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明实亡于万历？因为万历朝是明朝积累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很多明朝灭亡的原因都是能在万历皇帝身上找到病根。包括党争（国本之争），外患（扶植努尔哈赤制衡李成梁），内忧（矿监税使），甚至天启和崇祯能力不足，也是因为国本之争万历迟迟不让他们上学，崇祯也因为明末三大案以及阉党之祸变得疑神疑鬼。

明末文臣内斗到零和博弈，全然不顾国家利益，万历难辞其咎。非得在立嗣问题上与文官争话语权，弄的朝堂乌烟瘴气，国家几近瘫痪，最后败得一塌糊涂，文官系统彻底失控。

万历晚期，因为国本之争，党争激烈。熊廷弼是楚党，杨镐是浙党，当时内阁首辅方从哲是浙党，孙承宗是东林党。东林是天启帝时崛起的，万历时楚浙齐三党是最强的党派。

皇帝和文臣之间的斗争，都是诱因，尤其是这个时期，朝堂一定是维稳为主，那么方从哲的推荐就必定会被接受，浙党势力最大，其余党派，并不具备和它对抗的实力，各党之间的龌龊，以及三党对东林的敌视，万历就更不可能选择弱势的楚党熊廷弼和东林的孙承宗，因为这样必然会引发更大激烈的党争。

明朝制度性的崩溃，在嘉靖甚至更早的明中期就已经开始了。东南倭乱让腐烂不堪的卫所制暴露在满朝诸公面前，卫所军的不堪一战，才使得明朝开始大量募兵，编练募军，练兵，维持军队是要花钱的。

明中期以来本就不富裕的财政更是被压上重担，尤其是崇祯年间因为流民和小冰河期，明朝财政体系就已经崩溃了，没有钱自然就没办法编练军队。明朝除了太祖，成祖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位时官场的贪污有所收敛，在之后就愈演愈烈。各种克扣，孝敬已经成为明代官场的明规则，不是你是清官还是贪官的问题，是官场生态就是这样，你不做你就是异类。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辽饷。每年辽饷数百万两，还没出京城就会被京城的内阁，工部，兵部，各个实权大佬拿走一半，到了辽镇又要被掌军各位将军，巡抚，都督拿走剩下的一半，真正到士兵手里的连原来的三成都没有，这样的军队，你指望人家卖命？开玩笑呢。

明代政治上最失败就是没有扶植起一个和文官士大夫相抗衡的政治团体，武将们有自知之明，从成祖之后，明朝的武功勋爵们就专心捞钱，不再讲马上封侯。

当一个王朝只能依靠地主阶级的时候，什么改革都只有失败的命运，明朝除了少数几个政治手腕超群的皇帝，哪个不是文官耍得团团转，儒家所说的“圣天子，垂拱而治”在明代达到巅峰，这大明不是朱家的，是文官士大夫们的。

明朝在嘉靖时期，还有起死回生续命的可能，但是，到了崇祯时期，已经是病入膏肓。而且，崇祯一开始就做错了，一个皇帝登基继位，第一件事竟然是把自己手里唯一的刀，也就是厂卫给废了，当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一个皇帝手里没有兵权，甚至连鹰犬都没有，这个皇帝就离死不远了。而且，中国古代王朝，最忌讳的就是一方独大，中国的皇帝最讲究帝王心术，将就朝堂各方势力平衡。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皇帝就是带刀裁判，让朝堂各方势力争斗，皇帝来做裁判，只有这些势力势均力敌，皇帝这个裁判的超然地位才能凸现出来。但是明朝皇帝自己玩崩了，自嘉靖以后，明朝皇帝已经无法然后朝堂各方势力平衡了，这样一来，明朝皇帝就没用了，因为像东林党这种独霸朝堂的势力，完全不用皇帝来裁判，人家可以反过来控制皇帝，把皇帝当吉祥物。

崇祯登基当裁判，本来就已经说话不管用了，还把唯一能威胁一下东林党的厂卫给废了，这个时候，连最后一个威胁东林党的手段都没了，明朝不亡，都没天理。

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将朝廷稳定住，他成功维持了明帝国朝堂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让群臣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也没有让这帮人骂来骂去，东林党内的不利分子被打压下去，其中有用的人却保留下来，至关重要的商业税也继续开征。

崇祯皇帝勤政、节俭、爱民如子，优点很多，但没有帝王之才，也没有帝王之担当，他哥，他爷爷，他太爷爷，甚至就坐了一个月龙椅的他爹，都比他更适合当皇帝，如果历史能够重来，他还不如少折腾，虽然当不了中兴之主，挽救不了明朝衰弱的颓势，但起码不会亡的这么快。

明朝的灭亡，其原因是多样的。从经济基础上说，是土地兼并的严重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地方势力离心力上升。对上层建筑来说，是中央官僚日趋糜烂，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财政危机的出现和加剧。前者是后者的诱因，并形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就自然环境而言，自然灾害的发生很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就外部而言，在明朝末期，外地入侵也成了加剧社会矛盾的因素再加上明朝形成时就伴随着的问题，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塌。而这些因素，归根究底还是封建政权的土地兼并问题。

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饥民，加剧了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并最终成了农民起义的重要兵源(所以几乎所有农民起义都导致了大量基层地主和基层官僚的死亡)。并壮大了地方势力，由他们当自身的大势力形成了一个或多个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垄断了官僚的来源，并导致了上层集团的糜烂。

同时，大量破产农民被迫依附于他们，壮大了地方势力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的户口流失，最终导致中央财政收入的减少，于是，为了挽回困境，中央政府又不得不进一步加税，腐烂的官僚阶层又将税务进一步扩大，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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