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好家风分享好故事｜勤俭，我家的一大家风

翁源昌家庭家风：勤俭

导读：我的父亲、母亲小时候生活在一个还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成家之后饱尝生活酸苦，勤劳节俭是他们克服生活艰辛的一大法宝。父母的勤俭作风，对我们影响极为深刻，生活上克勤克俭，学习工作是勤奋刻苦。勤俭，是我家几代人最为明显的一个共同的生活态度与方式。

说到家风，会有不少人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家，那有什么家风可言。其实，家风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做事的标准，哪些事可做，哪些话可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人，这就是家风。

那么，我家的家风是什么呢？勤俭，这是我家几代人最为明显的一个共同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可谓是我家的家风。

我的家族背景

说到勤俭家风，还得先简要叙述一下我父母亲家族的基本情况。

先从我曾祖父、祖父说起。曾祖父百年，奶名娘子，生于1885年农历四月初八，卒于1944年农历三月十二，是白泉翁家桥头翁氏第八代子孙。配虞氏阿香，白泉虞家人，生于1876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卒于1957年农历三月廿五。曾祖母十三四岁时就到阿拉翁家（此时曾祖父才四五岁），相当于童养媳，曾祖母嫁来时，只有一张凉床，一只红箱子，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见，曾祖父小时候家境还不太富裕，当时高祖父住翁家三角道地老屋，是以种田为业，家有五亩田地，家里也缺人手，否则也不会早早领一个媳妇到家里。曾祖父三十多岁时曾去上海跑街（送货），后在白泉十字路老街摆货郎担，有了一定积蓄后，以40亩地在白泉十字路老街买下一家街面房屋，朝街口的三间楼房，楼底开店，楼上住人，相连的后楼有二间，再后面是几间平房，用于日常生活。曾祖父先后经营“源泰”布店和“养生堂”药店，为翁家后代创下了基业。1914年“养生堂”药店设乡间邮便信柜。曾祖父有二子二女，其一子世英十来岁时早逝。

祖父世骏，又名世忠，生于1905年农历四月十八，卒于1959年农历正月初二。祖父承家业，继续经营“源泰”布店、“养生堂”药店，祖父还是一名“庄书”。“庄书”是解放前民间管理赋役册籍的人，一般是由县田赋管理机构任命，为政府征收田赋。历代有不同的称呼，民国初年称“庄书”、“司册生”，后来改称“经征人”，但是民间习惯仍称“庄书”。祖父能够成为“庄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社会信誉的，据说祖父在岱山有三部庄书（田册），每年就有一定收入，这收入主要来自二方面，登记田册和人口册时政府给予的报酬以及民间在办理田地产权转移手续所收取的手续费。1948年，祖父在翁家三角道地建造三合院一幢，上下各三间，这经济支撑应当有一部分来自“庄书”所得。

说了曾祖父和祖父，下面就说一下父母亲。我的父亲生于1928年6月，母亲生于1931年3月，父母出生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人家，但在当地也算得上殷实之家。父亲家是靠经商为生活来源，母亲家是以耕种收获为生，二个家庭不同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其家风各有特色，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靠诚实换得信任，靠勤劳换来财富。曾祖父从耕作为生到后来经商为业，家业的积累靠的就是诚实勤劳。祖父1948年在翁家三角道地重新建房，当时已有一定的家产，但还是很刻苦，造屋的木头都是自己带着帮工从沈家门那边运来的，来回都是步行。当然父母亲由于从小家庭生活环境不同，性格上有明显的不一样，父亲5岁时生母张氏就过世了，与曾祖母相依为命（曾祖母卒于1957年），虽然不愁吃穿，但精神上比较孤单。解放之后，祖父被收监劳动改造，作为长子的父亲虽然没有参与过家庭经济活动，然而由于家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长子代父，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成为被监管被教育的对象，父亲的老实、胆小性格与小时候家庭环境以及解放后各种运动冲击有直接关系。

