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我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他根據自己長期的讀書治學經驗總結並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讀書治學方法，用以教育後代。今日我們一起來看看他經常提及的立志、有恆、有識、勤勉、專精等幾個方面，相信看完會對我們大有裨益。

立 志

人各有志，貴在立志，立志是治學的首要條件。曾國藩在給諸弟的信中談到：“蓋士人讀書，第一要立志”，“有志者則斷不甘爲下流”，“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他強調，人要立志，當立堅卓之志，要把讀書與治國平天下、修己治人聯繫起來纔有意義。“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若以國家大事爲“分外事”，“雖使能文能詩，博稚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朝廷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做官何以異哉”。很明顯，曾氏所立定的志向是以鞏固清朝封建統治爲最高目的，與我們今天提倡的是兩回事，但他提出讀書要立堅卓之志，並與改造社會和增進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繫起來考察，卻是頗有見地。

曾國藩認爲，一個人立志不應該流於空談，而應落到實處，纔是真立志而不是假立志。他針對諸弟中有擇時、擇地讀書的現象，指出這是立志不真所致。他說：“苟能發憤立志，則家塾可讀書，即曠外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靜之鄉、神仙之境亦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釋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國藩還認爲，讀書可以改變人的氣質，而改變的方法全在於立志。曾氏20歲以前只知以讀書爲手段，以獵取功名爲目的，志趣並不高遠。20歲以後開始立志學聖賢，並改號“滌生”，即要滌出舊染之污穢，以獲得新生，“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開始，每天堅持寫日記和茶餘偶談各一則，讀史十頁，“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

曾國藩原來做事無恆，但後來立志改變老毛病和舊習慣，終於如願以償。他在給其子的信中提到過這件事：“餘生平言之，三十歲以前最好喫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菸，至今不再喫。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物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志即丹也。”基於此，使他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由一名“銳意功名”的“陋儒”一躍而成爲晚清令世人矚目之人。誠如他自己所云：“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藉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炙。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這種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奮進的思想是中國近代社會急劇變化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同時也打上了深刻的階級烙印，但他這種“自拔於流俗”，不自暴自棄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有 恆

立志是要解決奮鬥目標即理想問題，而要實現理想，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堅持不懈的精神，這就要求有恆心。“有恆”是實現志向的重要途徑，曾國藩把有恆與立志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說:“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要做到有恆，則萬不可求速效。曾國藩強調，“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他告誡其子：“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曾氏力倡用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來治學，大大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堅定了學者的信心。

曾國藩強調，要做到有恆，必須堅持始終，不可半途而廢，也不可間斷功課。他在道光二十四年稟父毋函中稱：“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他在致諸弟信中說：“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誤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他打了一個通俗的比喻，治學就好像我們平時種樹和喂牲口那樣，只要堅持天天去種、去喂，樹和牲口就會不知不覺地長大起來。

曾國藩在給其子紀澤的信中說：“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這就是說，只要堅持學習，總有學好之一日。當然，治學過程中也會遇到困難，這就要求學者知難而進，“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曾國藩的才質並不算得高超，嘗“以中材而履安順”爲幸事，左宗棠說他“每苦鈍滯”，可見他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何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呢？主要原因就是因爲他立堅卓之志，有一種困知勉行、持之以恆的精神。

有 識

所謂“有識”，按照曾國藩的解釋，即對學問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學問是無止境的，一個人的生命和認識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能滿足於已學到的知識和已取得的成就。曾國藩談及這個問題時說過，“有識則知學問無窮，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知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他把有識與立志、有恆相提並論，認爲“此三者缺一不可”。同時，他也指出，有識與立志、有恆也是有區別的，立志和有恆是先於“有識”的，隨着學習的不斷深入，學識增長到一定程度才能談所謂“有識”的問題。

曾國藩指出，要做到“有識”，必須力戒自滿，虛心求教。他再三叮囑親屬，切不可以一孔之得、一管之見而沽沽自喜，應該要虛懷若谷。他在家書中反覆強調：“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此事要時刻銘記於心，不可忘懷。

曾國藩在治學態度上主張兼收幷蓄，擯除門戶之見。他“篤守程朱，不廢陸王”;他信奉儒學，但對諸子百家又不抱陳見；他在堅持“中學爲體”之時，也倡導“西學爲用”。他認爲各個學派都有自己的長處，也有短處，應該揚長避短，吸收各家的長處，以克服其短處，體現出一種包納百川、融匯貫通的學者風度。他針對諸弟中有人耽心其在京與學者優遊“恐其自成朋黨”的說法，指出這種想法是不必要的。他說：“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自成朋黨，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闇然尚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

