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客荊軻即將踏上刺殺秦王的征途。

此前,秦國名將王翦率領秦國軍隊連下韓、趙兩國,到達燕、趙邊界。爲了保全燕國,燕太子丹決意鋌而走險,派人刺殺秦王,試圖以一己之力阻止秦國進攻。

得知此計劃的荊軻自告奮勇,決定爲國獻身。臨行前,太子丹身着一襲白衣親自到易水河邊爲荊軻送行,場面十分悲壯。隊伍中有荊軻多年的好友、琴師高漸離。高漸離擊起了隨身攜帶的“築”(戰國時期樂器)。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和着好友高漸離的樂聲,荊軻出發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荊軻此行正如他歌聲所唱的那樣,一去不復返。秦王嬴政不僅沒有死,刺殺行動還激怒了秦王,使其加快了攻滅燕國的腳步。

在荊軻刺秦王后不到5年,曾雄踞遼東地區長達800年的燕國,迅即謝幕。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個讓燕國上下產生“恐秦症”的秦國,在刺秦王事件發生前的百餘年,卻還只是一個被其他國家集體嘲笑的蠻夷小國。燕國的先代國君們死都想不到,未來本國的國祚將終結於秦人之手。

▲易水河畔,荊軻由此出發,前往秦國。

1

公元前415年,秦靈公去世,秦國再次陷入內亂之中。

秦靈公的叔父嬴悼子在宗室內鬥中勝出,成了秦國新一任國君,是爲秦簡公。這年,年僅十歲的秦靈公太子公子連被迫出走魏國,開啓其長達29年的流亡生涯。

在此之前的春秋時期,秦國曾出現過像秦穆公那樣的英主。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賢臣,在對當時國勢強盛的晉國的外交與軍事上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不僅通過聯姻與晉國結成秦晉之好,在列國紛爭中擊敗強晉,第一次將疆域東擴至黃河以西,還把長期騷擾他們的西戎部落打得一敗塗地,成爲歷史上“春秋五霸”之一。

▲左一爲秦穆公。

但事實證明,一位君主的強勢並不代表着這個國家的強盛。

秦國,在東方列國眼中,依舊是他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蠻夷之地”,而崇尚武力的秦人,仍然是那些未得禮樂教化的“野蠻人”。

若從根源上講,受到東方列國鄙視的秦人其實最早與那些嘲笑他們的人,血緣並無不同。關於秦人的起源,《史記》曾記載周孝王原話:“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其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這說明最晚在西周中葉,以血緣和地緣關係爲核心的“秦人”族羣已形成,並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

不過,遭到東方列國的統一“鄙視”倒也並非沒有緣由。公元前771年,北方遊牧民族犬戎南下,攻破西周國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周幽王被殺。次年,周幽王之子周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續周王室正統,是爲東周。

彼時,周王室衰微,國力大不如前,漸漸對底下的諸侯國失去控制。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從鎬京遷都洛邑有功,被封爲諸侯,賜予今陝西岐山至豐水之間的土地,秦國從此正式躋身於東周諸侯之列。

但周平王給的這塊封地實際上相當於一張“空頭支票”。因先前的戰亂,秦國的封地正好處在遊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因此,要想生存下去,秦人必須融入戎族,想辦法壯大自己,趕跑這羣霸佔土地的“強盜”。

在秦襄公往後的數代人勠力同心之下,秦人終於奪回了故土。此後,在西戎部族的包圍下,秦人在夾縫中艱難求生,逐漸養成了“尚武”的個性。

而東方列國,雖然這些年也在相互攻伐,卻誕生出像老子、孔子等禮教大家,故而相較於偏居西陲、還在爲怎麼喫飽飯考慮的秦人而言,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是“文明人”,也纔有了對秦人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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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秦人而言,他們也十分清楚東方諸國的鄙夷。但他們更明白,想要消除別人對自己的偏見,最好的方法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這纔有了秦穆公擊敗強晉和戎人,躋身“春秋五霸”的故事。

但秦穆公的稱雄稱霸卻抵不過“盛極而衰”的規律。在秦穆公之後,秦國遭遇厲公、躁公等數代亂政,直到秦獻公的出現,纔再次走回正軌。

公元前385年,從十歲時即被迫流亡魏國的公子連返回故土,繼承君位,是爲秦獻公。

此時,曾經與秦國結盟的晉國已被韓、魏、趙三家瓜分,形成了三個獨立的諸侯國。各國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倖存下來的諸侯國紛紛思考如何使自身國勢更加強大。

