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北伐一路酣畅淋漓为什么在天津的临门一脚打歪了？

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军北伐队伍在林凤翔、李开芳的率领下，经安徽北上，驰骋于豫、晋、冀三省，引得清廷上下是仓皇失措，沿途各路清军不得不围追堵截，疲于奔命。

是年九月初七（1853年10月9日），太平军北伐队伍攻克直隶中部的深州后，屯兵休整。咸丰皇帝紧急调兵遣将，在京畿周围布下重兵，拒守保定、涿州等地。

此后，深州逐渐陷入清军三面包围之中。面对不利局面，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深夜，太平军放弃深州向东南出击，迅速摆脱清军包围。后沿滹沱河东进，攻占献县、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市交河镇）、泊头镇（今河北省泊头市泊镇），于九月二十五日（10月27日）攻下沧州，进入天津府境。在收集船只后，沿运河水陆并进，次日过青县，于是年九月二十七日（1853年10月29日）攻下静海，然后由林凤翔留守大营，李开芳等率余部急速夺取独流镇、良王庄，到达杨柳青，对天津形成攻势。

但这次进攻天津，太平军北伐部队在遭遇了对手抵抗后，主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放慢进攻节奏以待援军，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下，这支北上队伍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

01天时：小冰河时期的北方气候

说到气候，学界普遍的观点是自公元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境内正处于明清小冰期。这一时期气温与现代相比偏低，较寒冷，而且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较要南移2个纬度，根据各地方志记载，当时长江中下游以南柑桔、樟、竹等植物遭遇毁灭性冻害。

在葛全胜的《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中，明朝被定义为小冰期的前半段，而到了清代则被定义为寒冷的朝代。作者将整个清朝分为清前期的短暂气候寒冷期、清中前期的气候相对温暖期和清中后期的漫长气候寒冷期三个阶段。文中认为“1780年以后直至清末，中国气候较为寒冷，特别是1870年，中国东中部地区冬季温度较1951－1980年平均低1.4摄氏度，为清朝最冷的十年。”“1800－1849年的冷冬发生次数较20世纪后半叶多50%”。而且清朝旱涝等极端气候事件也是频发，在作者分析的清朝东中部地区68个站点旱涝事件年发生率时间分布中，极端大涝年咸丰三年（1853年）恰在其中。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清朝东中部地区

看同期周边各府县地方志中记载的天气变化，就能印证这一事实。《文安县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大水”；《大城县志》记载“岁欠。夏六月子牙河决，秋九月粤逆破沧州北上，我邑被水，得安堵无恐。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雪，平地深尺余”；《青县志》记载“淫雨，各河漫溢成灾。”

咸同之际，正是太平天国活跃之时。咸丰三年（1853年），林凤翔、李开芳率领以原南方起义的旧部为主体的人员进行北伐，按计划这是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沿途实行闪电、突袭战术，就地补给，一路北上。在前半程的征战中，太平军北伐将士英勇奋战，灵活的战术确实取得了成效，震动了清政府的心脏地区，牵制了大量清兵，也减轻了天京的压力。但这支队伍在到达天津时已是农历的九月底，这一时期的北方天气已是逐渐转冷，可以说，北伐之战是伴随着洪涝、寒潮一同席卷了当时的是北方地区。

太平军天津境内进攻路线图

这时的太平军北伐部队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但孤军远征，如果后期物资补给和战斗力量补充不到位，加上北方的寒冷季节到来，队伍的生存就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孙子兵法》中认为“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刘伯承元帅也曾指出“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就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其中地形就是客观因素，包括气候、水文等。

此后，太平军在经历了西郊稍直口之战，一战未能夺取天津而未再攻，开始分兵屯踞独流、静海等处扎营不动了。而就在差不多两个月后，另一支太平军援军也自南而上，开始北伐。如果顺利的话，或许两军“会猎燕都”计划真就改写历史了。

02地利：九河下梢的天津卫

天津作为卫城与北京的联系十分紧密。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此设置有天津卫，建筑了天津城。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卫为州，到雍正九年（1731年），又改州为府，属直隶省，成为畿辅首邑。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在太平军到达天津外围后，清廷上下是如梗在喉，势必要千方百计阻挡太平军进一步北上。

