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9日，莆田荔城區，林明柯正在金鼎廣場等朋友聚會。

百無聊賴之際，他打開手機上的UC瀏覽器看新聞，無意間，某條新聞的評論區裏，一條廣告閃進眼簾，大意是：“快速查詢開房記錄、家庭住址，加我微信。”

林明柯混跡生意場，他有些心動，萬一以後跟誰有生意糾紛，可以查他的家庭住址。他隨手加了微信好友——“新盾源：小平”。小平推來一張微信名片，叫他加小軍。

一個戶口信息，450元。這是小軍提供的報價。林明柯還沒有查別人的需求，先把自己的身份證報了過去。對方承諾，48小時內，會把結果發給他。

茂名市茂南區福華一街，新盾源安防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比鄰繁華的鬧市，一旁是學校和一衆教育輔導機構。

這家公司的門口，樹立在巨大的標示牌，顯示它是一家正常的安防公司，他們銷售安防設備、電子產品等。公司規模不大，約有20來人。客服部是該公司最大的部門，以年輕女性爲主，其中還有前來實習或者兼職的大學生。

2018年1月，此時已臨近過年，員工們抱怨聲越來越大，每月2000-3000元的薪水，實在少得可憐，不少人正等着年後離職。他們坐在電腦前，處理着零星的訂單和各種售前售後服務。衆人心照不宣，一排電腦中，3號機是特殊的存在，一些特殊的訂單，都要轉接3號機才能完成。

1月19日，一位莆田客戶的訂單，便進入3號機，經由一個暱稱爲“小軍”的微信號，向外發送了查詢請求。

2天后，訂單完成，林明柯收到了一張截圖。是自己家的地址，沒錯，心中一陣恐懼。沒多久，林明柯趕往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報案。

《破產姐妹》劇照

2018年3月22日，湖北咸寧，趙巍手機響起，前同事餘鹹晉在電話那頭說：“出事了……”

趙巍問，什麼事？但餘鹹晉話未說完，便掛了電話，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繫上他。

此時已經過完年，趙巍剛結束公安部刑偵局的工作，從北京回到了咸寧。此時，他仍是咸寧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名幹警。

2年後，2020年8月底，莆田市荔城區人民法院對這起被編爲“1·19專案”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作出一審判決，認爲被告人趙巍夥同同案人向他人出售公民個人信息，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1403406.82元，趙巍個人違法所得共計人民幣727805元，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爲已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

趙巍在庭審現場

林明柯的個人信息，以一種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販賣，歷經近十個環節，從新盾源公司到各個信息販子，再到公安內鬼，層層轉賣，所涉甚廣。

“1·19”專案共有近40人落網，但這並非這條隱私產業的全部。事後，趙巍供述，他查詢的信息有3000-4000條（每查詢一人，其名下的所有信息爲一條）。

而根據莆田檢方的指控，光是第一下家孫奇經手的數據，就有28萬條之多，至於還有多少暗線沒有曝光，目前不得而知。

3號機與信息販子

蕭恆萍是2017年3月份年來到新盾源的，面試很簡單，面試官叫她坐在電腦前，打了一通字，就直接叫她上班了。

彼時，她剛畢業，正準備着考研複習，但雙親年邁體衰，父親還有心臟病，度日維艱。她不得不找一份工作，以維持生活開支，補貼家用。

表面上，新盾源公司看起來一切正常，她特意看了營業執照、趕集網上的招聘信息。他們賣的器材，電商平臺上都有賣。但事實上，那些充電寶、充電頭，插座、手錶、眼鏡等，外形看似普通，其實都經過了改裝，內置了監控、監聽、定位等電子模塊，有的得到了相關部門的許可，有的則沒有。

平時，買賣這些特殊器材的訂單量並不大，有時候一天就幾單。創收較高的，是那臺3號機。它經營着新盾源另一項特殊的業務，可以幫人查開房記錄、車輛軌跡、戶籍信息、手機號碼機主信息、個人名下的房產、公司、婚姻信息，甚至能通過模糊查詢，找到客戶要的戶籍信息。

各項業務中，收費最高的是婚姻信息，950元，其次是開房記錄，900元一條。名下房產、公司，850元。其他信息也在400-800元之間不等。根據天眼查顯示，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但他只是一名經理，沒有佔股份。真正的老闆，叫葉金水，真名葉省。

天眼查顯示“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

3號機的所有訂單請求，會進入到李金昌的微信號，由他轉至上家——一個叫“叮噹”的微信好友。據庭審現場李金昌的說法，“叮噹”是老闆葉省幫他找來的上家，具體是誰，沒人知道。

“叮噹”真名叫覃素月。她捲入這一行，也事出偶然，2016年下半年的某天，她在深圳一家麥當勞等人間隙，點開了微信的附近功能，在一位陌生人公開的朋友圈裏，看到了查開房記錄的廣告，彼時她生意失敗，正想找點項目來做，覺得買賣信息這一行有利可圖，也能幫丈夫分攤一些房租和日常開銷。

