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说一个朝代的时候往往过多去关注这个时代的高层，去关注这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方面，而对经济、民生等方面注意得不多。例如明朝吧，我们谈到明朝，都会想到特务政治；“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想到不割地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抑或是想到党争、奇葩皇帝、郑和下西洋、陈诚出使西域等等。但是这些都是高层的一些事情，历史虽然和高层领导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的普通百姓。那明朝的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的？他们的民生状况又如何？

首先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不管是秦汉、唐宋还是明清，没有哪一个朝代是真正为了农民，明朝也不例外。虽然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草莽，是平民出身，但是从当上皇帝之后自己的立场也就要转变过来。

中国古代的农民，或许是因为农耕经济的影响，忍耐力是最强的，普通民众早已适应了上层的各种压迫，只要这种压迫没有突破某个临界点，就不会爆发。但凡有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无非就是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只有揭竿起义这一条路可走。

朱元璋

洪武年间，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相继爆发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这可以反映出明初的某些政策对百姓损害很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土地兼并。古代，对农民而言，土地是最重要的，而明清两朝，土地兼并达到了一个顶峰。明初的一些新贵族，也就是和朱元璋打天下的一批军人，自从明朝建立后就大量兼并土地，导致了很多农民土地被剥夺。在明中后期，新出现了这样一批人，叫“流民”，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出逃的贱籍人口组成，这些人没有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生活收入，四处流窜，其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明代的谢肇制在《五杂俎》中对其有过描述：“京师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辖，不啻万人，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倮呼道侧矣。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见四方游宦取京师女为妾者，皆罄资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归故里，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求其勤俭干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

此外，明朝的藩王对百姓的剥削也极为严重。

拿福王朱常洵来说，他在河南有两万亩的田地，其中很多是从农民手中巧取豪夺来的，同时，他还享有河南等地的征税权。利玛窦在著《中国札记》中对明朝有这样的描述：“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有公费供奉。目前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还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层，沉迷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皇上防范这些人就像对待私仇一样。”

利玛窦

朱元璋起自布衣，这样的人往往猜疑心比较重，再加上后来朱棣因为是篡位的，得位不正，所以也一直有心病。因为这两个因素，朱元璋设置锦衣卫，朱棣设置东厂，对全国进行特务统治。可以说，在明朝，特务统治已经贯穿了明朝社会的各个方面，绝不只是高层。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谈到的“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奄竖”也就是东厂的特务。利玛窦也写道：“大臣们作威作福到了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戒备之下。沿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同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他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哪一顶。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之中出巡。”“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要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就不敢外出。”“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亲属的民族，对于无论从四邻或国外来的外国人都心怀疑惧，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要看一个地方的民生，自然要看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明朝做得怎么样呢？首先明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明初、明前中期、中后期、末期都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它是一个纵向进步的过程。明初因为刚刚结束了战乱，整个大明的民生处于一个复兴阶段。所以这段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浙江地区，出于对张士诚的憎恨，朱元璋对浙江地区采取重赋税，使得百姓的生活很辛苦。而且从洪武到宣德年间，逃籍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到了政府不可控制的地步。逃籍者多为军户和农户，他们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落草为寇。可以说整个明朝的前中期，虽然政府很努力，但是民生真的不咋地。

朱祐樘

明中期孝宗和武宗时，百姓相对而言比较安居乐业，至少不用过得太辛苦，像东南地区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了往日的辉煌。但是西南和西北尚处于开发阶段，尤其是西南地区，新迁往的客家人和当地的原住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像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方的治安非常混乱。中原地区，正德年间明朝迎来了一次干旱，可以说对百姓的生活影响是蛮大的。不过在正德晚期到嘉靖年间，可以说老百姓过得并不轻松，尤其是根据传教士的描述，明中期开始社会分型已经很明显了，中产阶级的人可以生活得比较惬意，但是底层的人就如同各个时期的底层人一样，是仇视政府、麻木不仁的，“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不过从嘉靖年间开始，已经壮大起来的藩王皇庄和大贵族地主对商人和中产地主的剥削愈发严重，这个势头虽然在隆庆年间和万历前十年有所缓解，但是随着张居正的死和万历帝的不断挥霍，上层人士对中层人士的剥削达到了明朝的最高峰，也是在这个忍无可忍的条件下，东林党才会出现去捍卫中产阶级的利益。一直到明末，整个东南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所以从表面看起来明末民生非常繁荣，实际上百姓们顶着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至于北方地区，那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接连不断的干旱、瘟疫、蝗灾、寒潮冲击着北方的民生，在本来就被政府的高压政策打压的基础上，再加上天灾，军队哗变、农民起义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天启和崇祯年间，河南、陕西有个浮尸遍野都是很正常的事。谢肇制的《五杂俎》中对明朝时期的京城也做了介绍，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即使是在京师重地，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并不令人满意：“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可以说，明朝的中国，是一个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严重不足的时代，如果和后来的清朝相比，可以说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真的就只是换了个朝代而已，民生既没有倒退，但是也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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