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吸引了公众的视线；一是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另一个是新加坡的“小贩文化”。

“送王船”是马来西亚首次与其他国家一起联合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早在2012年被列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遗产，也是该国继玛蓉舞、冬当沙央、马来武术以及今年同印尼联合申请的马来班顿后的第5个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显示，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我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

“小贩文化”是新加坡第一个被列为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也是继新加坡植物园后第二次申遗成功。小贩文化指的是小贩、小贩美食和小贩中心构成的生活方式。起初，小贩仅是被生活所迫，聚集性的在人口密集地区开设平价美食中心，众多熟食小贩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成为多数新加坡人日常快速且低价解决三餐的场所。

在传统习俗或社会习惯发展到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二次解说和意义赋予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起初，送王船是沿海而居的渔民的一种古老仪式，旨在祈求海上平安、渔事兴旺，通过祭祀神明、悼念海上遇难英灵的方式来驱邪、祈福。如今，送王船一方面被扩展到海洋文化和包容性社会发展的领域，对“观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以及“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结晶”的强调和解说显示了中马两国对海洋文化的重视，即中国和马来西亚自古以来就是拥有丰富海洋文化和海洋经验的国家，两国对海洋的开发和使用由来已久、古已有之，成百上千年的海洋开发经验证明，中马两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是可持续的、非破坏性和非掠夺性的；它还为马来西亚官方宣扬马六甲作为历史上重要的转口港及其发达的海上贸易提供了论据。因此，送王船给未来中马两国进一步扩展海洋资源开发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从历史或文化上对一些有关非法或破坏性开发海洋资源的指控进行了反驳。

另一方面，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进一步诠释为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例证。在这种解说下，送王船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成为联系中国与海外特别是马来西亚侨胞的重要文化纽带之一。

相比文化遗产丰富的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方面资源相对匮乏的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在积极寻找能够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遗产。新加坡被迫自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缺乏属于新加坡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建国总理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面临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新加坡是什么——历史上，新加坡虽然时常因海上贸易而导致人口聚集，但一直不是一个定居地；英殖民时期以来，新加坡长期处在英联邦和马来西亚联邦之中；新加坡三个主体民族来自三个强大且都已经取得独立的文明，本地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可能内心更加忠于自己的“祖国”，仅仅为谋生来到新加坡；独立的偶然性给国家认同带来巨大挑战，新加坡缺乏“想象共同体”的基本素材。为此，新加坡政府用语言——华语构建了华族，用宗教——伊斯兰教构建了马来族，用地理概念构建了印度族，以多元种族主义的简化原则进行国家治理。

推动“小贩文化”入遗也是新加坡政府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努力之一。首先，“小贩文化”入遗显示了新加坡对小贩文化特别是小贩的肯定与认可，加强了新加坡人对小贩文化和共同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次，世界各地都有小贩、地摊和夜市，而每个国家又因其社会面貌而形成独特的小贩行业，新加坡政府希望通过“小贩”入遗逐渐打造出一种“专属于新加坡”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填补文化认同上的空缺。再者，新加坡有意将作为大众化饮食场所的小贩中心解说为种族和谐与包容的体现——接待不同肤色、信仰、教育背景、富裕程度的顾客，大家坐到同一张桌子用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出了不同背景的人在公共空间的和谐共存，小贩中心成为了“最不讲求特权的地方”，是“平等主义的最真切体现”。况且，随着国际旅客和移民的增加，新加坡小贩中心逐渐出现韩国菜、日料、美式西餐，在官方解说下，这恰是小贩文化乃至新加坡文化的包容性和国际性的例证，成为新加坡面向国际的一张名片。

撰文：廖博闻（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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