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笠又惹了麻煩。

儘管語氣聽上去像是女生們的私房話，有上下文，也有脫口秀的娛樂化語境，但“男人就是垃圾”還是惹惱了一批網友，有人甚至向廣電總局舉報，理由是楊笠有意挑起性別對立，危害社會和諧。

圖片來自wei'bo

有旁觀者嘲諷，這種誇張的反應比表演更好笑，是給楊笠遞刀子，成就了一出“新時代的互動式喜劇”。

性別或許是當代互聯網的最大分歧。人們樂此不疲地爲性別站隊，雙方勢均力敵，靠簡陋招式堅定捍衛己方50%的人口，你厭女，我恐男，你罵我“打拳”，我回敬一句“急了急了”，明明大家都上網多年，早就不期待能達成什麼共識，但這口惡氣今天非出不可。

在兩性真正平等前，這樣的局面可能還會無數次發生。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底的報告，這還需要99.5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是163年）。換言之，對於看這篇文章的各位而言，有生之年，性別大概率一直都會是討論甚至爭論的焦點。

不過問題是，爲什麼中國互聯網上的性別對立如此嚴重？爲什麼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覺醒、女性爭取權利，看到越來越多男性女權主義者，但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中國女性的地位卻每年都在降低？爲什麼越來越多女性有“恐男”情緒？爲什麼如今嘲笑直男不僅是一種政治正確，還成了一種財富密碼？

通過“買買買”

女性就把直男逼到鄙視鏈底端了嗎？

李佳琦在直播中號召“所有女生”爲身邊男性買一份護膚品，得到滿屏的“他不配”。嘲笑鄙視鏈下端的“直男”已經不僅是一種政治正確，也成了一種財富密碼。但很顯然，李佳琦口中的“所有女生”，以及“女王節、女生節、女神節”裏的女生/女神/女王，還有廣告裏出現的“獨立女性”，都指的是一種女性：有消費力的女性。

當代女性地位很大一部分是消費力賦予的。女性能買買買，商業社會就會追捧女性。中國有近四分之三的家庭消費決策由女性主導，2019年，女性消費市場達到十萬億。但說到底，“女性更容易被消費主義影響”和性別特質的關係又有多少呢？它更是各種因素結合之後的結果：女性地位低，比起男性，社會價值更多地建立在外貌上，於是商家拿出商品給她們賦權，或者用買買買把自己裝扮得更符合男性審美以收到讚美，或者用爲自己買買買讓自己“顯得”確實過得不錯。

消費主義一邊鼓勵女性要接受自己，一邊動用各種動聽話術，加深女性的不自信，讓“衣櫃裏總缺一件衣服”的念頭顯得天經地義。

但轉頭，女性又在無辜的人（以直男爲主）身上找回了自信，“穿得這麼普通，還這麼自信”。於是，消費決策權只在“數碼產品、家用電器、機票酒店預定”領先的直男被嘲沒有審美，格子襯衫、衝鋒衣、瑞士軍刀雙肩包，成了導致廣大男士被扔到鄙視鏈底端的原罪之一。

《現代性的性別》認爲，女性消費既強化了男性身份和權威結構，也對它造成了威脅：在19世紀後期，消費者經常被再現成一個女人。儘管中產階級婦女看似置身於社會變革之外，但“她們作爲消費者，非常熟悉快速變化的時尚和生活方式，而這兩方面正是現代性經驗的重要部分。消費文化的出現，促成了女性新的主體形式的塑造，女人私密的需求、慾望和自我認識被商品的公共再現及這些再現所承諾的滿足感所影響。”

消費主義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女性慾望的話語，該書作者芮塔·菲爾斯基進一步推測，這可能會顛覆兩性之間的正當關係，“百貨商店是公共空間性別化的一個典型例子，在這個公共空間裏，許多男人覺得自己渺小，無助，格格不入。”

在今天，這個空間可能是互聯網，直男逐漸成爲審美低下、大男子主義、不解風情等糟糕品質的代言人（已經沒有人關心是不是），女性似乎控制了更多的話語權。

但建立在消費主義基礎上的平等甚至優勢並不值得慶祝。因爲消費主義本質上只是不斷製造需求，滿足資本的累積，“解救”的也只是一部分特權女性。

更多的女性困於消費。她們拿着不到男性七成的收入（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的平均收入爲男性的67%，農村爲56%），卻因爲更少的社會資源和更高的匱乏感不得不投資自己的身體，並需要爲經期用品額外支出一筆費用。到2020年，月經貧困已爲更多人所知，但更隱形的是粉紅稅，也即同樣的商品對女性開出更高的價格。

