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是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12月26日转飞南京后,不幸被扣留软禁。

那么,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杨虎城,蒋介石是如何处置他的呢?

1937年3月间,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三个月后的3月29日下午,蒋介石与杨虎城在杭州见了一面。当晚,蒋介石还宴请了杨虎城。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虎城去谈话,“劝”杨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并说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云云。

4月30日,杨虎城的军职被公开免去。其后,杨将军只得抓紧作出国准备。

其实,蒋介石在杭州召杨虎城谈话前,中统特务就决定“为蒋分忧“——暗杀杨虎城。中统特务机关经过一番策划,物色一“杀手”,名叫褚龙吟。

中统怎么会找褚龙吟去暗杀杨虎城呢?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供职的褚龙吟的父亲,因主张投降而被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枪毙。如是,褚龙吟与杨虎城之间便有了杀父之仇。这时,褚龙吟在镇江江苏监察使署供职。

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人找到褚龙吟,并把他从镇江接到南京,面见陈立夫。当时陈立夫和其兄陈果夫一同主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人称“CC系”。

陈立夫摆出杨虎城的诸多“大罪”后,循循善诱,劝导褚龙呤。陈立夫认为,既然杨虎城与褚龙呤之间有杀父之仇,褚现在杀了杨虎城,是报私仇,无可厚非,对天下人也好交代。

为了打消褚龙呤的顾虑,陈立夫向褚保证,事成之后,为了遮掩外人耳目,褚顶多被判刑5个月即可出狱。此后,给予褚提拔重用。另外,陈立夫还退而求其次地咛嘱褚道:“只要你承认杨虎城是你杀的,事实上不一定要你动手,绝对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让陈立夫没想到的是,褚龙吟稍加考虎,就予以了拒绝。褚龙吟认为,担责杀害坚持抗日的杨虎城将军,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公报私仇的愚孝,会受到万世唾弃的。

另外,褚龙吟谈起父亲之死,曾说:“杨虎城仅负了个名,其实杀害家父的是刘治洲。”

褚龙吟拒绝暗杀(包括承担暗杀之名)杨虎城将军后。国民党特务们并没有死心,他们又找到一位和褚龙吟有相似背景的人,名曰甄芝彦。

甄芝彦是甄士仁的女儿。

甄士仁,陕西麟游人,1886年生,清末秀才,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历任靖国军及国民军第2军团长、旅长等职。1927年1月, 甄被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11路军第2师师长。

这时,中共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成立,甄被选为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与北洋军阀斗争中,他广泛结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拒绝在其部队中“清党“。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其间,甄将所部编为13个师,自任总司令,号称西北民军。各地武装群众热烈响应,纷纷投靠。南京政府为收编笼络甄,委其为“西北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在陕西多年的军旅生涯中,甄士仁与杨虎城交往颇多,成为莫逆。

是年10月,杨虎城将军率第17路军进驻西安,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不久,何应钦奉蒋之命来到西安。何对对杨虎城说:“甄士仁向来不服从中央命令,拒绝清党。其人野心不小,你只有几个师,而他却要编十几个师。如果不乘此机会除掉他,今后必然要受其害,你要认真考虑。”

就这样,在何应钦的亲自策划下,以邀请甄士仁到省府议事为名,将其杀害。临刑前,甄士仁慷慨地说:“只知有国,不知有家。”

其实,在甄士仁奉邀去西安时,他的部下曾劝他不要去,以防不测。但甄以自己和杨虎城素以交谊深厚为由,拒绝了部下的劝告。

中统特务也以劝诱褚龙吟的方式劝说甄芝彦,要她不必动手,承担暗杀杨虎城的责任即可。

冤冤相报何时了?何况甄士仁的死是蒋介石、何应钦借刀杀人的结果。眼下大敌当前,杨虎城坚持抗日。在民族危亡面前,家仇私恨理应退居其次。

如是,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

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特务们以“杀父之仇”假他俩之手暗杀杨虎城的计划宣布破产。当然,在杨虎城出国前,特务们也可以亲自动手,但那样一来,会对蒋介石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一行共6人,搭乘美国 “胡佛总统号”轮船,由上海启程,出国“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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