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正当朝鲜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负责组织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任务的聂荣臻元帅火急火燎得找到了毛主席，其目的是向主席告状。

原来，送往朝鲜的急需药品中，有一批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由于发现不及时，这些药已经造成了志愿军战士伤亡。

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倍感震惊，一时没有说话，他默默地看着聂帅送来的劣质药品，内心却止不住地痛。

“那么多优秀的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这些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发出这番嗔言后，伟人一把把假药掀到地上，并且拍着桌子大骂“该杀”。看着伟人这番失态，聂帅与公安部长罗瑞卿也是心如刀绞，恨不得立即将黑心商人绳之以法。

很快，毛主席就下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毅彻查此事，坚决将卖假药的不法资本家揪出。

在经过调查之后，上海公安发现了向志愿军提供假冒伪劣药品的黑心商人，正是王康年。

那么，这个王康年究竟是何许人物，他为何能够如此胆大包天，敢向志愿军兜售假药？而那些不合格的药品，又是如何能被送到朝鲜战场上的呢？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了解王康年，这位新中国成立后最先被处死的奸商。

王康年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924年，关于他早年的情况相关资料记载并不多，只知道他很早就到上海闯荡，并且在1941年考进了上海大亚电台当报告员。

大亚电台是一个商业性质的电台，每日的报告内容主要是关于商品行情和广告的，有时候还会向听众推送“生意经”。所以在这份工作下，王康年得以耳濡目染，掌握了不少关于做生意的诀窍以及市场需求。

不久后王康年就和上海一个公共租界巡捕的女儿结婚了，在和岳父商议以后，他决定凭借着自己的见识“下海经商”，放弃报告员的工作做生意。

岳父在巡捕房多少有些势力，王康年的“创业路”走得并不艰辛，，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顺利，没用多久，他就在岳父的帮助下于西藏路生吉里顺利租下一个铺面，做起了百货生意。

凭借着自己对市场需求的把握，王康年打算主营毛巾、袜子、雪花膏、万金油等商品。只不过这些东西的利润不大，只能用“薄利多销”的方式来经营。

这就有问题了，王康年他并没有多少资金，根本无法铺货，“薄利多销”也很难做到。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以前学习的“生意经”，也就是给别人做掮（qian）客，通过帮助别人推销来赚取差价。

这种方式虽然简单点，但是赚得少。在王康年的经营下，百货店的销售额还是很不错的，但他在其中挣得却不多，基本上只能够维持日常开支。

累死累活却不赚钱，这就让王康年十分不乐意，他开始想办法转行。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的气息，有志之士都能看出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内战一触即发。

王康年了解到西药将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而且由于战争原因进口西药断档，国产西药迎来了销售黄金时期。

在敏锐的商机嗅觉下，王康年想都没想就关掉了百货店，并且把生意搬到了汉口路456号308室，随即开了一家名为“大康”的西药行，做起了西药生意。

然而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王康年根本就批不到药，药行也无法开张。但这却丝毫没有难倒王康年，既然没有资金，那就“空手套白狼”。

在药店刚开业时，王康年搞“开业大酬宾”，号称现货未到，但只要付下订金，就能享受巨大优惠。

凭借着“报告员”级别的口才，王康年的宣传很是打动人心，而在他的忽悠下，一些民众真的就相信了他的“口头承诺”，纷纷把订金交给他。就这样，王康年终于套来了资金，并且开始了自己“空手套白狼”的人生。

然而让王康年头疼的是，虽然订单接了不少，但药品却一时半会儿批不下来。而且由于国共内战逐渐进入白热化，上海的通货膨胀不断剧增，直接导致了药品出厂价格飞涨。

王康年那点钱根本没办法买到西药，在无法按期交货的情况下，王康年欠下了不少债务，不过他始终坚信自己能够挣钱，所以一直就靠着“拆补”客户的货款维持。而且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王康年还到处抛栈单，希望通过帮他人寄存药品来挣钱。

一方面是客户寄存的药品，另一方面是购买药品的金主。王康年想着反正能拆东墙补西墙，西药的价格早晚会降，干脆就先把寄存的药卖了，到时候再低价买回来。

这种方法让他大赚一笔，只不过之后就十分苦恼，因为要来提取药物的客户越来越多，那些药早就被他卖了，他怎么向客户交代？

为了解决货物问题，王康年想了一招，那便是造假，他用玉米粉改装成表飞鸣、阿司匹林粉等药品，想着只要吃不死人，就可以借此蒙混过关。

但可惜顾客不是傻子，这样的方法也许能骗一两个人，但想让所有人都上当受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造假事情败露之后，王康年随即招来了一片谩骂，他被搞得声名狼藉，要求退货的的顾客也将他的药行堵得水泄不通。

不久后，王康年被迫破产，还欠下了巨额债务。而且由于投机倒把，他还被不少人告上了法庭。根据上海地方法院档案记载，在上海解放后，国民政府法官处没来得及处理的诉状中，和他有关的都有好几张。