就這樣，她加了此人微信，得知他開了一個名叫大月亮私家偵探事務所的公衆號，利用微信公衆號做推廣，前景可觀。覃素月成了他的下家。她自己不會弄公衆號，是丈夫幫忙註冊的，她從網上覆制一些內容，又買了張銀行卡，就這樣經營了起來。約過了半年，她的客戶才逐漸多起來，其中一名叫小二的客戶，正是茂名新盾源公司的李金昌。

在賣給李金昌等客戶的信息中，覃素月每單賺取50-100元不等的差價，“生意”好的時候，她每個月有上萬元的收入。

這條產業到這裏纔剛剛開始。覃素月的上家，是黃海亮。從2017年3月開始，黃海亮便混跡各種信息販賣的QQ羣，微信羣，他註冊了公衆號——大月亮私家偵探事務所，成了他招徠客戶的主要渠道，很多人搜索私家偵探，就直接找到了他。他的門道顯然比覃素月更廣，能查到信息也更多。

目前已經搜索不到該公衆號

不僅查婚姻、小三、人軌、車軌，還能查銀行卡餘額，快遞網購，監控等，一應俱全，應有盡有。客戶提供身份證號碼，他能查詢個人戶籍信息，同戶人員，聯繫方式，開房記錄，同住人員，出行軌跡、車輛檔案。提供一個手機號碼，他就能查機主信息、收貨地址、物流信息，還有定位、通話詳單等。

他自己測試過，手機定位的誤差，只在500米左右。查手機定位和查人軌、車軌，門道各不相同，有的上家能查開房記錄，有的上家卻只能查手機機主信息。手機機主信息的上家，也只是一名中間商。

信息買賣的源頭，要追溯到武漢，一名從事靚號生意的前移動公司員工，利用工作期間積累的人脈，敲開了這扇後門。

黃海亮也遇到過頭疼的事情，上家反饋過來的信息，半真半假。他也學聰明瞭，有些信息查不了，要麼自己造假，或者委託上家幫忙造假。造假也是信息販子的常見手段，有些信息空白，他們自己編造一下，查不到的定位圖，也能手動P上去。

這條產業也橫向擴展開來，黃海亮下家有多個，上家也不少。

在黃海亮衆多上家中，只有一人落網，名叫林姍的。林姍的信息販賣網絡就更復雜了。根據她在庭審現場交代，她的上家有7人，下家有4人，但其中多數人至今仍逍遙法外。

新生意

就這樣，經過4-5次轉手後，林明柯的身份證號，來到了黃海亮、林姍手裏，再通過一名名爲“Ｒ·研”微信好友，逐漸靠近本案的核心。

“Ｒ·研”真名其實叫孫奇。

2018年年初的某天，身在武漢的孫奇登陸QQ，他看到，之前參與隱私販賣的QQ羣仍然在跳動。點開一個名爲“私家偵探調查羣”的QQ羣，一個暱稱叫楊武的男子頗爲活躍，孫奇覺得楊武資源多，有門道，並向他諮詢信息查詢的事。

兩人一拍即合，開始了合作。

孫奇1981年出生，湖北黃岡人。是信息販賣的老手，早在2013年開始做了這一行，經驗豐富老道，深諳行業黑話和各種操作。此前，他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在湖南沅陵被判過刑。

與此同時，孫奇還叫自己的弟弟，孫超，還有同鄉的豐波，一起來到武漢，三人共住一塊，並把他們發展爲自己的下家。孫超、豐波各交了5000元的入羣費，開始活躍於各大隱私販賣羣，發佈廣告，招徠客戶，發展了前文所述的一衆下家。

自然，上家“楊武”是個假名，該賬戶背後，是由兩個人輪流操控，藏大偉和呂亮亮，他們來自湖北省咸寧市。藏大偉此前在當地銀行催收部門工作過。

2017年5月，他跟一個名叫餘鹹晉的男子合夥開了一家催收公司，並聘請好友呂亮亮擔任催收員，專門幫銀行處理不良資產，從中賺取手續費。

催收經常遇到一個難題，找不到人。找警察幫忙，是他們想到的最好的辦法。餘鹹晉曾在咸寧市公安局反電詐中心工作，與該局刑偵支隊的民警趙巍是熟人。趙巍事後回憶，餘鹹晉找到他，是以工作的名義，請求他幫忙，要幫法院查欠錢不還的老賴。趙巍答應了下來。

但催收的生意，並沒有延續下去。事情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起來了。幾個人轉而做起了隱私販賣的生意。2017年8月中下旬起，趙巍開始登陸公安內網，查一些與工作內容無關的信息。

