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大秦赋中似乎是为了强调华阳太后出身楚国这个事实，便在华阳宫中放置了很多来自战国楚地的文物，一件是大家都认出来的楚式镇墓兽，但另外一件则少有人知晓，问题是这样放合适吗？

01楚式镇墓兽

镇墓兽，顾名思义一般是放置在墓室中，用于为墓主人镇墓驱邪的，其流传时代久远。而在战国时期，楚地的镇墓兽却与中原地区大相迥异，从而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楚式风格。详情可参见前文：恶灵退散：如龙、如鹿亦如虎，楚国镇墓兽形象为何如此奇特？

其实，简单总结下就能看出楚地的镇墓兽最令人称奇的、便是镇墓兽头顶那一对硕大的鹿角。这也是我们能从《大秦赋》中一眼将其辨认出来的主要依据。而在剧中，它被放置在了秦国华阳太后的座后，和墙面上秦人所崇尚的玄鸟图腾暗自交相辉映。

不难推测，剧中让这个来自江陵雨台山M6出土的镇墓兽走出昏暗的墓室，来到了大秦华阳太后的寝宫中，可能主要是为了昭示华阳太后的楚系出身。至于墓中镇墓兽放在活人居所，自然不是十分恰当。但这不是重点，阳Sir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何楚人这么喜欢让镇墓兽顶上一对大鹿角？

众所周知，楚国历来巫风盛行，其敬鬼神、崇巫觋、淫祀祠，“自公一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洋溢着一种神秘气息，大到国家方针政策，小到出行疾病都要祷告鬼神之后，才能下定决心（“卜以决疑”）。

楚人崇巫的这个特点，在剧中藉由华阳夫人进行了细致展现，比如在见吕不韦之前，华阳夫人就在进行一场占卜活动，看过龟甲之后，喃喃自语：“上苍，难道真的不让我为安国君生子了？”，显然，此刻她的内心纠结无比，因为来自神明的旨意，将直接决定她是否接受嬴异人的认母行为。

而巫觋在举行巫术活动中，单靠自己的力量有时是无法完成，所以会借助龙、凤、鹤、虎、鹿等动物进行通灵，才能遨游虚空、与神沟通。比如《楚辞》“浮云雾而入冥合，骑白鹿而容与”，鹿对楚人而言，有着极为特殊的神通。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大鹿角镇墓兽作为华阳太后此刻占卜时的背景，似乎是可以解释通的。

相比于中原地区，楚所在的南方地区广布沼泽湖泊，云梦大泽更是远近闻名，这是适宜鹿类动物生存的绝佳环境。因此，对于鹿，楚人是相当熟悉且喜爱的，从楚墓中出土的各种鹿类遗物就可见一斑。除了大量随葬鹿角、将鹿作为纹饰绘制，甚至也有直接将其作成木雕随葬的例子。

可以看到，极为夸张且异常华丽的鹿角，是着重表现的部位。至于鹿角在巫术中的作用，有两点。

其一，鹿角能攻善守其二，鹿角驱蛇辟毒

先说第一点，鹿角因为眉杈发达，很早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是防御敌人的有力武器，比如《史记》：“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另麋鹿触之足矣”。一方面，鹿群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团团围住形成防御阵型，以角触人；另外麋鹿也善于在山间林地中迅捷奔走，使得自身逃离危险境地。

这种特性正好与楚人希望逝者能够安居于地下营建的阴宅之内，不受鬼魅邪祟的侵扰心理正好契合，巫师便将鹿角的神奇特性巧妙利用，进而移植到有同样功能的镇墓兽头上，双重功效叠加之后，不仅能彰显楚地特色，心安程度也大幅增加。

再说第二点，古人认为鹿角本身还具有驱蛇和辟毒的效果。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中还能看到这样野外驱蛇的作法：“或烧牛羊鹿角熏身......又麝即野猪皆啖蛇，故以厌之也”。这里不仅提到了焚烧鹿角，还提到了麝，麝为鹿的一种，就是香獐，据说将麝香涂在手脚处，便可以进行辟蛇。

而在楚人的神鬼世界中，蛇无疑是最为可怕的存在。《楚辞·招魂》中说：“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因此楚式镇墓兽便选用真鹿角来防止蛇类毒物对于墓主人的侵害。因为鹿能够吃蛇，鹿蹄可以踏蛇，又有着锐利的角可以驱蛇，而烧鹿角又可以辟蛇，鹿简直全身都是宝啊。

02虎座鸟架鼓

说完了华阳太后宫中的楚式镇墓兽后，其实还有一件昭示其楚系身份的器物，正是充当华阳太后和弟弟阳泉君交谈时背景的虎座鸟架鼓，它为何出现在这里，其中又隐藏着什么含义？

和楚式镇墓兽一样，这件虎座鸟架鼓同样出土于楚墓（信阳长台关M1）之中，下部有两虎相背伏卧，两鸟则立于虎背上，尾部以榫卯相连，鼓框上有三个铜环，分别缚于鸟冠及鸟尾连接处，使鼓能够悬于两鸟之间，此外还并出一对鼓槌。

