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0年，《聖經·舊約·創世紀》第38章記載【1】：

猶大對俄南說，爲了你已離世的哥哥生子立後，你當與你哥哥的妻子同房，這是作爲弟弟的本分。

俄南知道生子也不歸自己，同房的時候便將種子灑在地上。俄南的做法在耶和華眼中爲惡行，耶和華便讓他去死。

這是歷史上最早的關於體外射精避孕法的記載，也是歷史上代價最昂貴的避孕事件。

俄南及其嫂子的遭遇，暗含了避孕、生育的各種糾葛。生育（避孕）事關宗教倫理、人口繁衍、家族延續、經濟增長以及個人尊嚴與自由。

人類避孕史，是一部社會經濟變革史。

近代，避孕套、避孕藥的發明，對社會結構及經濟演進的作用或許被低估。

避孕藥被認爲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項重大發明之一”。200名著名歷史學家一致認爲，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子彈，甚至是電腦和網絡對20世紀的影響力都不及這小小的藥片來得強大。

一個小小的藥片，換來了近代女性前所未有的“一片自由”，切斷了性愛與生育的必然聯繫，改變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觀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權以及性愛體驗。

一個薄薄的套套，顛覆了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套邏輯”，改變了人口生育率、家庭結構以及人口紅利，避免了人類社會反覆進入“馬爾薩斯陷阱”以及叢林法則。

本文目錄：

一“江”春色：人類終於控制了生育供給

一“片”自由：女權主義浪潮大規模興起

一“套”邏輯：避孕改變了人類發展模式

一“江”春色

人類終於控制了生育供給

在古代，避孕，可不是充滿玫瑰芬芳誘惑的香豔美事，常常伴有糞便味、魚腥味或黃鼠狼惡臭味。

古埃及女性把蜜、蘇打和鱷魚糞混成一種粘稠的東西，在性交前放入陰道。古埃及人發明的金合歡樹膠“陰道栓”具有殺精避孕之功效。

公元200年，希臘婦科醫生索拉努斯建議女性在經期避免同房，認爲那是她們每月最容易懷孕的時候。他還建議女性性交時屏住呼吸，事後通過打噴嚏避免精子進入子宮。

在10世紀的波斯，女性被告知在性交後向後跳七次或九次，把精子排出來，因爲七和九是有魔力的數字。

在中世紀的歐洲，女性被建議在性交時把黃鼠狼的睾丸系在大腿上或掛在脖子上。

古代中國女性走得是殘酷的“重金屬路線”，喝鉛和水銀以避免懷孕。公元前七世紀，古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方》中記錄：“油煎水銀，一日方息，空心，服如棗大一丸。”

東西方都有用魚鰾、羊腸避孕的記載，其原理與現在的避孕套類似，只是“口感”不同。

在陳可辛導演的電影《武俠》中，湯唯飾演的阿玉對唐龍（甄子丹飾演）說：“我去洗魚鰾。”後者回應說：“你知道我不喜歡魚腥味。”

16世紀初，歐洲大陸梅毒肆虐，一場“馬爾薩斯式”的大屠殺似乎不可避免。這時，歐洲名醫、意大利解剖學家加布裏埃爾·法洛皮奧（命名了輸入管、陰道、胎盤、陰蒂、顎及耳蝸）提出用亞麻布做避孕套。此後，亞麻布避孕套使用了300多年。

十八世紀末，歐洲著名的大情聖、風流才子賈科莫·卡薩諾瓦在回憶錄中稱，他發明了子宮帽避孕法和檸檬避孕法。

在19世紀以前，人口發展的主流並不是控制人口規模，而是人口繁殖，提高生育率。避孕，只是貴族、娼妓以及預防傳染病的非主流需求。

1798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發表了《人口論》。馬爾薩斯明確反對其父親爲代表的古典人口觀，提出晚婚、禁慾等手段來控制人口增加，以避免因人口過多引發的糧食危機。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影響巨大，李嘉圖、達爾文、凱恩斯、阿爾佛雷德·華萊士、威廉·佩裏大主教以及當時的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都是他的忠實信徒。