那么，母亲出生的家庭情况如何呢？母亲出生地虽然是一个偏僻山岙，舟山本岛第一高峰黄杨尖山下的北蝉小展，外公40岁（1934年）过世时，母亲只有4岁，大舅17岁，小舅13岁，家里只有5亩地。大舅、小舅有着大山一般的坚韧顽强，兄弟俩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对家中唯一的小妹（我的母亲）更是宠爱有加，单是读私塾就读了将近10年。大舅胆大心细，与外界打交道的各类事情都是由他出面完成，大舅还有经商头脑，山里人单靠地里收成，那只能维持生活而已，大舅就到宁波去批些布匹以及其他日用杂货，到大展、螺门一带去贩卖，还把自家地里收获的稻谷番薯之类的农产品到渔村换来黄鱼鲞、风鳗等鱼货，家里生活搞得红红火火。小舅老实本份，没上过学，十多岁时就上山砍柴，下地种田，各种农活是样样精通，一辈子是话儿不多，只晓得埋头苦干，多少年来，苦活累活从不推卸，与人从来没有一句争吵，任何冤屈都是默默忍受。由于过度劳累，六七十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病，八十几岁时，走路全靠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步履艰难，但从没有怨天尤人，淡然处之。小舅姆十八岁嫁到小展岙，一生是辛勤持家，养儿育女，艰难度日。小舅姆虽是一双小脚，却是上山下地，当年集体生产劳动，造水库，修梯田，都没有拉下。虽然生活艰苦万辛，无论家里家外，小舅姆从没有说过一句重话，与小舅相伴相亲，吃苦耐劳一辈子，恩恩爱爱一辈子。

兄弟俩就是这样靠着一双手，拼死拼活地，日积月累，从原来家里只有5亩田地，到后来有了15亩水稻地。而且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大舅是族里的柱首，有相当高的威信，族田管理基本由大舅一手打理，至1950年上分公堂拥有耕地几百余亩的族产，分布在普陀的大展、芦花和宁波等地，这些土地均租赁给当地农民耕耘，收取租金，族里孤寡老人生养死葬、孩童私塾就读以及族里一切公益之事，都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1948年，我母亲嫁来时，大舅、小舅给我母亲准备的嫁妆轰动了白泉翁家，有六只嵌骨箱子、被子八根（缎子1根，毛葛2根，大红细冲1根、土布2根，粗布2根）、锡瓶八只、茶插罐4只、蜡打的罐子4只、大中小蜡烛台各一对。母亲在娘家做姑娘时，没有吃过一点苦，又读了这么多年的私塾，知书达理，女红活样样精通，遇事不慌张，万事想的明白，是她这个年龄中少见的一个聪慧女性。

我的勤俭父母

勤俭，这一家风在我父母身上尤其明显，这与父亲年幼之时生母早逝、成家之后与母亲共谋稻粱，饱尝生活酸苦，以及解放之后我家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母亲曾多次向我们说：结婚成家之后，你阿爷讲家里开了二爿店，影响不太好，就把养生堂关掉了，父亲没有行当了，就在十字路老街摆货摊，因为没多少本钱，只能做些针线百货之类的小本生意。有一年三月的一天，岙里大舅挑着一担新鲜芥菜来家里，见你阿爹摊头货少生意清淡，甚觉奇怪，太婆对大舅说：不怕出丑，本钿没有啊。大舅二话没说，第二天就从三十多里远的小展岙里，雇人挑来二十担自酿的老酒，翻山越岭，不惜低价售于老街几家南货店，这些钱（大概五六百元）就给父亲当进货的本金，父亲就靠大舅舅老酒钱慢慢扩大了生意。母亲从在娘家不愁吃用到现在什么事都得自己斤斤打算，前后生活的极大反差，让母亲一下子坚强起来。

1950 年土地改革，1951年公私合营，我家曾祖父留下的十字路老街中的三间楼房，其中两间楼房就被没收分掉了，原因是当时租给别人，那就是多出的房子，其他几间都被供销社租用。祖父建造的翁家三角道地院落式房屋，除了上屋留下一间半以及后面灶间外，其余也都分给其他人家了。1980年之前我家就住在三角道地这一间半房子里。

1950年之后，个体商业经营、货摊取消，当时家里有一间店面房租给定海裕大酱油店，为了过日子，父亲买了一辆小板车，给裕大酱油店送货到干石览等地驻军部队，从未拉过重货的父亲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翻山越岭去送货，不知磨破了多少布鞋，肩上的皮是一层又一层的脱掉，艰难地做了三四年“货夫”。

合作社成立后，家里布店货物、柜台等全部作为入股，父亲进入合作社商店，开始工资是四十三元。母亲是在白泉居民福利小组干活，后来为白泉绳索厂，起先只有十五六元收入。大姐是1950年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三个姐姐都还是长身体的幼年，到1965年，家里有7口人，全家的生活开支就是靠父母的这点工资收入，虽在农村，但家里也没有农民家庭那样的自留地，凡是吃的基本都是要花钱的，故此，家里能省的尽量省，能用的是反复使用，勤劳节俭成为父母克服生活艰辛的一大法宝。