美國消費者協會證實了價格歧視的存在，五大類受調查的產品中，女性產品價格更高的情況佔了42%，而男性產品價格更高的情況僅有18%，而美國女性平均收入僅佔男性的78.6%。

在女性的社會地位沒有真正提高前，消費主義所鼓動的“更好更美更年輕”個人主義價值觀就不會失效，比如試圖跨越階級的“拼單名媛”還會以各種形式出現。

但今天女性對直男的羣嘲就沒有意義嗎？說真的，多數產品無需區分男女，女性上班穿衝鋒衣也不是不行，只是她們過不了自己審美那關。

何況相比審美審視，更讓人感到不適的是以性別爲由，強加在女性身上的要求。世界經濟論壇一篇批評外貌主義的評論文章中，援引英國的一項調查，發現新冠疫情期間在家辦公的員工中，超過1/3參加視頻會議的女性曾被僱主要求要化濃妝、做頭髮，或者穿得更具挑逗性一點。

《乘風破浪的姐姐》關注30歲以上的女星，但節目從始至終都試圖在這些選手身上覆制20歲女團成員的標準，觀衆接收到的外貌、年齡、甚至財富焦慮不減，卻很難看到獨屬年長女性的思考。

這也是爲什麼在丁真爆紅後，女性開始消費男色的“女性凝視”這個詞開始被認真考慮時，廣大女性感到不以爲然，對另一種性別審美主導下的外貌焦慮她們並不陌生。男性凝視滲透到方方面面，從職場到家庭，從湖南衛視818晚會上，《乘風破浪的姐姐》穿短裙的選手錶演時，多次由地面向上掃射的“猥瑣運鏡”，到CP26漫展上引發爭議的“不雅姿勢”照。對比之下，女性是粉絲經濟的主力，但她們的凝視依然侷限在線上、娛樂業、消費領域。

互聯網上的性別對立

已經成了一種消費

性別對立本來就存在，會被人指出，但也能被挑起。

作爲幾千年以來父權社會的受害者，很多女性認爲，男性是時候讓步了。但這看起來像是一廂情願。

男性傾向於認爲賦予的女性權利已足夠。國際調研機構Ipsos在2020年的調查顯示，超過半數（55%）的男性認爲在自己的國家平權已經做得足夠多了，而女性認同的比例則爲42%。在中國，這個比例分別是70%和60%，超過全球均值，但也有10%的差距。

參與女性話題時，某些男性的表現常常令其他人（包括多數男性）感到恨鐵不成鋼。有些小時候生物課就學得不怎麼樣、到現在也弄不懂生理期的男士，還試圖要給身在其中的女性指點迷津，身體力行地坐實他們所討厭的“普通但自信”的形象。2020年度最無法忍受的例子之一，發生在杭州女子失蹤案的案情成了段子素材之後——“兩噸水警告”“絞肉機警告”“化糞池警告”等沒輕沒重的玩笑，也成了女生們互相告誡“遇到就趕緊逃”的避坑指標之一。

我們看到，性別“罵戰”這個反反覆覆到令人疲憊的過程，大約都是這樣開始的：少量不爭氣男性發言，女性反擊，表示對男性失望透頂，遭到更多男性回擊。

很少有人能全身而退，所有人都既委屈又憤怒，而這些情緒不斷升級，以至於我們看到全網“十萬質問江山嬌”，本來和性別無關的“江山嬌”成爲在社會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的宣泄出口。

而“清華學姐”事件，被“誣陷”後網民跳腳的反應，同樣是男性對性別議題的委屈、壓抑和反感。

至此，性別不再是討論的話題，而是站隊的根據。性別討論更多的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泄，或者說更像一種情緒消費，而不是論理。在北大研究生張瑾濤11月發表的研究中，有近四成的人承認使用過“田園女權”“女拳”等污名化詞彙，其中超過85%都是男性。受訪者普遍認爲，主要原因是女性主義過於偏激，同時，因爲人們認識不夠，導致女性主義者一發聲，就會被潑髒水。