曾國藩提倡“有識”，還表現在十分強烈的“自省”意識和“求闕”精神上。他平時唯恐自己犯自滿的毛病，將書齋取名爲“求闕齋”。後來，他在解釋這個問題時說:“餘居京師，自名所居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咎也。”“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愆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這幾句話既是對“求闕”內涵的闡釋，也是“自省”意識的反映。他在給諸弟信中說：“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餘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生，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他的“求闕”精神雖然包含了個人的反省和治家的成分，但仍不失爲一種良好的學風。

勤 勉

勤勉亦稱勤奮，曾國藩強調，治學必須勤奮。他認爲，勤勉與立志、有恆、有識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曾氏於成豐七年元月寫過一副對聯以自勉:“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不問收穫，只問耕耘。”前面一句是講人要立志，後面一句主要是講勤奮。他一生勤奮好學，老而彌篤，就是因爲把學問的目標立得遠大的緣故，後來甚至反對爲眼前的功名而學習。他告誡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勤與恆也是緊密相連的，勤勉是有恆的前提，有恆是勤勉的體現，勤、恆二字既是曾氏立身行事的標準，也是他治學的不二法門。有識與勤勉存在因果關係，只有認識自己學問的不足纔有可能勤奮學習，纔不會陷入盲目性。可以設想，一個驕傲自滿的人，是不會勤奮治學的。

勤勉相對懶惰而言，要做到勤勉首要的條件是力戒懶惰。懶惰既是家業衰敗的根源，也是治學的嚴重降礙。他再三叮囑其子紀鴻“不可慣習懶惰”，治學正如農夫種莊稼一樣，勤耕者多收，惰者少收，不耕者無收，收穫的多少完全取決於人們所付出的勞動。曾氏提出力戒懶惰應注意三個方面：

一是要勤學苦思。讀書時不僅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腦更要勤。眼勤指多讀多看，手勤指多寫心得、扎記，腦勤指要多思考問題。

二是求明瞭勿求強記。他在致諸弟信中說:“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遮，明日看幾遍，久久自然受益。”他在給其子紀澤的信中也談及這個問題，他說:“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並未看得明白，此卻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個明白。”這裏主要是指讀書不要死記硬背，而要在理解的基礎上記憶。

三是要珍惜時間。曾國藩認爲，天下斷無易處的環境，人間哪有空閒的光陰。他說：“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他時時提醒自己及其親屬，要百倍地珍惜時問，把“惜時”看成是力戒懶惰的重要標誌。

專 精

專精，這也是治學的重要方法之一。曾國落在《聖哲畫像記》一丈中說過:“書籍之浩繁，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而已。”因此，每個人在治學的道路上都要根據自己的基礎、興趣和需要“慎擇”主攻方向，專攻一門，精益求精，才能做出成績來。

曾國藩說：“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又說：“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己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曾國藩很欣賞其好友何子序講過的一席話：“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他認爲，“此語正與予病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他在督教諸弟時所戀戀不忘的也就是這個問題，他說：“諸弟總須力圖專業”，“若志在窮經，則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集，萬不可兼營竟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也。”

爲了將專與博的關係說得更透徹，曾國藩把“讀書”與“看書”兩者區別開來。他認爲，蓋讀書意在求熟練，求理解；看書意在求速度、求廣博。他在給其子紀澤的信中談得較爲詳細：“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近忍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曾氏對於讀書與看書二者關係的闡釋是較爲透徹精當的。

在曾國藩看來，“專”有兩種含義：一謂之專業或專藝；二謂之專心。專業足指專一經或專一史，“經則專主一經，史則專熟一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把一部書研究得精通爛熟，甚至終生以一經一代爲研究方向，是之謂專。所謂專心，就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他說：“凡人做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忍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他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論釋：“如讀昌黎集，則覺天地間除昌黎集外，更無他書。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也。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醉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只有這樣，才能領略書中的意境和“滋味”，達到“寸心若有怡悅之境”的地步。

學習曾國藩的讀書治學方法，立堅卓之志，專精一業、持之以恆、虛懷若谷、勤勉有加，相信我們也能事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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