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心正举微信公众号

如果说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奇迹般的民族凝聚力，欧美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自信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的发源之地——古希腊。

在几千年前大部分人类文明迷失在祭祀巫术、神话传说的想象王国时，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和科学理性如茫茫暗夜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人类通向理性启蒙和自由解放的漫漫长途。

01

科学与人文在古希腊哲学中的统一

现代科学中各学科大类的发展历史几乎都要追溯到古希腊先哲那里。比如，历史上第一个把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古典逻辑学之父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先驱是阿基米德，希波克拉底是现代医学的奠基者……

古希腊思想中没有科学与艺术的明显分野，所有关于人的学问统称为哲学。希腊文中哲学一词是由”爱”和”智慧”两个单词组成。因而追求智慧的所有学问都在哲学范畴之内。不管是试图解释世界生成、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哲学，还是执着于存在基础讨论的形而上学，都是关于人的学问。

如古希腊伟大的智者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不管在现代人看来先哲们的思想多么庞杂，所有问题和回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大写的人。古希腊的先贤大哲用理性的界限给后人勾勒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图景，用善恶的辩证赋予宏大宇宙中的渺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

苏格拉底把爱智慧的探索中心从自然“原因”拉向人的“价值”，后继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融合理性求知和人文关怀的庞大哲学体系。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如此评价，“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

科技革命改变了一切从19世纪开始，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20世纪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力量给人类留下了永久性创伤，而迟到的人文关怀显得孱弱可笑。我们自然会发问，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让相互滋养、和谐统一的整体破裂成为两个难以沟通的领域。

一般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创造的改变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工具理性的强大现实力量给近现代人营造出“人类是大自然的征服者”的幻像。

物理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催生出化学、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庞杂的学科专业分类，甚至对于伦理学、经济学这些关乎道德伦理的复杂价值问题的社会学领域，也必须冠以社会“科学”才能得到承认。

因而，科学的话语体系成为判断一切是非和价值的终极裁决者。生活中我们会不自觉的用“这不科学”替代“这不正确”，一切违反科学认知方式的东西都会被打成“伪科学”。当全世界都在科技的重塑中变成任何人难以抵挡的异化力量，人们发现人类存在的价值消灭了，虚无主义的深渊近在眼前，这时人文关怀的巨大价值终于被重新发现。

所以现代社会向人文主义的回归是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历史必然。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医学是在近代物理学和化学的成熟土壤中繁育出来的，沿用实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医学的病理分析和药理研究早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层面，但理论基础依然是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物理模型和动力理论。

现代医学的科学理论基础依然是朴素唯物主义范式的，他把人理解为一台运转中的机器，只不过这台机器的系统复杂性和精密度远超人类的理解范畴，而科学家相信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缩短认知差距，一切都可以交由时间去解释。

然而，现代医学尤其是现代心理学，在面对由人类意识难题引发的一系列理论瓶颈时显得束手无策。神经疾病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等物理手段有效干预，而精神疾病无明显的器质性病变，精神药物只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最终只可能通过“生活”治愈。

02

医疗实践向人文关怀的必然回归

总结来说，现代医学沿着实证科学的道路走得太快太猛。我们相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伴随着检测工具和能力的不断升级，达到对人体巨系统的全面认知只是早晚快慢的问题，这无可厚非。

但是，人类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疾病与人类种族的斗争历史是无限的，病痛给有限个体带来的身心折磨是巨大的。我们可以做到像工程师修理一台机器那样，冰冷地给绝症患者下发死刑判决书吗？当医生面对难以承担巨额医疗费的贫困家庭，可以心安理得地给出放弃治疗这样绝对理性的建议吗？

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更加具体而复杂，但是除了病情诊断和风险评估是科学技术可以做到的之外，所有的选择都关乎道德伦理。因为只有人具备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自由意志同时意味着道德法则和伦理规范的约束。所以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医疗实践向人文关怀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再融合如何？可能既然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从一开始就是和谐统一的，那么后现代危机背景下二者的再融合一定是合理的、必要的。

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曲折上升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对工具理性的异化倾向的否定之否定。从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的祛魅，到后现代危机向人文关怀的呼唤，人类的自我实现在往复回旋中进步上升。

如果说工具理性的巨大现实力量，把时代浪潮中人类个体的存在价值无限稀释，后现代危机对人文关怀的呼唤就是要在虚无主义的黑森林中重新发现个人价值。

以安乐死提案为例，安乐死法案的最初提交出于的目的不同，有的是为了减少绝症病人的病痛折磨，有的是出于对死刑犯的最后人道主义怜悯。

以科学理性的视角来看，安乐死法案的通过是不值得争议的。这一结论的逻辑支点在于人的痛苦是可以定量的，安乐死显然减少了濒死过程的痛苦和挣扎。然而，抽象的痛苦或面部表情的扭曲是难以还原到生化指标的线性关系的，求生意志的掺入也大大增加了问题复杂性。

比如，拒绝安乐死的病人被强制执行，那么他在濒死时难道不痛苦吗？这时，我们不可能通过科学判断对错是非，把冰冷的理性分析取等于价值判断。

我们只能引入道德、法律等人文范畴进行认知升维，人道主义要求安乐死的前提必须是病人知情且自愿的，是否以安乐死取代枪决作为法律议题也必须通过多向度的权衡考量。科学理性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哲学视角，它以其改变现实的巨大力量征服了现代人类。

然而，科学可以解释事实，不可能赋予价值；科学可以把人当作欲望驱使的客体进行经济学预测，却无法处理人文领域中自由意志引入的巨大复杂性。

因而，当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当我们不再以”事实性”科学的认知独断地要求处置社会问题的僵死标准，当我们真正与社会问题之下的鲜活个体感同身受时，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隔阂就会自然消解。这是社会观念的变革，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