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正當朝鮮戰爭如火如荼進行之際，負責組織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任務的聶榮臻元帥火急火燎得找到了毛主席，其目的是向主席告狀。

原來，送往朝鮮的急需藥品中，有一批藥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而且由於發現不及時，這些藥已經造成了志願軍戰士傷亡。

聽到這個消息，毛主席倍感震驚，一時沒有說話，他默默地看着聶帥送來的劣質藥品，內心卻止不住地痛。

“那麼多優秀的戰士，沒有死在美軍的槍炮下，卻被這些製造假藥的不法資本家奪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發出這番嗔言後，偉人一把把假藥掀到地上，並且拍着桌子大罵“該殺”。看着偉人這番失態，聶帥與公安部長羅瑞卿也是心如刀絞，恨不得立即將黑心商人繩之以法。

很快，毛主席就下令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毅徹查此事，堅決將賣假藥的不法資本家揪出。

在經過調查之後，上海公安發現了向志願軍提供假冒僞劣藥品的黑心商人，正是王康年。

那麼，這個王康年究竟是何許人物，他爲何能夠如此膽大包天，敢向志願軍兜售假藥？而那些不合格的藥品，又是如何能被送到朝鮮戰場上的呢？

本期文章，筆者將帶大家瞭解王康年，這位新中國成立後最先被處死的奸商。

王康年是浙江杭州人，生於1924年，關於他早年的情況相關資料記載並不多，只知道他很早就到上海闖蕩，並且在1941年考進了上海大亞電臺當報告員。

大亞電臺是一個商業性質的電臺，每日的報告內容主要是關於商品行情和廣告的，有時候還會向聽衆推送“生意經”。所以在這份工作下，王康年得以耳濡目染，掌握了不少關於做生意的訣竅以及市場需求。

不久后王康年就和上海一個公共租界巡捕的女兒結婚了，在和岳父商議以後，他決定憑藉着自己的見識“下海經商”，放棄報告員的工作做生意。

岳父在巡捕房多少有些勢力，王康年的“創業路”走得並不艱辛，，甚至可以說是非常順利，沒用多久，他就在岳父的幫助下於西藏路生吉里順利租下一個鋪面，做起了百貨生意。

憑藉着自己對市場需求的把握，王康年打算主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商品。只不過這些東西的利潤不大，只能用“薄利多銷”的方式來經營。

這就有問題了，王康年他並沒有多少資金，根本無法鋪貨，“薄利多銷”也很難做到。在這個時候他就想起了以前學習的“生意經”，也就是給別人做掮（qian）客，通過幫助別人推銷來賺取差價。

這種方式雖然簡單點，但是賺得少。在王康年的經營下，百貨店的銷售額還是很不錯的，但他在其中掙得卻不多，基本上只能夠維持日常開支。

累死累活卻不賺錢，這就讓王康年十分不樂意，他開始想辦法轉行。當時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空氣中瀰漫着一股硝煙的氣息，有志之士都能看出國共兩黨關係緊張，內戰一觸即發。

王康年瞭解到西藥將具有非常廣闊的市場，而且由於戰爭原因進口西藥斷檔，國產西藥迎來了銷售黃金時期。

在敏銳的商機嗅覺下，王康年想都沒想就關掉了百貨店，並且把生意搬到了漢口路456號308室，隨即開了一家名爲“大康”的西藥行，做起了西藥生意。

然而由於沒有充足的資金，王康年根本就批不到藥，藥行也無法開張。但這卻絲毫沒有難倒王康年，既然沒有資金，那就“空手套白狼”。

在藥店剛開業時，王康年搞“開業大酬賓”，號稱現貨未到，但只要付下訂金，就能享受巨大優惠。

憑藉着“報告員”級別的口才，王康年的宣傳很是打動人心，而在他的忽悠下，一些民衆真的就相信了他的“口頭承諾”，紛紛把訂金交給他。就這樣，王康年終於套來了資金，並且開始了自己“空手套白狼”的人生。