在状告王康年的诉状中，有一张原告为严文骏的诉状最受关注，因为这是唯一被法院受理且判决了的。而他状告王康年的罪状，就是因为被开了“空头栈单”。

原来，严文骏从1948年11月起，就先后在王康年的大康西药行存放了不少药品，其货栈单“前前后后共计十纸”，可见其数量之大。然而在寄存期满之后，王康年却委托律师宣告药行破产关闭，且并没有将他的所存药品归还。

要知道严文骏所存的药品是不在王康年的资产清理范围之内的，所以尽管王康年破产了，他也理应该归还这批药品。

但是王康年破产后并不想归还这批货，不仅“避而不见面，致寄存各物无法提取”，甚至当事人在报警后，连警方都找不到他。所以在严文骏看来，王康年的行为就是赤裸裸地侵吞自己的合法财产，法院对此予以了肯定。

不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新成立的上海政府有意联合工商业的力量恢复经济，于是便积极扶持工商个体开业复工。所以在受理了严文骏的诉状后，法院方面并没有对王康年予以严惩，而是采用了调节的解决方式。

在工商部门和新药业公会的调解下，王康年将拖欠严文骏的药品全部转化为债务，并且以负债的状态继续经营，以此来偿还欠款。

由于这个方案得到了工商部门的担保，严文骏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将药品估值转化，共向王康年索赔一千万元。王康年破产后所欠的巨额债务，基本是都是来自于严文骏。

在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后，王康年兴奋异常，由此表现得十分积极。新中国成立后，王康年更是四处奔走，不仅参加了老闸区工商联，还竞选成为大康西药行所在大楼的居委会主任以及肃反委员会副主任，一时间风光无限。

但明眼人都知道，王康年如此殷勤，其目的就是向机关靠拢，从而好和机关做生意。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王康年的“热情”下，有很多机关都开始和王康年有了合作往来，后来甚至还有一些国营机构，也被王康年“拿下”。

王康年能够获得这些国家机关的青睐，绝不是凭借他的个人魅力，而是他投机取巧的卑鄙手段。

后来根据相关人员的指控和他本人的认罪，王康年在和国家机关合作期间，曾先后用行贿、嫖妓等方式，总共将85名国家工作人员拉下水。他甚至还因此把自己比做成“共产党员的改造所”，常对外人吹嘘能够让共产党人“红的进去，白的出来”。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收到订单以后，王康年却采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的方式来蒙混过关，经常都向国家机关销售大量不合格药品和医疗器械。虽然这种小手段很容易就能被识破，但在王康年的腐蚀下，一些干部已经被他捆绑成了利益体，所以只能给他大开“绿灯”。

就这样，凭借着和国家单位的“合作”，大康药房的经营有了很大的起色，仅仅是1949年复业到1951年的两三年间，其销售额就达到了350亿人民币（旧币），可见王康年的手段高明（ps：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元）。

可以说正是凭借着“投机倒把”，王康年才顺利得以“起死回生”。他从国家身上赚了不少钱，还还掉了一大笔债务。但这也在后来给新中国带来了不可巨大的损失，他还由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1951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志愿军对药品的需求极速增长。然而由于当时西方对我国的封锁，我国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筹集这么多药品。因此，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国内药企，派人到全国各地采购急需药品。

当年11月，志愿军某部后勤工作人员到上海采购急需药品，就在这个时候，王康年嗅到了绝佳的机会。

因为当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中国与这样的国家死磕胜算不大，就算勉强胜利，部队的伤亡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志愿军提供药品显然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意。

当时王康年手中并没有任何货源，但尽管如此，他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关系”揽下了志愿军的货款，并且承诺12月中旬交货。

由于没有货源，到了规定期限，王康年自然是无法交货。但这时他却用一些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来搪塞志愿军，从而拖延交货期限。

店员提醒他，店里压根儿没有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霉素等特效消炎药，而且也无法搞到这些药，不过王康年表示“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并且声称自己已经联系进口，让店员不用担心。

其实，王康年根本就搞不到任何药品，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志愿军交货。因为他从志愿军中收到的货款，早就被他用来还了拖欠的欠款，他哪里还有钱去给志愿军买药？

后来在志愿军的再三催货下，王康年只好又重故技重施，打算用假冒伪劣药品来滥竽充数。期间他不仅用带菌的烂棉花、旧纱布等东西制作“急救包”，还用了玉米面来冒充消炎药，除此之外，已经生锈的医疗器械，无用的热水袋和玻璃片等，都被他当作医疗物资发往了前线应付。

因为负责药品质检的工作人员早已被王康年拉下了水，所以这批低劣的物资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就被发往前线。很快，我国不少志愿军战士就因为王康年的这批“药品”被贻误了伤情，甚至因此丢失了性命。