前面我们说过，太平军是收集船只后沿运河水陆并进而来。从地势上看，天津处于燕山山地向滨海平原的过渡地带。北面从蓟县山区向南部平原逐级下降；西面从武清永定河冲积扇尾部向东倾斜；南面从静海南运河大堤向海河河口逐渐降低，形成一个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形态，就像一个“簸箕”。天津就位于这个“簸箕”的中央，这种地势结构也就导致了天津河流众多，成了一个大的入海口。

天津水系图

从天津水系图上看，天津境内河网纵横，主要是海河水系和潮白－蓟运河水系。海河水系由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五大支流组成，在天津三岔口汇成海河，流于塘沽入海。潮白－蓟运河于北塘汇流入海。此外，还有一些后来兴修的众多人工河道。早先有句话叫“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意思就是说天津的河流多，九条河都往这里汇集，要过河就得靠浮桥。

天津这种地形和水系特点导致了这一地区容易洪涝汇集，历史上常因堤防溃决，洪涝成灾。虽然影响了农业生产，但弊利各半，这对于清军而言，天津周围“四面皆水”，泛滥的水患势必会影响太平军的攻势。

那么具体到天津城来说，根据张树明主编的《天津土地开发历史图说》一书中介绍，天津“在建城前夕，基本上是水乡泽国。建城后城内四角均有大坑，西南角坑最大。天津的坑塘有自然形成的，也有取土填坑垫地而形成的，还有烧砖挖土产生的新坑。”书中又述“城外西南大片为水面。清乾隆初陈宏谋《请修海河叠道议》中记载‘天津近城西南地最洼下……’，积涝不能排出。”

《静海县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大水，平地行舟，秋禾被淹。”

《续天津志》中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秋，芥园河决，直趋南洼，城西南成巨浸。……九月二十八日，粤匪窜扑郡城，战退。”而这段时间恰恰正是太平军在天津附近屯驻围攻之时。如此大的水势显然成了天津城池的天然屏障。

这些水哪里来的呢，有天然湖泊，也有人故意而为之。在《续天津县志》中记载是人为掘开的南运河，“匪因水阻，东窜迂缓，故稍直口得以预备。”在官方记载中“贼大败，知不可破，即于二十八日奔杨柳青，官兵又败之，遂窜陷静海县并独流镇两处，连营固守”。

03人和：群众联系的不足

太平天国北伐部队一路前进，这时的北方同样有群众斗争兴起，而且太平军北伐所至之处都会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根据《襄理军务纪略》中的记载，在太平军北伐至天津后，“天津绅商铺户十数家中，有王莲品、杨长源、张、穆等姓，均与贼通，常送贼营食物等情。”在当时，如果给“贼营”供应粮草，这属于“大逆不道”之举，是要冒杀头、灭门之祸的。再根据《津门闻见录》卷五中的记载，杨柳青有“村中土豪马姓，率众跪迎”，又有“童生周姓，勾贼到王庆坨抢夺”。可见，天津地区群众对太平军还是有较大支持的。尤其是在驻扎初期，应该说钱粮等物资还是有保证的。

太平军此时开始在静海、独流 “扎营守候”，应该说有控制南运河的计划，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等待救援，另一方面控制此处可以利用运河之势，进退主动。

但相较南方来说，封建势力过于强大，遍地星火，还有不及之处。而且北伐军在天津并没能有效发动起群众斗争从而壮大力量，在后期屯守待援期间，由于官绅勾结，开始组织反扑，地方团练组织反而日趋强大，即多养一个团丁，少出一个土匪。本来反对地主阶级的民间力量，通过兴办团练成了官绅控制利用的力量。而且“以同宗之谊，勉以大义”，通过宗族关系来加强其力量，这在无形中让太平军和群众隔绝开来。随着天气的转冷，加上清军的层层包围，形成了孤军挨打的局面。（后面有章节专门针对练勇介绍）

04津门鏖战百日返

太平军在攻下静海县后，这时的天津一带，清廷早有预防，掘沟深壕数十道，还在各处建有堡垒。城池以外还新遇水灾，泥泞难行。在兵力部署方面，清政府已经起用了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领京旗及察哈尔的精兵来保卫京城。此前一直负责追击的胜保，则率军从深州一路追来。