然而讓王康年頭疼的是，雖然訂單接了不少，但藥品卻一時半會兒批不下來。而且由於國共內戰逐漸進入白熱化，上海的通貨膨脹不斷劇增，直接導致了藥品出廠價格飛漲。

王康年那點錢根本沒辦法買到西藥，在無法按期交貨的情況下，王康年欠下了不少債務，不過他始終堅信自己能夠掙錢，所以一直就靠着“拆補”客戶的貨款維持。而且爲了獲得更多的資金，王康年還到處拋棧單，希望通過幫他人寄存藥品來掙錢。

一方面是客戶寄存的藥品，另一方面是購買藥品的金主。王康年想着反正能拆東牆補西牆，西藥的價格早晚會降，乾脆就先把寄存的藥賣了，到時候再低價買回來。

這種方法讓他大賺一筆，只不過之後就十分苦惱，因爲要來提取藥物的客戶越來越多，那些藥早就被他賣了，他怎麼向客戶交代？

爲了解決貨物問題，王康年想了一招，那便是造假，他用玉米粉改裝成表飛鳴、阿司匹林粉等藥品，想着只要喫不死人，就可以藉此矇混過關。

但可惜顧客不是傻子，這樣的方法也許能騙一兩個人，但想讓所有人都上當受騙，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造假事情敗露之後，王康年隨即招來了一片謾罵，他被搞得聲名狼藉，要求退貨的的顧客也將他的藥行堵得水泄不通。

不久後，王康年被迫破產，還欠下了鉅額債務。而且由於投機倒把，他還被不少人告上了法庭。根據上海地方法院檔案記載，在上海解放後，國民政府法官處沒來得及處理的訴狀中，和他有關的都有好幾張。

在狀告王康年的訴狀中，有一張原告爲嚴文駿的訴狀最受關注，因爲這是唯一被法院受理且判決了的。而他狀告王康年的罪狀，就是因爲被開了“空頭棧單”。

原來，嚴文駿從1948年11月起，就先後在王康年的大康西藥行存放了不少藥品，其貨棧單“前前後後共計十紙”，可見其數量之大。然而在寄存期滿之後，王康年卻委託律師宣告藥行破產關閉，且並沒有將他的所存藥品歸還。

要知道嚴文駿所存的藥品是不在王康年的資產清理範圍之內的，所以儘管王康年破產了，他也理應該歸還這批藥品。

但是王康年破產後並不想歸還這批貨，不僅“避而不見面，致寄存各物無法提取”，甚至當事人在報警後，連警方都找不到他。所以在嚴文駿看來，王康年的行爲就是赤裸裸地侵吞自己的合法財產，法院對此予以了肯定。

不過當時上海解放不久，新成立的上海政府有意聯合工商業的力量恢復經濟，於是便積極扶持工商個體開業復工。所以在受理了嚴文駿的訴狀後，法院方面並沒有對王康年予以嚴懲，而是採用了調節的解決方式。

在工商部門和新藥業公會的調解下，王康年將拖欠嚴文駿的藥品全部轉化爲債務，並且以負債的狀態繼續經營，以此來償還欠款。

由於這個方案得到了工商部門的擔保，嚴文駿也不好再多說什麼，只是將藥品估值轉化，共向王康年索賠一千萬元。王康年破產後所欠的鉅額債務，基本是都是來自於嚴文駿。

在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後，王康年興奮異常，由此表現得十分積極。新中國成立後，王康年更是四處奔走，不僅參加了老閘區工商聯，還競選成爲大康西藥行所在大樓的居委會主任以及肅反委員會副主任，一時間風光無限。

但明眼人都知道，王康年如此殷勤，其目的就是向機關靠攏，從而好和機關做生意。事實也確實如此，在王康年的“熱情”下，有很多機關都開始和王康年有了合作往來，後來甚至還有一些國營機構，也被王康年“拿下”。

王康年能夠獲得這些國家機關的青睞，絕不是憑藉他的個人魅力，而是他投機取巧的卑鄙手段。

後來根據相關人員的指控和他本人的認罪，王康年在和國家機關合作期間，曾先後用行賄、嫖妓等方式，總共將85名國家工作人員拉下水。他甚至還因此把自己比做成“共產黨員的改造所”，常對外人吹噓能夠讓共產黨人“紅的進去，白的出來”。

更令人氣憤的是，在收到訂單以後，王康年卻採取“偷工減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的方式來矇混過關，經常都向國家機關銷售大量不合格藥品和醫療器械。雖然這種小手段很容易就能被識破，但在王康年的腐蝕下，一些幹部已經被他捆綁成了利益體，所以只能給他大開“綠燈”。

