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横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贯穿秦国数十个州县，彻底改变秦国格局，凡是不迎合变法的，往往受到惩罚，即便是秦孝公的弟弟太子的老师赢虔，也被施以重刑。变法时代的来临，并非起于商鞅。在商鞅之前的魏国，就曾开展严厉变法。李悝著《法经》，魏文侯重用吴起、乐羊等人，魏国盛极一时。魏国之强亦为诸侯列国所知，人才蜂拥云集，集于魏国都城，又自魏国流向列国，变法之势来势之猛，若不主动变法，似乎已无法适应新时代。

秦献公时代曾经有甘龙、杜挚等人，他们扶持熟知魏国文化的秦献公，本身就是在迎合变法时代。但是这些人尚属秦人老贵族，其所秉持的角度，是要稳固家族利益，所谓拉帮结派，支持秦献公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要赢得家族的利益。他们长期生活在西陲秦国，受到魏国铁血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即便秦献公在国内推行变革，如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乃至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都是在于私心有所图谋。甘龙、杜挚等辈绝非正儿八经的改革派。

“When the rate of change outside is more than what is inside, be sure that the end is near。”这是来自现代印度某位名人的言论，说的是“只要外部变革的速率大于组织内部的变革速率，那肯定末日不远了。”秦孝公继位后，发布求贤令，就是要以外部的力量，加快推动秦国的变法趋势，是以欲立先破的姿态，改革秦国格局。

众所皆知的是，商鞅变法的最大政敌就是甘龙、杜挚等人，如果变法的主导者不是商鞅，而是甘龙，他一定会对秦孝公说：“君上，我跟随你的父辈们披荆斩棘，创立如今的秦国，最熟悉秦国的人就是我，要在秦国推行变法，变什么法，我是最有说话权的。”《史记》载：“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这就是彻底的反对商鞅变法。

秦孝公的时代，中原列国已形势稳固，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以武力攻伐吞并，那些小诸侯国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常年沦为东方六国的战场，西陲之秦国东进中原，对那些小国的命运深有同感。但秦国之幸运，在于地处中原边陲，且荒地甚多，东方列国争夺肥沃土地，争夺人口，往往对中原的富庶城池展开行动，秦国数年之间，除了过多的与魏国交战外，极少成为列国纷争的战场，这便为秦国发动变革提供机会。

对秦国而言，若国家不灭，便有机会。魏国曾数次攻到秦国雍州都城附近，但基本上从未攻进都城。这正是秦国即将变法和可能变法的前兆。而且，不管列国愿意不愿意，秦国的变法都将来，而且会以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来临。东方列国们应该怎么办？震怒？紧张？恐惧？还是投身到变法大势来？

秦孝公时代，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孙膑为军师，修建稷下学宫，为诸侯列国培养出大量贤能之才，发动政治变革和军事改革，终于打败魏国。楚宣王“广辟土地，著税伪财”，推行休养生息和对外扩张并行的政策，伺机而动，将楚国疆域拓展到当时最为辽阔。魏惠王前期任用惠施为相，庞涓为将，在与齐国前期的称霸战争中占据先机。

翻遍史书，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等东方六国，所取得的成绩多半与变法紧密相关，且也因此被称为战国雄霸之国。可见当时之大势，唯变法而已。但，商鞅变法的最终成功，令天下格局发生巨变，所谓战国六雄，终于变成战国七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