在這種情況下,魏國率先開始變法。在魏文侯的全力支持下,李悝大力推行新政,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在經濟上主張“善平糴”,即國家在豐收時期以平價購買餘糧存儲,在災荒之年將其以平價賣出,穩定糧食價格。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於國的人。同時參考當時各國的法律,頒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魏國由此成爲戰國初期第一個富強起來的國家。

而剛回國繼位的秦獻公,面臨的卻是積貧積弱、“懵懂無知”的秦國。在這裏,人們還實行着數百年傳承下來的一項不合理制度——活人殉葬。《墨子·節葬》中曾對這一不合理的制度進行記載:“天子殺殉,多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多者數十,寡者數人。”在秦穆公死後,秦國還有“子車氏三良”爲君殉葬這樣的事情發生。

▲古墓中的殉葬坑。圖源/圖蟲創意

爲了不讓秦國就此淪爲列國爭鬥的“犧牲品”,秦獻公開始了鐵血式的變革。

他力排衆議,廢除了人殉這項殘忍的制度,提倡以陶俑代替活人殉葬;並以此爲契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縣制,允許百姓經商,派官吏代表自己進行管理。同時編定戶籍制度,把五戶人家編爲一伍,農忙時一起幹活,農閒時一起訓練。如果有人犯罪了,實行“連坐”,即一人有罪,五家犯法。秦國人人自危,但社會治安越來越好,民衆之間變得頗爲團結。

儘管這些凝聚人心的手段一經實施就收到了不錯的成效,但秦國國都涇陽(今陝西涇陽)着實離東方各諸侯國有些距離,且新法在“生於斯,長於斯”的老秦人那裏推行,阻力重重,爲此,秦獻公主張將國都遷至櫟陽(今陝西西安):一來可以藉此機會,激起秦人奮發圖強之志,改變落後捱打的局面;二來櫟陽位於渭河兩岸貫穿東西的交通要道上,“北卻戎狄,東通三晉”,戰略位置更爲重要。

通過秦獻公的大力改革,秦國逐漸由弱轉強。恰在此時,一位著名人物的出現,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3

秦獻公死後,其子嬴渠梁即位,是爲秦孝公。初登君位的秦孝公立志要恢復秦穆公的輝煌霸業,改變諸侯譏笑秦國的局面,爲此,他親筆寫下《求賢令》,開出最優厚的待遇,不惜裂土封疆,向東方諸國賢德之士發出邀請。

商鞅在魏國聽說此令,怦然心動,隨即啓程趕往秦國應召。就這樣,秦孝公與這位日後爲大秦披肝瀝膽的變法名臣,不期而遇了。

商鞅,原名公孫鞅,衛國人。史載,商鞅第一次見到秦孝公時即試探性地提出“王道”和“帝道”兩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遵照儒家的學說,實施“仁政”,通過深入人心的改革,逐步使秦國強大起來。不過這種烏托邦式的構思,需要數代秦人的共同努力。顯然,這並不受急於改變一切的秦孝公青睞。因此,在“王道”和“帝道”之上,商鞅下了一劑“猛藥”,提出了“霸道”思想。

商鞅提出的“霸道”,後來成爲秦國一直推行下去的“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

▲商鞅劇照。

在秦孝公的絕對支持下,商鞅得償所願,準備大刀闊斧地實施變法。然而,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一樣,要創新,要改變,必然會有因循守舊的反對聲音。在商鞅籌備變法的過程中,不支持變法的貴族們紛紛對其展開了猛烈抨擊。其中以上大夫甘龍爲主要代表。

甘龍曾是秦獻公變法的核心人物,對秦國貧弱的過去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深刻地明白,任何變法,如果不能有效解決世襲貴族集團的矛盾,那就無法獲得成功。商鞅的變法如果未能使秦國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則變法弊大於利。

但商鞅尖銳地答覆了他的意見:“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

在商鞅眼中,甘龍所提的問題並不存在,因爲時代不同。如果一味遵循舊制,那麼不適應新時代發展的秦國,必將會受到舊制度的束縛而走向滅亡。

最終,秦孝公頂住壓力,繼續力撐商鞅,變法開始了。

4

變法之爭結束後,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率先在國內頒佈《墾草令》,拉開變法序幕。

《墾草令》相當於商鞅變法的預案,其主要內容包括:

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改變國民對農業生產的社會認知;

實行“愚民政策”,強迫農民迴歸土地,勤勞耕種;