就這樣，憑藉着和國家單位的“合作”，大康藥房的經營有了很大的起色，僅僅是1949年復業到1951年的兩三年間，其銷售額就達到了350億人民幣（舊幣），可見王康年的手段高明（ps：舊幣一萬元，相當於第二套人民幣的一元）。

可以說正是憑藉着“投機倒把”，王康年才順利得以“起死回生”。他從國家身上賺了不少錢，還還掉了一大筆債務。但這也在後來給新中國帶來了不可巨大的損失，他還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1951年，隨着抗美援朝戰爭進入最激烈的階段，志願軍對藥品的需求極速增長。然而由於當時西方對我國的封鎖，我國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籌集這麼多藥品。因此，國家只能寄希望於國內藥企，派人到全國各地採購急需藥品。

當年11月，志願軍某部後勤工作人員到上海採購急需藥品，就在這個時候，王康年嗅到了絕佳的機會。

因爲當時美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中國與這樣的國家死磕勝算不大，就算勉強勝利，部隊的傷亡都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爲志願軍提供藥品顯然成了一個穩定的生意。

當時王康年手中並沒有任何貨源，但儘管如此，他依舊憑藉着自己的“關係”攬下了志願軍的貨款，並且承諾12月中旬交貨。

由於沒有貨源，到了規定期限，王康年自然是無法交貨。但這時他卻用一些醫療器械和輔助藥物來搪塞志願軍，從而拖延交貨期限。

店員提醒他，店裏壓根兒沒有消治龍藥粉、消發滅定藥粉、氯黴素等特效消炎藥，而且也無法搞到這些藥，不過王康年表示“朝鮮路遠，沒啥關係，這事我拿得穩”，並且聲稱自己已經聯繫進口，讓店員不用擔心。

其實，王康年根本就搞不到任何藥品，他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給志願軍交貨。因爲他從志願軍中收到的貨款，早就被他用來還了拖欠的欠款，他哪裏還有錢去給志願軍買藥？

後來在志願軍的再三催貨下，王康年只好又重故技重施，打算用假冒僞劣藥品來濫竽充數。期間他不僅用帶菌的爛棉花、舊紗布等東西製作“急救包”，還用了玉米麪來冒充消炎藥，除此之外，已經生鏽的醫療器械，無用的熱水袋和玻璃片等，都被他當作醫療物資發往了前線應付。

因爲負責藥品質檢的工作人員早已被王康年拉下了水，所以這批低劣的物資並沒有受到什麼阻礙就被髮往前線。很快，我國不少志願軍戰士就因爲王康年的這批“藥品”被貽誤了傷情，甚至因此丟失了性命。

根據志願軍衛生部門的精確統計，在朝鮮戰場上，我軍因爲藥品奇缺不治身亡的戰士共有21679人，而其中就有一部分直接死於王康年等不法分子的“僞藥”上。

這些優秀的戰士們沒有犧牲於帝國主義的槍口，卻死在了黑心商人的手中。這樣的結果，可悲至極，而王康年等黑心商人，更是可恨至極。

以當消息傳回中央以後，毛主席勃然大怒，他一把將僞劣藥品打翻在地，拍着桌子大罵黑心商人“該殺”。很快，毛主席就責令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老總徹查此事，並嚴格查辦。

王康年有內幕消息，在得知要徹查假藥事件的消息後，迅速消聲隱跡，並且調動一切資源來賄賂幹部，想要把這件事遮過去。

陳毅查來查去，都沒能找到假藥販子的場所，最後決定查銀行流水。因爲志願軍採購藥品的量非常大，在短期內銀行賬戶必然有大額流水。

一查就查到了王康年的藥房，藥行的員工擔心收到懲罰，爭先恐後檢舉王康年，將他的惡劣行徑向有關部門揭發。與此同時，金城銀行也根據檔案向政府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揭示了王康年曾對其進行過的欺詐行爲。

人證物證確鑿，公安機關隨即對王康年實行了逮捕，並且最終確認了他就是給志願軍販賣假藥的奸商。不久後，所有與王康年有過利益往來的幹部都被一一揪出，在經過審判之後，他們也由此成爲了人民的罪人。