1801年，馬爾薩斯的理論推動了英國人口普查——第一次現代人口普查。有意思的是，馬爾薩斯本人反對節育，但是他的追隨者們篤信人口控制學說。其中弗朗西斯·普勒斯，發動了極端馬爾薩斯主義運動以推動節育。

到了19世紀，在歐美國家，避孕才逐漸被人們接受，成爲一種主流需求。

這時，化學材料的革新，給避孕事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

1844年，美國工程師查爾斯·古德伊爾爲自己5年前發明的橡膠硫化申請專利，這使橡膠避孕套和橡膠子宮帽得以大批量生產。

三年後，即道光二十七年，一位沒落旗人家庭誕生了一個小男孩，叫張德彝。此人在同治五年時被清政府委派參加出國旅遊團。他多次遊歷了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等多個歐洲國家，在國外一共度過了27個年頭。

在他的遊歷日記《航海述奇》記載了避孕套這一新事物：“聞英、法國有售腎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據云，宿妓時將是物冠於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間，雖雲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爲快也。”

張德彝將避孕套稱呼爲“腎衣”（佩服古人智慧），說這東西可以防傳染病，但總是不如赤膊上陣來得爽快。張德彝成爲第一個記載西方避孕套的中國人。

橡膠避孕套發明之後，人類才真正掌握生育的控制權，性愛徹底地從被動生育、人口繁衍中解放出來。

不過，正當美國大規模生產避孕套時，一位名叫安東尼·科姆斯托克的郵政督察發起討伐穢行的運動。由於天主教不支持避孕，認爲避孕是污穢行爲，討伐穢行運動得到了不少天主教徒及民衆的支持。

1873年，美國通過《科姆斯托克法》，禁止傳播避孕信息，對醫生也不例外。爲了對抗這一法律，美國商家用心良苦，在避孕套的外包裝上做“暗示”。一些婦女則尋求新的避孕措施，她們相信可口可樂（躺槍）可以殺死精子。

不過，她們通過無數次試驗發現，可口可樂雖然有些苦澀但無法避孕。於是，美國婦女試圖突破反淫穢法，重新奪回避孕權。

1914年，一位名叫瑪格麗特·桑格，發起了節育運動，成爲了婦女節育運動先驅。桑格出生於紐約州科寧一戶貧窮的愛爾蘭天主教移民家庭，排行老六。她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50歲在經歷第18次懷孕時，不幸去世。

母親的去世對桑格打擊很大，她認定，過度生育導致母親死亡。在母親的葬禮上，桑格當面質問她的爸爸：“是你纔會導致這一切，媽媽的死就是因爲生了太多孩子。”

此後，她成了一名護士，並終身投身於婦女節育事業。他每月推出《女反抗者》，傳播節育信息，這在當時是違法行爲。

桑格因此被指控並逃離美國。兩年後，她又回國開設了第一家計劃生育診所，但不到兩星期就被迫關門。1921年後，桑格設立美國節育聯盟，即後來的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

1923年5月，桑格及其事業夥伴凱瑟琳·麥考米克漂洋過來來到歐洲，悄悄地購買大量避孕膜，然後請當地裁縫將避孕膜縫到新買的精緻時裝裏，再精心包裝，塞滿了八大箱子。通過這種方式，她們將避孕膜走私進美國，以推動節育運動。

1937年，執着的桑格終於贏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美國醫學會承認節育是醫生的合法業務。一年後，一名法官取消節育有傷風化的聯邦禁令，但大多數州仍然保留反對節育的法律。

但實際上，開放避孕禁令的直接原因是一戰。在一戰開始時，美軍因避孕套奇缺導致40萬軍人感染梅毒和淋病。美軍不得不大量供應避孕套給軍隊使用。

同時，戰爭的爆發，避孕套成了一門“戰爭財”的生意。一戰前，德國幾乎生產了歐洲所有的避孕套，遠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際市場。

一戰期間，美國後來居上，佔領了大部分避孕市場。

1919年，天然膠乳避孕套以及配套的自動生產線出現，膠乳避孕套的價格大大降低。這種更薄、更結實、無味的避孕套深受市場喜愛，快速替代了橡膠避孕套。

這是避孕史上的第一次技術革命。

一戰後，各國開足馬力生產避孕套，德國再次成爲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產國，美國主要受限於國內市場。