加重貴族集團賦稅,限制其豢養門客,要求貴族除嫡長子外,一律實行徭役;

將山川河澤國有化,禁止私人開採;

按農民收入糧食的多少,徵收統一的“土地稅”;

對全國一律實行戶口登記制度,禁止百姓隨意流動;

……

通過這一系列的改革,秦國初步擁有了一套相對較完整的綜合治理管理體系。這讓百姓能夠共同朝着一個目標發力,短期之內增強國力。

三年後,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爲左庶長,正式開始全國範圍內的變法革新。商鞅的變法內容很多,但核心部分總結起來就是:獎勵耕戰,施行嚴苛的行政管理手段。

爲了獎勵耕戰,商鞅除了實行上述所說的《墾草令》外,還在秦國率先實行以軍功等級高低劃分的二十等爵制度以及廢除井田制、開阡陌。

關於二十等爵的實施方法,在1983年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中發現的呂后時期法律文書《二年律令》有着明確的記載。雖然這部法律是漢初時實施的,但漢沿秦律,依然能夠看到商鞅變法的影子。

根據出土的漢律記載,在軍功爵制度下,每斬獲一級(將軍人頭),即可賞爵一等。沒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只被允許佔有1頃田,1座房屋。而二十等爵制度下的第一等“公士”,則可以獲得1.5頃田,1.5間房屋。而第十九級爵位關內侯,則可佔田95頃,房屋95間。從數量上看,同在爵位制度之下,軍功越高,享受的待遇越好。

因此,爲了封賞,史書上記載,秦國的士兵在戰場上除了奮勇殺敵外,還經常爲了爭奪敵人的首級而自相殘殺,甚至出現了拿自己同袍的首級邀功請賞的士兵。

在這種以戰爭結果爲基準考覈的軍功制度下,加上秦人“尚武”的特性,改革後的秦軍儼然成了東方六國眼中嗜血的“屠夫”。

在富本強國之道上,商鞅的另一項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買賣,強制徵收戶口稅,實行“小家庭制”,規定一家除留一子繼承家業外,其他的孩子結婚後都得分家,不分者,加倍徵收賦稅。

通過土地、戶籍制度的改革,帶動了土地畝產的大幅上漲,秦國的民衆人數愈發龐大起來。

如果說農業、軍事上的制度改革是商鞅變法中的“強國之道”,那麼實行嚴苛的管理辦法,則是強國之道的根本保障。

新實施的法律中,商鞅主張輕罪重罰、實行連坐,依法治國。這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秦孝公太子以及商鞅本人。

史載,商鞅在實施變法過程中,秦孝公太子嬴駟曾觸犯新法條例。根據變法要求,太子應處以“黥”刑,即在臉上刻字,是一種羞辱刑。以往《周禮》中曾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記載,也就是說,卿大夫爵位以上的人犯了法,有豁免權。但商鞅覺得,應該先拿太子開刀,才能讓民衆看到變法的決心。秦孝公對此予以支持。

由於太子是未來的秦王,臉上刻字影響面容不說,日後面見六國使者時還容易遭對方嘲笑,所以,最終代替太子受刑的是其兩位師傅。

在經歷近20年的改革之後,秦孝公終於親眼看到了秦穆公時代的輝煌。商鞅,這個從魏國投奔秦國追逐夢想的士子,也終於抵達了人生巔峯。但隨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作繭自縛”的日子也到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曾經遭商鞅處刑的太子嬴駟登基,號秦惠文王。儘管商鞅變法功勞巨大,但其變法嚴苛、鐵血,給了秦國上下巨大的心理陰影,再加上商鞅因變法聚集了太多的人氣,因此,秦惠文王一即位,便下令逮捕商鞅。

▲秦惠文王劇照

商鞅自知此次難逃一死,決意離開秦國。然而,他自己先前在秦國變法時立下的戶籍制度,卻成了擋住他逃跑腳步的枷鎖。

據記載,按照變法要求,百姓外出時,需要攜帶蓋有官方印章的“符篆”(相當於現代身份證),憑符篆入住客棧、旅舍,無者,概不接待。因此,商鞅在逃亡路上,寸步難行,最終被追擊的秦軍捕獲。

5

商鞅雖死,商鞅變法卻成了秦國後世六代國君治國的藍本。

秦惠文王憑藉商鞅變法帶來的巨大利好,於公元前330年,東出函谷關,全力攻魏。經過商鞅變法洗禮過的秦軍脫胎換骨,不僅一舉奪回過去被魏國霸佔的領土,還連下汾陽、曲沃等數座魏國軍事重鎮,逼迫其割讓上郡(今陝西東北部地區)15縣給秦。至此,秦國完成了東進中原的第一步。