根据志愿军卫生部门的精确统计，在朝鲜战场上，我军因为药品奇缺不治身亡的战士共有21679人，而其中就有一部分直接死于王康年等不法分子的“伪药”上。

这些优秀的战士们没有牺牲于帝国主义的枪口，却死在了黑心商人的手中。这样的结果，可悲至极，而王康年等黑心商人，更是可恨至极。

以当消息传回中央以后，毛主席勃然大怒，他一把将伪劣药品打翻在地，拍着桌子大骂黑心商人“该杀”。很快，毛主席就责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老总彻查此事，并严格查办。

王康年有内幕消息，在得知要彻查假药事件的消息后，迅速消声隐迹，并且调动一切资源来贿赂干部，想要把这件事遮过去。

陈毅查来查去，都没能找到假药贩子的场所，最后决定查银行流水。因为志愿军采购药品的量非常大，在短期内银行账户必然有大额流水。

一查就查到了王康年的药房，药行的员工担心收到惩罚，争先恐后检举王康年，将他的恶劣行径向有关部门揭发。与此同时，金城银行也根据档案向政府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揭示了王康年曾对其进行过的欺诈行为。

人证物证确凿，公安机关随即对王康年实行了逮捕，并且最终确认了他就是给志愿军贩卖假药的奸商。不久后，所有与王康年有过利益往来的干部都被一一揪出，在经过审判之后，他们也由此成为了人民的罪人。

《解放军报》根据审判的一些细节、犯罪人员的供述，总结了王康年等人的一些罪过，我在这里罗列几件。

1：向志愿军干部行贿，蓄意骗取志愿军购买药品的货款，一年之内牟利数亿元，并且用3亿货款做投机生意；

2：用鱼肝油、假冒伪劣产品、变质止咳糖浆冒充特效药、消炎药，致使志愿军伤兵死亡；

3：对外贩卖质量不达标的器械，比如X光机、血钳等医疗器械。

4：王康年通过贿赂干部接生意，据落马官员回忆，王康年前前后后一共行贿85人，行汇款额高达人民币2亿元。

相关细节一经公布，王康年的恶劣行径就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无数上海市民都强烈要求将其处死，以告慰国殇。

之后在中共中央的亲自批示下，王康年以行贿罪，投机倒把罪等数罪并罚，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于1953年2月28日执行。

就这样，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骗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在当时仍旧存在大量的黑心商人，比如：

1：济南盛昌蛋厂厂长奸商安景远

这个厂长负责志愿军部分面粉供应，但是他偷工减料，把7600多斤坏了的臭鸡蛋掺在里面，谋取暴利。

2：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

这个经理在任期间中饱私囊，在志愿军所需要的大米中掺杂了2000多斤发霉的大米，充当上等米。

3：北京广达兴记粮栈经理奸商石利如

承担志愿军所需要的腌菜供应，但是为了增加重量，他在腌菜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沙子。

4：福华电厂药棉厂经理李寅廷

用垃圾棉花制作了120081个救急包，前线的伤员用了救急包，因伤口感染而去世，针对这一事件，彭德怀曾拍桌子骂娘，痛斥无良奸商。

在前线为新中国拼命的志愿军战士连最基本的供应都得不到，因为后勤供应问题，彭德怀特意从前线回到北京，向中央诉苦：“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比长征还要艰苦”。

在听完彭德怀的诉苦之后，毛主席批示将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同时让周总理狠抓后勤供应。

而且王康年事件曝光不久以后，中央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ps：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经过了这次运动以后，新中国的工商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些和王康年一样有着恶劣行径的黑心商人，都得到了严肃的处理。

各位不妨看一下家中服役时间较久的器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品质量绝对是杠杠的，我们家装猪油的搪瓷盆现在还在用。

最后回到王康年的恶劣行径上，王康年本身就是旧社会的商人，偷工减料是标配。他的犯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经历过的一次血的教训。虽然此事已经尘封在了历史长河中，但提起王康年的罪行，依旧是令人发指。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无法被原谅的罪人，在近年来受到了一些有心人的“洗白”，此前就曾有一个署名“川人”的博客主，在网络中发布了一篇关于王康年“冤案真相”的文章，并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澎湃新闻都曾发文痛斥，并且拿出当年的报纸来反驳“川人”。

“川人”在文章中一边替王康年叫冤，一边却极力抹黑共产党政权，而明眼人都可以从中看出，“抹黑共产党”才是这名作者的真实目的。不得不说，这个作者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用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手段，便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趁机抹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政权。

不过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府和政党，就算这些手段再高明，他也无法影响人民的信仰和归属，而这些做法，最终也只能是“徒增笑耳”。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时刻警惕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入侵”，因为“抹黑历史”往往是很难被杜绝的。比如此前就有不少抹黑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的文章，其用心险恶，昭然若揭。

随着国家对英雄人物的立法保护，使得一些有心人不敢再对英雄人物下手，但与此同时对一些历史罪人（比如汪精卫，王康年等）的洗白，就成为了他们新的手段。因此，在舆论战线，我国还需要提高警惕，而作为网民的我们，更应该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