1929年，德國避孕套批發商——英國倫敦橡膠公司轉成爲生產商，推出了世界上首個潤滑避孕套，這就是杜蕾斯的前身。

直到1930年代，美國政府才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障礙，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使用避孕套。當時美國15個最大的避孕套製造商每天共生產150萬個避孕套。

避孕套，讓人類徹底掌控生育的數量及週期。人類第一次將生育與性愛分離，不再被無休無止的生育所綁架。

一方面，人們可以盡情地享受生活，而不用擔心懷孕。

在避孕套發明之前，性愛的懷孕概率，是人類無法掌控的。這就意味着這是一項不確定性的高風險運動。

有了避孕套，這一運動變得更加可控，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類性福感。如此，人類第一次大膽盡情享受一江春水的快感。

另一方面，人們又可以有計劃地安排生育的數量及時間。

避孕套的發明，最直接的結果是促使人類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個典型的美國白人婦女通常會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

控制了人口的無序供給，人類才能避免反覆陷入“馬爾薩斯陷阱”。

一“片”自由

女權主義浪潮大規模興起

到50年代，避孕技術又發生了第二次技術革命，而這次的推動者正是節育運動先驅瑪格麗特·桑格。

桑格利用美國節育聯合會推廣節育理念，同時推動節育診所的開設。大蕭條期間，推遲生育成爲度過難關的重要辦法，一些家庭選擇避孕或節育。

到了1942年，節育診所已從1930年的55家擴張到了800家。到了50年代，美國人用於避孕的費用每年估計達2億美元，避孕套成爲當時最爲流行的避孕方式。

1953年的《時代》週刊報道：“儘管處在暗中，避孕藥具買賣已經成了一項大生意。如今有超過300家制造商從事這個行業……三家'女性清潔用品’製造商去年僅在普通雜誌上就花掉25萬美元的廣告宣傳費。”

1950年，已經72歲高齡的桑格似乎並不滿足，她試圖最後放手一搏，將避孕的主動權從男人手上轉移到女人手上。於是，她決定改進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樣服用簡便的“神奇藥片”。

同年10月，在紐約的一次晚宴上，桑格被介紹給辛特克斯製藥公司研究部副主任格雷戈裏·平克斯，懇求後者繼續未竟之業。平克斯曾在1931年宣稱對兔子進行體外受精獲得成功，因而聲名遠揚。然而他被全美媒體討伐——褻瀆生命，哈佛大學因此辭退了平克斯。

平克斯告訴桑格，用激素或許有希望，不過他需要大筆研發資金。桑格從生育聯合會中爭取了一小筆資金，資助平克斯開展避孕藥研究。

平克斯的做法是往實驗室動物體內注入激素黃體酮抑制排卵，從而防止懷孕。黃體酮是由美國藥劑師拉塞爾·馬克從野生甜薯提取出來的。

不到一年的時間，平克斯就從兔子和老鼠的實驗中證實，黃體酮具有防止排卵的功效。但是，從小白鼠到人體上，平克斯還需要大量的論證，包括一大筆研究經費。

此時，桑格找到了與她一起並肩作戰的事業夥伴——凱瑟琳·麥考密克。出生於苦難家庭的凱瑟琳，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爲了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理科學位的第一位女性。

她嫁給了國際收割機公司的繼承人斯坦利·麥考密克。結婚兩年後斯坦利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擔心疾病遺傳給下一代，凱瑟琳決定終身不生育女兒。凱瑟琳遇到桑格後，決定與後者全力投身於避孕事業。

1953年6月，78歲高齡的凱瑟琳給平克斯開出了一張4萬美元的大額支票，並承諾提供所有研究經費。

項目重新啓動後，平克斯在一次科學大會上遇到了一位絕佳的合作伙伴——約翰·羅森克蘭茲。後者在波士頓開設了全美第一家安全期避孕法診所，並已經將避孕藥試驗於女性身上。

平克斯與羅森克蘭茲二人合作，借調查生殖能力之名，對美國馬薩諸塞州的50名女性進行試驗。這項試驗雖然很成功，但他們仍然無法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批准。之後，他們前往波多黎各、墨西哥、海地進行大規模的臨牀試驗。