誰也不想無端被攻擊，於是，女性主義者的身份越發不叫座，連學術人員也開始用“性別研究”取而代之。同濟大學教授張念就認爲，這是一種僞裝術，是“僞裝的客觀”。

楊笠那句“那麼普通，卻可以那麼自信”，點出了房間裏的男性說教，這句話甚至不含貶義詞，還帶着脫口秀的語境，或許只是朋友之間可以互相吐槽的程度，但它也可以是個很好的吵架素材。同理，很多事想一想也沒什麼可吵的，譬如丁真走紅、漫展女孩不雅照，“大家都是韭菜，何必彼此爲難”？

如果性別是那個最難調解的分歧之一，人們由此割裂成兩個主要陣營，那麼我們的世界觀可能最終會簡化成兩種對立的立場：男和女。全體男性被理解成男權社會構建者、女性壓迫者、甚至潛在的暴力犯、強姦犯，女權被看作對男性的攻擊，會對各行各業的性別比數字斤斤計較，巴望怎麼讓男性臣服自己。

這場對立會持續多久？

這一年，輿論場上，性別對立的感受越來越強：女性想要儘快擺脫過去的那種性別印象，男性卻要保持現狀，因此，期盼改變的女性是前進的，想維持秩序的男性是守舊的；女性看上去可以任意批判父權制，大方消費男色，男性評價女性的外形卻容易是不得體的，他們感覺很難參與到女權的討論中。這成了一場零和遊戲，但同時，父權制給所有人的傷害卻歸因給了想要變化的女性。

但另一個問題是，把注意力放到性別差異上，就是加深性別的二元對立嗎？爲了避免矛盾，我們就該消解性別嗎？

至少在某些層面不是，就身體經驗來說，男性永遠無法切身體會月經。就思考感受來說，男性也無法真正理解被強暴的恐懼，但女性體驗還出現在更日常的方面，比如無處不在的厭女文化，就像在接受《GQ報道》採訪時，楊笠提到自己也常拿女生調侃，“但沒有什麼女生罵我，可能因爲女生習慣了，她聽那種話聽太多了。”

所有感到被楊笠冒犯的男士，或許還經歷了被女網友審視、被指責不夠大氣的過程，正在悶悶不樂，但似乎只有在這些時刻，他們才能真正體驗到女性的感受：因爲自己的性別，而要忍受長期、無差別的貶損。在楊笠之前，喜劇長期被男性壟斷，女性被矮化、物化、老化、醜化一直不是什麼新鮮事，有研究發現，三十一屆春晚的語言類節目中，許多女性角色沒有職業，只以妻子、女友、女兒、母親甚至鄰居大姐的身份出現。53個出現領導形象的小品裏，男領導共有48個，女領導只有5個，有的還“被設定爲具有濃重的傳統觀念中的男性氣質”。

我們或許要做好準備，這個互相體諒的過程，要經歷相當長且讓人尷尬的陣痛期。《隨機波動》的一期節目中提到，在韓國，有26萬男性參與“N號房間”，這個數字和韓國的出租車大致一樣，換言之，在街上遇到“N號房間”共犯的概率和看見一輛出租車的概率差不多——這或許能讓男性理解，“恐男”的情緒不至於是全然荒謬的。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對照格雷森·佩裏在《男性的衰落》中所描繪的：

進步的男人心懷困惑。他們想做正確的事，卻覺得自己做的所有事都被千禧一代惡劣的男性行爲搞臭了。我那一代的男人經常覺得自己要不斷爲同胞道歉，彷彿要在脖子上掛上“我不是強姦犯”的告示牌才能外出。我不止一次聽男人說他們走在黑燈瞎火的街道上時，要用些尷尬的方法避免獨行女人害怕，比如停下腳步或改變路線。“我不是強姦犯，真的！”

但並非爭論就無意義，正如2020年，人們對歧視的容忍降到空前低值，捉蟲的本事也越來越高，我們見證不少厭女的結果通過社交媒體被指出，甚至糾正過來。

既然這是一場關於性別的文化更新，弱勢羣體要向強勢權力爭取權利，就不可能雙方都不遭到損害，作爲既得利益的男性，在平權過程裏勢必要面對不斷反省和更正，而女性也得學習“矯枉必過正”帶來度的把控，對立和爭論必然出現。從這個角度來說，近段時間爆發的性別衝突、性別對立，正是把以往性別問題暴露出來的結果，或許也算一種進步。

作 者 | 鍾宛彤

編 輯 | 王朝靖

插 畫 | Camilo Huinca

題 圖 | Charlotte 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