太平军在直隶的每一天活动，都让咸丰皇帝焦灼万分。就在太平军占领静海当天，在他给僧格林沁的谕旨中说“若任贼窜至天津，再从后路堵截，则贼势益炽，剿办更难得手。”因为按照咸丰皇帝的设想，就是要在河北境内尽快包围并消灭太平军。但这件事在胜保等清军将领那里，实际上并没有尽全力去兑现。胜保的奏折中大多是报喜不报忧，或是参奏他人追剿不力，其主观上或许只是想把太平军挤出直隶，让其不再威胁京城，自己既赢得了面子，还不会损兵折将。但仔细一想，这时的清军已经是今非昔比，兵额不足、战斗力低下、将帅不和等深层原因严重制约着整个战局发展。

天津城内官绅练勇太平军未到，天津府城守备吃紧，已如热锅一般。其守备情况大约如下，“兵勇无多，不敷调遣。”而且是临时招募的练勇为主，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战术训练，而且兵器都不够用，甚至以竹竿作武器。具体有多少呢？官方数字如下。

先根据长芦盐政文谦的奏报显示，“津郡存兵除征调外，仅有八百名，兵力不免单薄”，后又从巡防大沽口的官兵中“酌调六百名”，两处加在一起不过一千四百名。没办法，文谦继续求助于咸丰皇帝，“必须大兵接应，方可有济”，但事实上直到太平军兵临城下，胜保和僧王的“大兵”一个也没到。

求助无果，官绅们就先团结起来了，地主阶级出钱，招募勇丁，编练“芦团”，文谦跟天津县令谢子澄共同组织团练乡勇，并放出监狱中的重犯，同清兵一道布防于天津城外。

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在籍绅士、盐商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在办团练上却很是积极，照样“制造抬枪”。先是“款由芦商岸引捐交，凡练勇四百名，后增练一百名，共五百名”；再有退下来的清浙江巡抚梁宝常协办团练，“绅民铺户，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募勇五六十名不等，按期训练”；后有大盐商张锦文和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

其中，盐商张锦文在举办团练一事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专门有《襄理军务纪略》一书专门为张锦文歌功颂德，但也记录了不少太平军进攻天津时的实际情况。在借抵抗太平军的机会中，张锦文得以与文谦结识，并与天津知县谢子澄一同组织力量参与稍直口之战。《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中记载“秀岩（张锦文字秀岩，一作绣岩）一人出头，挑濠、筑垒、雇勇、团防，均以一人之资，毫无观望，是以克胜发逆，津邑得以安堵也。”

如此一算，“芦商”捐练有五百名，梁宝常捐练大约一千六百八十名，张锦文和倪虎榜各募三千，累计练勇大约八千一百多人，再加上文谦调集的官兵一千四百人左右，合计近万人。由于“所存器械无多”“刀枪以外，人人皆以竹竿卫身”，再加上这些练勇是临时拼凑，短时期内其战斗力如何可见一斑，但至少在当时对稳定城池秩序是起到了作用的。就这样，天津城的官绅们战战兢兢中和太平军交上了火。

前面我们说到天津城外已是一片泽国，而稍直口就成为太平军由陆路到天津的唯一通路。所幸的是，太平军并没有尽全力像围攻怀庆府城那般猛攻不舍，使得天津府城内的官绅松了一口气。

而太平军方面，在遇到守军伏击后，或许是不知道城内守备虚实，抑或是长途奔袭，补给不足，转而退往杨柳青、独流和静海扎营了。此役之中，太平军过于保守的战略思想，使得清军侥幸获胜，也让自己失去了夺取坚固城池、补充粮草的最佳时机。

外围清军推进缓慢一直负责尾追的胜保带领一部分清军先是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24日）从深州移防至河间府（今河北省河间市），又经青县、静海到达了天津。