公元前324年,仿效東方六國的做法,秦惠文王自立稱王,正式躋身“戰國七雄”。自秦惠文王始,秦國正式走向崛起之路,平義渠、破合縱、遠交近攻,成了商鞅之後秦國近百年的主題。

通過連橫秦魏、長平之戰、合縱伐楚、東出攻齊,一舉將“戰國七雄”中的齊、楚、趙、魏四個國力相對較強的諸侯國打趴下。同時,對已傳承長達800年、名存實亡的“周王室”進行最後的打擊,滅東周。戰國格局也從七國均衡的局面轉變成“一超(秦國)多強”。

儘管秦在戰國紛爭中,越變越強,但天下依舊處以分崩離析的狀態。如何讓天下儘早統一,也成了秦人在東進開拓途中所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

在商鞅變法90多年之後,一位儒家學者荀況來到了秦國。他對當時秦國的政治予以肯定,說:“秦四世有勝,數也,非幸也。”意思是,秦國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靠的不是天命,而是數代人共同努力。

不過,秦國的苛政雜稅、民風彪悍、不服禮教,卻也成了荀子此行秦國的一個遺憾。看到此情此景,他開始思考諸子百家中究竟有哪一家的學說能改變現狀,讓天下合而爲一?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個人在時代面前猶如一隻螻蟻,但思想有時候卻讓螻蟻擁有大象的力量。

在秦國目睹一切的荀子決定返回稷下學宮,結合諸子百家以及商鞅變法的精髓,提出“帝術”。所謂“帝術”,即服務於統一天下的帝王之術。在此基礎上,荀子對諸子百家皆有所批評,唯獨尊崇孔子的思想,認爲這是最好的治國思想;並以此提出了與孟子“性善論”相悖的“性惡論”,認爲人性本惡,應重視制度,強調法則。

▲荀子畫像。

荀子此舉在諸子百家中引起極大地震盪,也因此招徠了他畢生最得意的兩位弟子——李斯和韓非。

在對未來哪國將統一天下的問題上,師徒三人出奇地一致。但面對荀子的“治國需以禮爲主,法爲輔”的觀點,李斯卻認爲正好相反,應該繼承商鞅變法的精神,在秦國以刑去刑,纔可令國家統一的步伐,戰無不勝。

荀子對此大失所望。而他的另一位弟子韓非,卻秉承了他的理論,將“法、術、勢”集合一身,形成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治國的思想基礎。出身於韓國宗室的韓非,註定了他將與同門師兄弟李斯背道而馳。

學有所成的兩人在離開荀子之後,李斯到秦國當了官,成爲權傾天下的大秦丞相,提出了“先滅韓,以恐他國”的吞併順序,助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而韓非回到韓國後,卻鬱郁不得志,空有滿腹才學,無處施展。直到韓國國君將韓非送入秦國爲人質,討好秦王嬴政。嬴政非常賞識韓非的學問,欲遊說韓非助其一統天下。然而,飽含愛國情懷的韓非斷然拒絕,以“存韓論”駁斥李斯的滅韓而統六國的看法,最終招致殺身之禍。

韓非死後,秦王嬴政聽取李斯的建議,用重金收買、賄賂、離間六國的君臣。在利益面前,六國逐漸離心離德,自毀長城。

韓非死後三年,韓國滅。

自滅韓起,秦國開啓了統一天下的征戰:

公元前228年,趙國滅亡,趙國公子嘉率領殘部逃入代郡(今河北蔚縣代王城);

公元前225年,秦軍圍困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長達三個月,魏王出城投降,魏國滅;

公元前223年,秦軍俘虜楚王,楚滅;

公元前222年,秦軍直搗遼東,燕滅;隨即調轉槍頭,直指代郡,掃除趙國殘餘勢力,代亡;

公元前221年,秦軍再下齊國都城臨淄,齊亡。

自此,天下歸秦。

正如漢代名士賈誼在《過秦論》中描述的那樣:“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秦國,在六國的一片質疑聲中,吞沒了它們。

秉承數代高度統一的“國家意志”,秦人開創了中國二千餘年的大一統封建王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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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黨社:《秦“徙治櫟陽”及年代新辨》,《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周豔等導演:《中國》,紀錄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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