1956年，平克斯和羅森克蘭茲的研究配方：異炔諾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獲得了FDA的批准，成爲了第一批避孕藥。

由於當時美國有30個州禁止生育控制，FDA批准的Enovid上面註明的功效是治療月經嚴重失調；並要求在藥物包裝上註明：此藥會阻止排卵。

Enovid上市之後，大量美國女性以“月經失調”之名服用此藥物。當時，人們給了它一個模糊的名字——“那種藥片”。

1959年，西爾公司向FDA提出申請，允許Enovid作爲避孕藥出售。次年，FDA正式批准了這一請求。

到1965年，近650萬美國女性在服用“那種藥片”。同年，高等法院取消各州禁止避孕的法律（只限於已婚夫婦）。

從此之後，避孕藥成爲繼避孕套之後又一次避孕革命。這次革命的發起者是兩位令人尊重的女性桑格和凱瑟琳，受益者則是全球廣大女性。

避孕藥大規模上市後，女性從此掌握了生育的自主權，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身體與時間。因此，人類的家庭結構、就業結構、女性的社會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

目前，全世界每天超過1億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藥。西方國家的使用比例高達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過口服避孕藥，88.9的德國年輕女性使用過口服避孕藥%。不過，在中國口服避孕藥的使用率不足3%。

避孕藥對近代社會經濟的變革，並不亞於避孕套。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進一步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推廣避孕藥的早期，正處於美國嬰兒潮(Baby boom)時代。從二戰後到1964年，美國誕生了7600萬人，這是一波著名的嬰兒潮。

這一宏大的政治敘事之下，避孕藥避免不了各種爭論和非議。

當時，羅森克蘭茲的兒子羅伯託·羅森克蘭茲對媒體表示，自己的父親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避孕藥的發現可能對世界、社會規範產生的影響，但仍舊選擇僅僅將其視作“醫學進步”。

羅伯託說：“他（羅森克蘭茲）不想參與'與避孕藥有關的政治’”。

但是，當避孕藥大規模使用後，嬰兒潮戛然而止。

美國、英國曆年生育率

來源：快易數據，智本社

1960年，美國出生率高達3.65%，這一年FDA正式批准Enovid作爲避孕藥出售。次年開始，生育率開始遭遇滑鐵盧，一直下跌到1976年1.74%；英國則從1964年2.93%迅速下降到1977年1.69%。

在避孕藥大規模上市之前，美國平均一個婦女會生育3.6個孩子，但到了70年代這個數據不足2個。

第二大變化就是女性就業率大幅度提升。

很多女性減少了生育數量，從家庭主婦轉變爲職業女性。

“避孕藥發明出來之後，家庭結構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發生明顯變化，當今社會，有22%的婦女掙的錢比丈夫多。”

美國婦女總會（NOW）主席特里·奧尼爾表示，“而1970年，在孩子不滿6歲的媽媽中，出去工作只有30%，70%的媽媽選擇待在家裏。而現在，這種情況基本上逆轉了。”

2012年由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經濟學家瑪莎·貝莉等人，圍繞着“分析避孕藥對女性工資的影響”做了調查研究【5】。

這項研究的統計樣本是1943-1954年出生的4300名女性。通過分析她們18-20歲之間服用避孕藥的情況，以及其之後的薪水收入。

研究發現，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的口服避孕藥一度拉動女性工資增長了50%，越早服用避孕藥的女性日後能獲得越高的工資。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藥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藥的女性平均工資高出了8%。

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掌控生育自主權爲女性帶來了穩定的工作及學習時間。

三分之一的樣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藥保障學業順利完成。三分之二的樣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藥，沒有中斷職業生涯，獲得了更多經驗及晉升機會。