楚式镇墓兽毫无疑问是作为随葬明器使用的，但是关于这件虎座鸟架鼓，就比较有争议了，因为不排除它曾经作为日常实用器的可能性，而后才被随葬于墓室之中。在上海博物馆就有一件战国时期的“刻纹燕乐画像杯”，上面就有“两鸟尾部相连，悬之以鼓”与之极为类似的悬鼓出现。

至于这个虎座鸟架鼓的作用，经过测试敲击时发现其重心非常稳定，作为日常使用的“悬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墓中，很可能与楚人崇巫有关，在岁墓主人下葬之后，可能就附加了呼唤逝者神灵、娱神以及引导亡魂升天的灵鼓作用。

楚人为什么特意选择虎和鸟这两种动物？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这种禽、兽相骑而不搏斗的塑造，是古人对于不同灵物能够相互亲和、相辅相成的美好祈愿。而虎座飞鸟，完全可以看做是楚巫蹻（凤）与巴巫蹻（虎）一种重新组合方式。

这种重组来源于东周时期盛行的改造灵物的习惯，表现为多将异国的神灵与本国之神灵进行融合塑造，以此来加强两种灵物的神性特征，可以使得祭祀活动效果大幅度提升，而不同巫蹻之间的互助协作，使得古人相信由此而来的通天之途会更加顺畅。

03战国秦与楚

有个成语叫做“朝秦暮楚”，将战国时的秦国与楚国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大秦赋》中，秦廷之上始终有一股楚系势力徘徊在台前幕后，从秦宣太后到华阳太后，甚至是嬴政的夫人芈华，都是楚女。楚的基因与血脉早已融入秦的骨血之中，衍生出绚丽的文化交融现象。

举个小例子，之前我们讲过秦兵马俑的发髻多偏向右侧，这在汉人发式习俗中很难发现有关“偏髻”的记载和事物，那么秦人上至贵族公卿下至士卒行伍，为何都流行偏右髻？偏右自然与尚右有关，但偏髻呢？

据《皇清职贡图》中记载：“土人结髻于右，汉种结髻于中”，这里提到的“土人”喜欢梳偏右髻，那么土人是指什么人？在《苗族服饰》中有记载关于贵州苗民“歪梳苗”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表明或许贵州地区的苗民就是最初的“歪髻人”。

但西南民族的习俗又是如何传播到了秦地？自然是通过楚这个跳板。在湖北江陵马厂一号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就发现墓主人的发式为偏髻，而另一座楚墓中也有“偏髻”的陶俑出现，不仅如此在山西长治市、山西铜川市以及秦阿旁宫遗址，也出土有偏髻陶俑。

一个发式只是秦楚交融一个很小的切面。战国时期的秦与楚之所以给人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在于其政治内核上几乎代表了两种极端：

秦国几乎全盘放弃了西周大封建制度下的政治遗产，从商鞅全面推行法家思想开始，就注定走上了与六国不同的道路；楚国则全面发展起了可以媲美西周的楚版封建体系，从屈、景、昭为代表的大封主把持朝政、封地的高度自治可见一斑。

而最有意思的是，这种矛盾在秦昭王时期，却形成了秦楚关系最为奇特交织的时代。一方面，出生楚国王族的外戚势力始终占据高位，左右朝堂局势；另一方面，在秦昭王时期，对于楚国的蚕食却又是前所未有的，秦国几乎拿走了楚国的半壁江山，屡次战争更是逼迫楚国王室不得不迁都。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简单的话包含了至少两层意思。

一个是楚国对于秦背叛的极度愤恨之情。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秦昭王后期到秦王政二十二年之间，长达三十年间秦楚关系十分和谐，这要归功于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之努力，因此在嬴政突然调转枪口，秦军伐楚、攻灭郢都后，楚国可能算是对于秦国感受到背叛感最为强烈的国家。

另一个是掌控天下舆论及实力的自信心。作为反秦拥周的大本营，楚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舆论影响力，不论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后选择以“张楚”作为政权之名，还是项梁、项燕打出拥立“楚怀王”旗号后、天下的赢粮而影从。楚人皆被六国遗民视为恢复周制的制度楷模和实力守护者。

新旧制度之争，集中体现在身为秦国丞相却叛为末代楚王的昌平君芈启身上。虽然他最终改变不了历史的滚滚洪流大势，身死而国灭，但似乎也是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一口号强有力的回应。至少，楚国已经展示出了他所代表周制的旧世界，仍有能力让秦国代表的新世界遭受重创。

就像是周星驰脑袋都被火云邪神打到了地底下，还要拿起木棒再敲一下他的头！

当然，制度之争也从未停止，即便是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帝国之初，当时的王绾和李斯在争辩；到了秦始皇晚年，儒家淳于越和法家李斯也还在争辩，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去构建帝国大厦之根基，永远是统治者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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