当时都没什么人教我，都是我一个人边想边做。”冷静下来之后，她听从了表哥的建议，去买了支录音笔，在后来再次去搬家的过程中派上了用场。
对方父母要求她签一份协议，过程中起了争执，她用录音笔记录下了对方家人对她的侮辱和威胁。实名举报之后，也有更多的受害者站了出来，有些事情甚至发生在多年以前，“但她们很多都没有证据了”，当时有记者给她们拉了个微信群，一些女孩子去派出所录了口供，但录完也就录完了，“我后来再去问她们情况怎么样，她们就说想要回归正常生活，不想再纠缠下去。”
张蔚婷对此看得很开，“别人愿意帮我我肯定是要感谢的，那她们不愿意帮，想回归正常生活我也是愿意尊重她们意思的。”电话中，这位20岁的女孩语气里透出一丝超出同龄人的淡然。
也有些一直无私帮助她的人。微博上的一些加V博主与她素昧平生，却帮她转发每一则维权消息，@我是落生、@西池望月、@乔凯文 等等，有些是一直致力于帮助女性维权，另一些则是被她的勇气所打动，“他们一直都在盯着这件事，陪我一起等一个结果”。
虽然张蔚婷和他们的交流仅限于线上，但这种连接感和支持却助她度过了一段难熬的低谷期。
“我实名举报之后，会收到很多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向我倾诉她们的遭遇，有些甚至得了抑郁症。”很快，她成了微博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树洞，“但我自己当时状态也很差，我在难以自保的情况下真的没法帮助别人，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她将自己的矛盾心理告诉了几个大V博主，“他们都很耐心地开导我，让我在自己负能量爆表的情况下少看那些私信，有损自己的信心，也无法开解他人。”
除了同病相怜的人，也有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键盘侠”，这当然是网络时代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当我们问起为什么不将私信功能关闭时，张蔚婷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更多的是支持我的人，如果不是他们一直询问我给我支持的话，我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坚持，是大家在陪着我坚持。”
碰到实在忍不了的情况，她会拿朋友的号骂回去，“这样对方不知道我是谁，我也能发泄情绪了，如果我直接用自己的号跟他们互怼的话，那些人会越来越嚣张。”
随着判决结果的到来，谩骂的声音越来越少，但另一种声音也在不经意间“抬头”：“很多人觉得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你没必要再出来诉苦、装可怜了吧？”
但对当事人张蔚婷来说，那件事情的影响一直在继续。她害怕一个人呆着，每每独处，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想不开、自己钻牛角尖、进而被突然而至的失落感裹挟。“有时候很矛盾，想一个人呆着，但又希望跟大家在一起，会比较有安全感。”
这是那件事留下的后遗症，但和最开始时候要靠去医院打针让自己镇定下来的情况相比，她的状态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事情发生后的那一年，情绪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一点点刺激我就忍不住摔东西、砸东西、伤害自己，感觉那都不是我自己了，就想找一个发泄口，因为如果发泄不出来的话，整个人会被逼疯掉的。”
在自己慢慢恢复一些之后，她也开始扮演起开导她人的角色，“我被问到最多的两个问题是：怎么把事情发酵到那么大的？过去那么多年，没有证据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张蔚婷说不建议其他女生效仿自己当时“实名”的做法。“这个过程真的太艰难了，如果你心理承受能力不够大的话，你真的会被舆论给压死。”她有过挺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怀疑，怀疑自己一开始的决定是不是错的。
第二个问题，她给出的答案则更具可操作性，“我会教她们想办法去找当事人聊天，再在身上藏支录音笔，或者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尽量搜集证据。”她的成功让一些女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哦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处理。”
事发之后，张蔚婷在山东老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杭州——这座对她来说充满伤痛记忆的城市。
开始有想过离开，想过逃避，但转念一想，“只有活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我才是安全的。我曝光了，大家都在关注我，他肯定会有所顾忌，我就在杭州呆着，哪都不去。我在外地的话，他想‘制造意外’也太容易了，在杭州本地出事情的话，大家肯定第一反应是他干的，警察找起来也更有头绪。”
而远在山东的母亲，也并不了解女儿后来维权成功的事情，“我只在刚开始时候跟她说我报了警，之后就再没聊过这事，她应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无所谓结果不结果。”
去年9月，判决结果下来，张蔚婷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事件的影响仍在继续，但她也正走在回归正轨的路上。
9月时在朋友的介绍下签约了一家短视频公司，拍一些温情向的video，跟别人搭戏，照着剧本演，偶尔也自己创作。她将目前的工作概括为“自媒体”，比起之前的“直播带货”要有意思多了，她也想过通过这份工作帮助更多的人，去做一些视频采访，剪辑出来发在网上。
也有过一个交往了7-8个月的男朋友，她从一开始就向对方坦白了自己过去的遭遇，“我谈男朋友是不希望瞒着对方，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如果考虑以后结婚的话，肯定要考虑他父母的想法。”她直截了当地跟对方说，如果他的父母不能接受的话，两个人也就不用开始了。
“我不是那种喜欢瞒着、骗着的人，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我们老家就那么大，他迟早要知道，那倒不如我从一开始就坦白。”
但可能还是没能敌过人心的善变。对方一开始说不介意，还称赞过她的勇气，但时间久了心里还是有块疙瘩，“他觉得我心太狠了，说我是一个狠人，在他的观念里，这不是普通女孩子能做出来的事情。”之后的相处时间里，对方总是有意无意提起这段经历，进而引发冲突，“他觉得事情闹得太大了点儿。”
但张蔚婷对此看得很淡然，“男人嘛，总不希望被朋友嘲笑，我后来也是能理解他的。”
聊起未来的择偶观，这个20岁的女孩意识里多少蒙上了些悲观的色彩，“希望对方能充满正能量，带给我快乐吧，互补就好。”
在一条微博里，她写道：“2020，愿向阳而生，绚烂又璀璨，野蛮且茁壮。我，张蔚婷会带着6万人的祝福，努力的生活下去。”
采访、撰文：Holly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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