女性就業率的增加，提高了家庭收入、女性的家庭及社會地位。女性爲社會創造了更多經濟產值，釋放了一波女性勞動力紅利。

第三大變化就是“性革命”。

在電影《永恆時刻》中，女主角再次懷孕，但她已生了幾個孩子了，於是決定把孩子打掉。她爬上桌子然後跳下來，反覆多次，試圖以此告別肚子的孩子。

這是20世紀初期歐洲的女性。雖然此時已有避孕套，但避孕與生育的主動權依然掌握在男性手裏，女性處於被動的地位。

但是，避孕藥出現後，女性徹底掌控了自己的身體。

五六十年代開始，掌握避孕閥門的女性展現出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風尚。

此時的好萊塢女星魅力四射，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惹得全球男人癡迷陶醉。她頻繁行走於娛樂、政治及社會大舞臺上，前往韓戰部隊慰勞演出，臺下荷爾蒙爆棚。她甚至向媒體抱怨，三次婚姻都無法讓她知道什麼叫性高潮。

女性掌握了生育“鑰匙”，可以盡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享盡自己想要的生活。從六七十年開始，美國女性觀念大開，社會風氣煥然一新，縱慾主義流行。

1961年美國大約有40萬女性第一次性活動時就使用了避孕藥。這一數據在第二年增長到了120萬。1964年，《時代週刊》稱避孕藥正在促成第二次性革命，避孕藥可以讓“你的性慾得到釋放。”

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在《奇蹟迭出的一年》中寫道：“性交始於1963年——就在查泰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之後和披頭士首張唱片之前。”

避孕藥使“性與生殖分離開來”，徹底釋放了女性的身體與慾望，打碎了禁錮女性的現實及思想枷鎖。

第四大變化就是助推女權主義運動浪潮。

在五十年代之前，歐美國家的性保守程度遠比一般人想象得高。但是，隨着避孕藥的使用，女性在職業上、社會上開始彰顯魅力。一種全新的女性形象——漂亮、獨立、激情以及不輸給男人的職業能力，展現在世人面前。

女性，徹底自由了，不管是身體、財務，還是時間、思想。

在六十年代，女性主義浪潮興起，那是屬於女性避孕及女權爭取地位的火熱年代。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女性除非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否則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魔丸的誕生》一書中，這樣描述當時桑格對避孕藥的認知：

“剛開始桑格只是將避孕視爲幫助女性控制子女數的方式。而現在，她開始相信，如果能打破性與生育的必然聯繫，女性將獲得她們無法想象的自由。婚姻將改變，男女關係將改變，家庭含義將改變，女性的就業和教育機會將改變。”

一“套”邏輯

避孕改變了人類發展模式

如今的避孕方式五花八門，但依然以避孕套和避孕藥爲主。

這兩種避孕措施，給近代社會製造了各種麻煩：

生育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加劇，人口和經濟都進入低迷增長“陷阱”，出軌率、離婚率、不婚率增加，家庭矛盾及單親家庭問題突出……

未來，性愛機器人及基因技術，或許又會引發一場社會、經濟、家庭及倫理的變革。

一個薄薄的避孕套、一片小小的避孕藥，以及未來的性愛機器人，對人類社會進程的改變暗含着一套深刻的邏輯。

避孕套，是一場經濟增長方式革命，它讓人類控制了生育數量，幫助人類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

避孕藥，是一場社會結構及女性的革命，它讓女性掌控了自己的性愛、工作、地位、身體、顏值及時間，家庭結構、兩性關係及社會地位發生變革。

性愛機器人及基因技術，是一場人類繁衍及家庭倫理革命，它讓人類繁衍脫離家庭制度，人口及家庭組合基於基因最優配置。

當然，技術只會改變人類的情感模式，而不會毀滅人性。

避孕套、避孕藥的產生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類掌控了人口及勞動力供給的控制權，可以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供給產能。

避孕技術的進步，避免了人口產能無序膨脹，最終導致人口產能過剩、人地矛盾突出，從而陷入“馬爾薩斯陷阱”——這是從供給端解釋如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

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跨越。

當年亞當·斯密、馬爾薩斯都認爲，隨着工資的增加，人們會多生育，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實際不然，人們在兩種情況下會減少生育：

一是收入短時間快速下降，或者房價、物價快速上漲，實際購買力短期下降，生育意願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生育意願會下降。

1970年代滯脹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收入下降，生育率在最低水平。

1970-2018年美國住宅物業價格指數

所謂房價就是最好的避孕藥，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房價快速上漲，一直持續到2007年，製造了一波史詩級的房產大牛市。房地產價格過高或上漲過快，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