父亲在合作商店三十多年的岁月，是任劳任怨的三十年。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我十二三岁时，父亲每半个月有一二次要到二三十里远的城里去拉货。那时候，从白泉到定海的马路，全是沙石子路，弯弯曲曲，单趟就得化上近二个小时。去的时候也不是空车，要装上空的酒埕，以及从农民收购来的鸡蛋等，来回路上最艰难的是要爬过长长的塘高岭，我也曾经去帮父亲推小板车过塘高岭，而拉货回来时，一般人在塘高岭上坡路雇牛来拉，而我父亲除非是货特别重，有盐袋、酱油之类的东西，实在拉不动，才雇牛。为了省下几角钱，父亲常是用尽全身力气，自己拉上来，下坡又得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竭尽全力撑下来。

因为家庭出生背景，凡是最偏远山村销店，总是我父亲前去开店，毛竹山、塘夹岙、小支、前岙、后岙，这样偏远落后的山村，都留下了我父亲艰辛的脚印，那时候，销店日常货物都是自己挑着去，刮风下雨，酷暑严寒，父亲是从不耽误，那勤劳辛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父亲开过的销店一直是当地合作社销店经营最好的销店之一，也留下了我父亲诚实的口碑。

父亲在外村开销店，家里的一切都是母亲一人担当。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起床为我们姐弟做好了早饭；到了晚上，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为我们姐弟几人缝补衣服。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母亲的勤劳吃苦，对我们影响实在很大，我大姐、二姐才十来岁，就开始分担家中生活事务，母亲白天在绳索厂做工，家里的卫生打扫、衣物洗刷、煮饭烧菜等，二个姐姐从来不等母亲吩咐，就早早做好。为减轻家中经济负担，几个姐姐曾去敲建筑用的小石子，冬天的时候手指都被寒风吹的皲裂了。还从母亲做工的绳索厂里领来麻丝，在家里用最原始的工具手工纺线，大拇指和食指的皮是一层剥去一层。这样的临时活辛苦，报酬却很少。而大姐十五六岁时就独自出门到长峙盐村去做裁缝。

母亲的勤劳刻苦，有几件事我印象很深。如在绳索厂捶打烂麻，那是最苦最脏的活，母亲一直是没有脱空过。要把烂麻捶打成麻丝，不是一下二下就可以的，是用大木槌用力捶打，如果长期做，既是男人也是吃不消的。那时候厂里干这活的，除了几个临时工小伙子外，正式女职工中有几个是比较固定的，我母亲是其中一个。一年四季，双脚泡在水里，脚皮是脱了一层又一层。大冬天，河水是刺骨的冰冷，有时候麻丝不够用，只能强忍着寒冷站在河里捶打烂麻，时过这么多年，至今一想起来，仍然为母亲感到痛心，母亲在白泉绳索厂时，所干的活基本是厂里最吃力的活。但母亲从没有在外面喊一声累，母亲知道，象自己这样的身份，没人会同情你，只能干，否则就会失去难得的工作，家里可有五个孩子等着养大啊。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现象，很多事都是无法怨天尤人。再比如，厂里做麻绳的原材料白棕，机器去皮留下的新鲜白棕衣，不仅有刺鼻的腥味，还伤皮肤，但晒干后可以当柴烧，其他职工都不要，母亲就用小板车拉回来，倒在家后面的道地里晒干，我那时已经是初中生，也常去帮母亲推车，有好几年我家都是用这晒干的白棕衣来烧饭烧菜。

父母不仅勤劳，生活上的节俭也是让我们难以忘记的。父亲一生最“奢侈”的生活享受，数来数去只有两样，戴了几十年的“天津”牌手表和晚年时的“红双喜”香烟。父亲对生活是极为简朴，退休前，从不吸烟，从不喝酒，就怕别人说三道四，到时讲不明白。在村销店开店时，每次来配货时，就带点母亲烧的菜回去。退休后在家，一日三餐全听母亲的，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芋艿。父亲从没去过饮食店吃过一碗早面，更不要说独自到菜馆用餐。在合作商店时，每月43元工资领来，阿爹只留下3元，其余如数交给母亲。近十年来，父亲每月领来退休工资后，交给母亲1400元，其余自己存在银行里。前二年，我们给他数了一下银行存单，看似厚厚一叠，结果发现张张存单都在一千到二千之间。

