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組織人事報》發佈時間：2020年12月23日

新冠疫情形勢嚴峻，在墨西哥墨西哥城，無家可歸者排隊領食物。

墨西哥自從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來，40多年時間裏一直掙扎、徘徊於中等收入經濟體，遲遲不能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而陷入典型的經濟學上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發展戰略失誤導致扭曲的發展。墨西哥國民經濟發展最初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模式，爲了推進經濟持續發展，逐漸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希望通過國有化浪潮來生產本土工業製成品以滿足國內需求。當時，國內工業發展藉助政府的干預和保護，減小了外部市場的衝擊，並通過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國土資源發揮本國優勢、大膽利用外資並適當限制外國專利等方式，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墨西哥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以上，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7.2%以上，並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階段，經濟發展依靠高投資率和高物質消耗，國內工業製成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墨西哥在步入中等收入國家陣營後，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框架已無法繼續適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市場化的新要求，沒有及時轉向外向型的發展戰略，反而通過高估本幣、關稅、非關稅壁壘等手段影響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導致國內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效率低下。其本質是一種以計劃機制代替市場機制的經濟趕超式增長，造成市場扭曲和工業化進程發展緩慢。

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改革留有後遺症。1982年債務危機爆發後，墨西哥開始採用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88年，墨西哥開放了本國市場，並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是，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改革並沒有使墨西哥擺脫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一是沒有應對好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一些國外資本大舉進軍墨西哥國內市場，導致很多本土中小企業破產倒閉。二是過度的私有化改革。1990年，墨西哥一些國有企業開始實施私有化改革，外國資本大肆收購國有企業，導致國有資產轉移和大量流失，同時也降低了墨西哥政府對經濟命脈和國家資源的掌控能力，影響民生領域的投資。

創新能力不足導致經濟增長動力匱乏。科技創新、技術進步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要素。由於墨西哥科技研發支出偏少、科研人員比例偏低、人力資本質量低下等原因，導致科技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發揮有限，缺乏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使國家的整體創新能力下降。比如，1989年，墨西哥高技術產品出口只佔製造業產品出口的10.10%，2011年才達到16.51%，僅僅增加了6.41個百分點。2014年，墨西哥的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僅爲0.64%，影響生產力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

過快城鎮化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1950年至1980年，墨西哥的城鎮化率從42.6%提高到66.3%，2008年的城鎮化率更是達到77.2%，趕超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墨西哥的過快城鎮化導致城鄉關係失衡並激化社會矛盾：一是超前的人口集聚和城市的承載能力失衡。二是“城市病”的廣泛存在。超越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人口過度集聚，僅首都墨西哥城就承載了全國大約20%的人口，由此產生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貧民窟等城市社會問題。而這一系列社會問題，又給經濟發展帶來掣肘。

社會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社會失衡主要體現在貧富差距突出方面，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也是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階層分化的階段。截至2012年底，墨西哥全國貧困人口爲5330萬，占人口總數的45%。另外，墨西哥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城市基尼係數由0.67上升到0.78，已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爲維護社會穩定、縮小貧富差距，墨西哥出臺了一系列涉及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就業服務等領域的政策，又出現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的“福利趕超”現象，進一步加劇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再加上利益集團博弈、社會治理能力不強等原因，很多社會政策並未產生預期的效果，出現公共服務短缺現象。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經濟與社會轉型問題、是國家的協調發展問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不僅需要實施積極的全方位的經濟結構轉型、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新趨勢和新挑戰、推動技術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國家內部結構性要素的均衡發展，還需要構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提高社會治理水平以消解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