胜保作为追剿总指挥，其奏报多有吹嘘邀功的成分。在他十月二日的奏折中，他称在九月二十七日（10月29日），曾追上沧州到静海的太平军，“随追随剿，……贼即遁入静海城中”，转而又说“因兵未到齐，仅带马队四百名，步队一千名，未便攻剿”，自己“即在附近县城五里地方扎营”。在第二天（二十八日）太平军进攻稍直口的那天，善禄、西陵阿才赶到，胜保又同太平军在静海城外激战，结果打的太平军是“奔逃入城”。这种奏折一直写到了十月初一（11月1日），直到稍直口之战结束，胜保还在静海城外与太平军激战，屡屡获胜，却迟迟没能收复静海城。倒是把比胜保迟一步到天津的善禄、西陵阿两人参奏了一下，两人受罚被摘去顶戴。

直到十月初四（11月4日），胜保才由静海启程，于次日到达天津。

十月初七（11月7日），胜保率部开始进攻杨柳青。此时，太平军回撤独流。胜保率部驻营良王庄。

从京城率军而出的僧格林沁于九月二十六日（10月28日）由涿州东进移防固安县，此后经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杨村，于十月初六（11月6日）到了达王庆坨。

就在十月初二（11月2日）这天，僧格林沁到达东安县（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后。他向咸丰皇帝奏报称“拟即移至杨村”，因为天津北面道路泥淖，车马难行，打算步兵、马队乘船支援天津。多尔济那木凯和达洪阿率领的三千名清军十月初四（11月4日）时还在固安，北面由僧格林沁部派出奕纪带领的大约一千名清军这时才抵达天津，而这时稍直口一战早就打过去了。

在这里，僧格林沁本人一直是让胜保打头阵，自己则在二线按兵不动，可见二人关系一般。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4年1月23日），僧格林沁一直坐阵在王庆坨未动，咸丰皇帝曾对二人谕令“如再事因循或各存意见，互相推诿，以致更延时间，僧格林沁、胜保均不能稍从未减。功罪赏罚，皆由自取。”直到后来太平军突围前三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僧格林沁才移营静海以西的王家口（今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

由于太平军是分兵驻扎静海、独流，“中间联络小营十余座”，使得清军不能合围，只得作重点进攻。期间自十月十一日至十九日（11月11日至19日），先后发动四次进攻，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此后，调来了京营大炮，“力大声震，甚壮军威”。

但是这光打雷不结果的局面，咸丰皇帝看得多了也不乐意，在十一月初一（12月1日）给胜保的谕令中说“虽屡获胜仗，总未能扫数歼除，朕心甚为焦急。”迫使胜保等人不得不硬着头皮“冒死向前”。

战局拖到了十一月二十三（12月23日），驻扎独流的太平军一举击毙清军统率炮兵的蒙古副都统佟鉴和统率练勇的天津知县谢子澄，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此役过后，胜保受到降级留任、拔取花翎的处分，达洪阿受到了即行革职、戴罪自效、查封家产的处分。

驻扎待援形势急转太平军自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53年10月29日）至咸丰四年正月初八（1854年2月5日）完全撤离，前后整整100天。从主观上来说是成功的，在清政府腹地拖住了清军，应该说该做的基本做到了。至于北伐援军迟迟未到，这也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了。

但太平军的北伐队伍在株守独流、静海，等援军到来的同时，并没有主动“分兵以发动群众”。而且这些北伐将士大部分是两广、两湖人氏，长期生活在南方，在转战北方后，到了冬天，北方气温已经相当寒冷，“衣不蔽寒，困苦万状”，这对太平军的士气是个极大的考验。由于是驻扎待援，太平军只能筑桑、挖壕，固守阵地。但清军大兵压阵，后援迟迟未到，粮米衣物武器缺乏的情况下，时间越长，对太平军越不利。在《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中记载“贼有粮无草，无柴菜油盐，且火药渐竭。”而且这种长期防御战，也消磨了军心，过多的把希望寄托在援军身上，逐渐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只能死守着阵地，以维持时日，等待援兵。

而随着时间推进，清军已经厚集兵力，加强了进攻势头。除了一直负责追剿的胜保大军、僧格林沁所率的骑兵，还有京营兵、山东兵及杭州将军瑞昌所率士兵，共计三万多人。

在迟迟得不到援兵支持的情况下，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54年1月21日），太平军自静海分兵进入大城县，准备南撤。至咸丰四年正月初二（1854年1月30日），全军南撤，清军僧格林沁、胜保则分兵跟进，此时的太平军北伐部队已经没有了当初北上时的锐气，开始边打边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