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署。朝廷闻讯后，给予了辍朝三日、绘像祀之、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宣付史馆的死后哀荣。

曾国藩死后获得的荣誉是非常多的，这里头也涉及到几个清代较为重要的制度，如果不是熟悉清史的读者很难了解其中的缘由，比如绘像祀之、宣付史馆等。下面就以曾国藩为例讲一讲清代大臣死后的荣誉。

第一个辍朝三日

按清制，能享受辍朝待遇的除了皇帝外，就是皇太后、皇后、亲王、郡王等皇室成员。并规定：亲王去世奏请辍朝三日，亲王世子、郡王二日，贝勒以下俱不请辍朝。

从制度的规定来看，大臣去世是没有资格享受辍朝的待遇的。但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赋予某一大臣这一荣誉。比如乾隆朝的傅恒、福康安虽然都是不是皇室成员，却也特事特办，给予了辍朝三日的待遇。

汉臣中能享有如此待遇的真是不多，除了曾国藩笔者还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因此可以说，给予曾国藩辍朝三日，是一种至高的待遇，属于破格。

第二个是绘像祀之

“绘像祀之”的“绘像”是指绘功臣图像于紫光阁。绘功臣图像古来有之，诸如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唐代的凌烟阁。清代沿袭了这一制度，到了乾隆时期，专门建造了紫光阁，并将功臣像绘于此处。

清代绘图紫光阁的人数很多，仅乾隆一朝就有100个，加上以后的各朝，人数多达数百人。晚清名臣中有很多都享受了这个待遇，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

第三个是追赠太傅

追赠太傅用官方的表达属于“赠衔”的范畴。按清制，官员因公事、阵亡、伤亡者，均可以享受赠衔的待遇。地方官的赠衔有十八等，总督按例赠太子太保、巡抚赠右都御史衔。

曾国藩是两江总督，按例只能是追赠太子太保，但他同时又是武英殿大学士，即是地方官也是京官。朝廷对于京官的追赠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也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办法，即根据大臣生前为国效力的程度给予恩赠。

以曾国藩的功绩，追赠太傅并不过分，就是给个太师也是合情合理。此后的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追赠了太傅衔。

第四个是谥“文正”

谥号称为“易名之典”，最为大臣所看重。清初时，朝廷对谥号的给予十分严格，规定文武大臣非一品例不赐谥，即便是一品大员也不见得人人都有谥号，如康熙朝的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死后就没有赐予谥号。

清中期以后，给谥的标准有所降低，但也仅限于二品以上，此外那些效职勤劳后阵亡的官员，也可以奉特旨给予。

另外，朝廷规定只有出身词臣（翰林）或官至大学士的官员，其谥号才有资格以“文”开头。而“文正”又被定为是谥号中级别最高的，没有皇帝特批不得谥。

曾国藩翰林出身，又是大学士，加上学问、品德、功绩俱佳，获“文正”谥号也是名至实归，有清一代，得此谥号者仅八人。

第五是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贤良祠在京师和直省皆有设立，但一般所说的入祀贤良祠都是指京师贤良祠。贤良祠奉祀的都是开国以来满、汉文武大臣之“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有皇帝特批方能入祀，每年春秋两季由太常寺办理祭祀大礼。一般情况下，地方督抚大多无缘奉祀其中。

昭忠祠更重视武功，里面供奉着一千五百多名将帅、官吏，对于入祀昭忠祠，朝廷有明确的规定：“凡临阵捐躯，守土授命之文武诸臣，以及赤心报国，奋不顾身者，详细具奏”。

曾国藩既是文官又是湘军最高统帅，因此他死后可以同时入贤良祠和昭忠祠，这也符合朝廷的规定，有清一代能享有此项荣誉的并不算太多。

第六是各省建立专祠

“专祠”是指建功臣专祠，顾名思义，是为某个有功大臣修建的单独祠庙。能享受这个待遇的人就更少了，康熙朝六人，雍正朝两人，乾隆朝四人。咸丰以后，由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战事不断，相应地在本籍建立专祠者增多。

曾国藩死后，朝廷下令在江宁、湖南、湖北、安徽、直隶各省建立专祠，又与其弟曾国荃合祀于开封。此后的李鸿章、左宗棠也同样享有同等的待遇。

第七是宣付史馆

宣付史馆是指由国史馆为其立传，这一项荣誉所包括的范围甚广，既可以是功绩卓越的文武大臣，也可以是具有卓行异节的平民百姓。

一般情况下，对于殉国的有功文武大臣都会给予宣付史馆的荣誉。比如咸丰八年，李续宾在三河之战中殉国，曾国藩将其生平战绩上奏朝廷，咸丰帝下令将其生平事功宣付史馆立特传。

宣付史馆在晚清时期比较盛行，并成为一种重要的褒扬手段，晚清乃至清末许多大臣都得以享受这一荣誉。如今我们在官方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人的传记，这都是宣付史馆的结果。

上面提到了曾国藩死后的诸多荣誉，但这并不包括清代大臣去世后的所有荣誉。比如还有赐祭一坛、配享太庙、入城治丧等等，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私信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