二是隨着長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願不升反降。

這個看起來與第一個相矛盾，其實不然。第一個考慮的是總成本、短期，第二個考慮的是邊際效用及成本、長期。

爲什麼隨着長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願會逐漸下降？

主要原因是，生育本身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生育的孩子越多，從單個孩子中獲得的效用不斷下降。這一點，生過二孩、三孩的父母應該體會比較深刻。

如上圖多小孩的培養模式，生育越多，養育的總效用越大，但是邊際效用呈現遞減。

另一個原因是，隨着收入增加，生育的機會成本增大。

比如職業女性，不願意放棄高薪、職業晉升機會，選擇放棄二胎或推遲生育。非職業女性，家庭收入越高，生育的機會成本也越高，比如旅遊、社交、學習、顏值身材的損失以及陪伴、教育孩子的時間精力。

所以，從長期來看，低收入者、還是高收入者，隨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都會下降。這符合目前絕大部分國家的趨勢。

傑拉西在他的書《避孕藥的誕生》中曾說：“男人和女人只要還在造孩子，他們就一直避免生孩子。”

生育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加劇，那麼經濟如何持續增長？

多孩培養模型：邊際收益遞減，效用總額增加

雖然多生一個孩子，效用會遞減，但從總量來說，五個孩子的效用總量要大於一個孩子。那麼，生一個孩子的家庭如何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一般父母選擇教育好一個小孩，從小孩的成長中獲得更多的幸福感、自豪感，來提高總效用（詳見《人口經濟學 | 生娃這事，經濟學家都搞錯了》）。

單孩培養模型：邊際曲線右移，效用總額增加

如上圖，單孩培養模型：邊際收益率及效用總額。隨着時間的推移，邊際效用遞減，但是由於教育水平提高（技術水平發生了變化），比如小學學霸、鋼琴考級，邊際遞減曲線會右移，將邊際收益率拉高，這樣效用總額反而會增加。

時間往下推移，比如考上重點高中、越來越帥，邊際遞減曲線再次右移，如此邊際收益率會保持相對高水平，邊際總額會一直增加。

只要把小孩培養好，成長性好的小孩，會給父母帶來很大的滿足感、幸福感，邊際效用不容易遞減，總效用也未必比五個小孩的少。

有些小孩的成長曲線以及父母的邊際收益曲線更加陡峭，有些則可能更加平滑。

有沒有生得多，還教育得好的。有，但不具有整體意義。因爲整體上是不可能的，資源是有限的。

從多小孩的培養模型，到單個小孩的培養模型，實際上就是經濟增長方式微觀變革：數量型增長向效率型增長的轉變。

避孕技術革命，人類可以控制勞動供給。隨着收入的增加，受邊際效用遞減及機會成本遞增支配，人們會選擇降低勞動數量供給，提高勞動素質。

經濟持續增長依靠技術進步將邊際曲線右移，微觀上就是人口數量減少，但人力資本增加。人力資本的增加，微觀上就是教育制度及技術的進步。

當然，如果收入增長緩慢，教育水平難以提升，單孩的邊際曲線難以右移，當人口紅利、外溢性技術紅利消失後，經濟可能會長期在低增長中徘徊。

所以，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轉型，根本上是收入提升，推動教育制度及技術的進步，將養育的邊際收益曲線向右推移。

本質上，避孕套、避孕藥，改變了經濟增長的邏輯。

這套邏輯，還適用於結婚、離婚、出軌等社會行爲之中（詳見《婚姻經濟學 | 不婚、不生、出軌、離婚，家庭會消失嗎？》）。

比如，避孕藥誕生後，沒有意外懷孕的壓力，嫖娼、出軌、婚外情的風險大大降低，效用卻大幅度上升。如此容易推高離婚率。

由於女性生育減少，經濟收入增加，獨立性更強，離婚成本下降，離婚率可能會上升。

從1960年代避孕藥大規模使用開始，美國的離婚率、出軌率、婚外情幾率逐漸攀升。

將來，性愛機器人及基因技術進步，同樣符合這套邏輯。

只是，基因技術需要相應的制度演進配合，才適合推動邊際曲線右移。

感謝耐心閱讀：從避孕套、避孕藥的微觀角度，洞察人類社會經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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