《解放軍報》根據審判的一些細節、犯罪人員的供述，總結了王康年等人的一些罪過，我在這裏羅列幾件。

1：向志願軍幹部行賄，蓄意騙取志願軍購買藥品的貨款，一年之內牟利數億元，並且用3億貨款做投機生意；

2：用魚肝油、假冒僞劣產品、變質止咳糖漿冒充特效藥、消炎藥，致使志願軍傷兵死亡；

3：對外販賣質量不達標的器械，比如X光機、血鉗等醫療器械。

4：王康年通過賄賂幹部接生意，據落馬官員回憶，王康年前前後後一共行賄85人，行匯款額高達人民幣2億元。

相關細節一經公佈，王康年的惡劣行徑就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無數上海市民都強烈要求將其處死，以告慰國殤。

之後在中共中央的親自批示下，王康年以行賄罪，投機倒把罪等數罪併罰，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處了死刑，於1953年2月28日執行。

就這樣，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大騙子，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是在當時仍舊存在大量的黑心商人，比如：

1：濟南盛昌蛋廠廠長奸商安景遠

這個廠長負責志願軍部分麪粉供應，但是他偷工減料，把7600多斤壞了的臭雞蛋摻在裏面，謀取暴利。

2：武漢大興米廠副經理彭錫承.

這個經理在任期間中飽私囊，在志願軍所需要的大米中摻雜了2000多斤發黴的大米，充當上等米。

3：北京廣達興記糧棧經理奸商石利如

承擔志願軍所需要的醃菜供應，但是爲了增加重量，他在醃菜裏面摻雜了大量的沙子。

4：福華電廠藥棉廠經理李寅廷

用垃圾棉花製作了120081個救急包，前線的傷員用了救急包，因傷口感染而去世，針對這一事件，彭德懷曾拍桌子罵娘，痛斥無良奸商。

在前線爲新中國拼命的志願軍戰士連最基本的供應都得不到，因爲後勤供應問題，彭德懷特意從前線回到北京，向中央訴苦：“抗美援朝的志願軍比長征還要艱苦”。

在聽完彭德懷的訴苦之後，毛主席批示將調用國內各種物資大力支援前線，同時讓周總理狠抓後勤供應。

而且王康年事件曝光不久以後，中央就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五反運動”，嚴厲打擊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破壞活動。（ps：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經過了這次運動以後，新中國的工商業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一些和王康年一樣有着惡劣行徑的黑心商人，都得到了嚴肅的處理。

各位不妨看一下家中服役時間較久的器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品質量絕對是槓槓的，我們家裝豬油的搪瓷盆現在還在用。

最後回到王康年的惡劣行徑上，王康年本身就是舊社會的商人，偷工減料是標配。他的犯罪事實是無可爭辯的，這也是我國在社會主義探索中經歷過的一次血的教訓。雖然此事已經塵封在了歷史長河中，但提起王康年的罪行，依舊是令人髮指。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無法被原諒的罪人，在近年來受到了一些有心人的“洗白”，此前就曾有一個署名“川人”的博客主，在網絡中發佈了一篇關於王康年“冤案真相”的文章，並且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澎湃新聞都曾發文痛斥，並且拿出當年的報紙來反駁“川人”。

“川人”在文章中一邊替王康年叫冤，一邊卻極力抹黑共產黨政權，而明眼人都可以從中看出，“抹黑共產黨”纔是這名作者的真實目的。不得不說，這個作者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用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手段，便達成了自己的目的，趁機抹黑人民政府和共產黨政權。

不過作爲一個久經考驗的政府和政黨，就算這些手段再高明，他也無法影響人民的信仰和歸屬，而這些做法，最終也只能是“徒增笑耳”。

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時刻警惕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入侵”，因爲“抹黑歷史”往往是很難被杜絕的。比如此前就有不少抹黑董存瑞，黃繼光等英雄的文章，其用心險惡，昭然若揭。

隨着國家對英雄人物的立法保護，使得一些有心人不敢再對英雄人物下手，但與此同時對一些歷史罪人（比如汪精衛，王康年等）的洗白，就成爲了他們新的手段。因此，在輿論戰線，我國還需要提高警惕，而作爲網民的我們，更應該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