據趙巍事後供述，2017年10月，餘鹹晉託人送來2萬元好處費，之後，要查的數據便多了起來。“我一開始是拒絕的，呂亮亮就給我打電話，暗示我說，我已經幫他查詢了，不繼續幫我查就會出事的。”

餘鹹晉講述了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據他的說法，趙巍幫他和藏大偉查了大半個月的銀行信息，主動提出，沒有錢賺，不想做，提議做公民個人信息查詢，並指示他們去網上尋找有私家偵查需求的客戶。總之，趙巍纔是老闆，是出謀劃策的負責人。

無論如何，新生意，就這樣做起來了。

PKI與內鬼

周林是新疆莎車縣公安局的民警，2017年前後，他被借調到公安部工作，同期一起借調過去的，還有來自湖北省咸寧市公安局的民警趙巍。

根據周林的陳述，趙巍從這一年8月開始，便找他借用PKI——一個可以登陸公安內網的密鑰。趙巍說，他要幫咸寧公安機關建信息數據庫，他的PKI因升級出了問題，無法登陸。

最初幾次，周林都是下班後借給他。2018年2月，周林休假回莎車結婚，趙巍跟他說，回去了PKI也沒有用，借他再用用。周林沒多想，答應了下來。

差不多前後腳，趙巍也回到了咸寧，並把周林的PKI也一併帶了回去，每次趙巍要用的時候，就撥通周林的微信視頻，通過視頻完成人臉驗證後登陸查詢。直到周林返回北京，趙巍才把他的PKI寄過去。

趙巍是1987年生人，2010年，他被咸寧市公安局聘爲人民警察。2016年前後，一個名叫餘鹹晉的警察新進入他的單位，趙巍負責給他培訓，兩人逐漸熟絡起來。

根據趙巍在庭審現場供述，沒多久，餘鹹晉被分配到咸寧市公安局反電詐中心，兩人工作上有頻繁的業務往來。按照國家反電詐的規範，他所在的情報部門需要緊密配合反電詐中心的工作，每天會收到反電詐中心大量的查詢信息。

以前，他將這些工作上的信息打包加密後發給餘鹹晉，有時用工作賬號，有時用私人賬號。按照規定，這些業務往來原本是有程序規定的，但根據趙巍的說法，這些規定並沒有書面化，只是上面口頭指定。管理並不嚴格。

PKI被借用時，周林一開始覺得，大家做情報的，查信息屬於正常，但他可能沒有想到的是，這些信息導出後，會被趙巍存入優盤，並直接連接手機。此時呂亮亮早已經提前準備好了一次性的微信號，趙巍登陸後，轉發過去。

事實上，隱私數據的來源，只有兩個渠道——黑客、內鬼。來自商業平臺的隱私數據，相對單一、封閉，大多流向詐騙行業，售價也相對低廉，一個手機號碼，幾毛錢即可買到。但公安內網的數據，卻是全面且豐富的，幾乎可以還原一個人完整的生活軌跡。自然，售價也是所有隱私信息中最高昂的。

趙巍等人並未提及他們的售價。根據孫奇給下家的報價倒推，他從呂亮亮那裏拿到的信息，單條差不多是260元左右——當數據來到終端客戶時，價格會翻3-4倍，有時會超過2000元，情況不一而足。

餘鹹晉在筆錄中提到，他們共賺了100萬元，趙巍分到了80萬，其餘幾人分剩下的10萬。這是他們之前約定的，賺到的錢，趙巍佔股6成，餘鹹晉跟藏大偉、呂亮亮、羅君各佔1成。

趙巍供述稱，他只獲利30萬元。不過，莆田警方在一張由呂亮亮送給趙巍的銀行卡里，查到了72萬的流水。

由於有公安內鬼參與作案，他們很懂得規避風險，不使用個人實名認證的微信號，而是在微信上找微商買黑號，每個月要換5-6個號。收款套現的賬戶，也是“楊武”去當地一間陶瓷店裏找的。

“楊武”給對方一部手機，一張卡，叫他單線聯繫。每天跟陶瓷電店主去銀行取錢時，“楊武”就躲在監控死角。

即便如此，這場“生意”也只持續了半年。他們並不知道，莆田那位林先生，早已經報了案。兩個月後的2018年3月20日，陶瓷店店主收到“楊武”的語音：“上面出事了，把手機扔掉，不要再聯繫我了。”

差不多同時，茂名的新盾源公司、深圳的覃素月夫婦、廉江的黃海亮、浙江的林姍，武漢的孫奇孫超等人，也在這年的3月23日前後被連鍋端起。莆田的民警趕到咸寧，找到了餘鹹晉。趙巍見勢，走進了他所在單位的紀檢監察室。

（文中林明柯、周林爲化名）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何承波

編輯 | 董可馨

排版 | 翁 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