父亲对自己是克勤克俭，对家人却是关爱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带回家来，看着我们姐妹吃。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住在翁家三角道地里，在外村开销店的父亲每周难得几次回家，来时总会买点农民种上来的桃子西瓜之类的水果。特别是夏天，每到父亲回家之日，我们姐弟是早早地从老街同昌井里抬来冰凉的井水，把家里的水缸倒得满满的，我们这样盼着夕阳快点西下，等待父亲挑着蒲篮担回家，因为父亲总会带一只西瓜回来，我们把西瓜放入冰凉的水缸里。全家人一起围坐在八仙桌上，吃菜泡饭，吃蕃薯干饭，等到月上树梢，母亲就会把父亲带来的西瓜切成一块块，让我们姐弟吃，父亲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吃。

那个年代，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打算，我家的生活也可能会像有些人家那样，上半月好过，下半月愁过。母亲是理家好手，那时候家里微薄的一点收入，母亲调理的总是很好，我印象中一日三餐总有变化，总比别人家饭菜好吃。虽然还不能每餐吃白米饭，母亲经常会给我们换口味，白米番薯干，青菜汤饭，早饭常是油条稀饭，等等。母亲还会腌一手好菜，臭豆腐，雪里蕻咸菜，等等。母亲还有一手精巧的手工活，会缝衣，会绣花。特别是绣花，我家里的枕头外套上都留下了母亲绣的好看的图案。那时绣花是用一种包花的方式来绣的，先在枕头外套布上绘印上花草鸟儿的图案，用白线打底，然后再用不同颜色的线包在白线上，这样图案就很饱满。我们姐弟五个逢年过节衣服全是母亲亲自缝制的，我小时候所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大姐们穿下的衣服改制而成。开始都是母亲手工缝制，后来家里买来了一辆“蝴蝶牌”缝纫机，母亲就用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母亲还给邻里乡亲做衣服，凡是上门来求母亲做衣服的，母亲总不会拒绝，即使忙完了一天的活很累了，还是会抽时间给邻居家赶制衣服。

母亲是一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女人，嫁来时是翁家村最漂亮最懂事的一个媳妇。现在家里有一张最早的照片是我们姐弟几个合照，我大概是六七岁，而母亲最早的一张照片，现在所找到的是1981年做工作证时的一张照片，那年母亲50岁，劳累的岁月痕迹已刻在母亲的脸上，但慈善、温文、端庄还是能够很明显地从照片上看出来。那个岁月，母亲是家里的温馨树，每天晚饭后，收拾好家务，我们姐弟总是围坐在母亲的身边，特别是冬夜，外面是寒风习习，母亲靠着床旁边的一个方桌边，煤油灯下，坐着做针线活，挈鞋底，绣枕头花，大多数时间是给我们姐弟缝补衣服。那个年代，每月收入几乎都是罄尽而空，但想到舅舅家比我们更清苦，母亲想方设法，挤出一点钱购买一些白糖、饼干以及油炸豆腐、酱豆腐之类的食物，或者几元钱，托人带给外婆。后来小舅妈常说，如果那时没有我母亲的接济，外婆不可能会这样长寿。

1980年，我家摘了商业地主成分帽子，父亲回到十字路老街的合作社商店。我记得1979年到1982年前后几年里，父亲多次被商店评为先进，每次被评上先进，已过知天命的父亲总是兴高采烈的，满脸喜悦，而母亲总是淡淡地说，谁象你有这样的付出？有你这样的诚实？确实是这样，一直以来，父亲是老少无欺，诚实经商，从没有一点私心，从没有想占商店的一点点便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儿女就业，还没到退休年龄的父亲提前退休，给女儿顶班。为了减轻子女经济负担，父母不顾年老体弱，又重操旧业，干起了个体经商，用小板车当货摊，每天天没亮就出门，父亲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推，一干就是十多年。

父母对自己克勤克俭，对亲戚朋友是热情有加，每年过年时节，父亲总是要母亲早点买鸡买鹅买肉，等待春节亲朋好友来访。对于远亲好友的点滴恩情，父亲是念念不忘。六十年前，父亲的岙底王祖根舅舅，在香港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做高级厨师，隔几年会汇几十港币救济我家，还有一些衣服、白花油之类的东西，父亲是念念不忘舅舅对他的好，几十年来，每逢过年过节，父亲就会向我们说“祖根舅舅”的种种好事，要我们一辈子别忘记人家对自己的好。

父母的勤俭，养活了我们姐弟，1980年前后，母亲总共化了九千元，从其他人手里先后买回了十字路老街祖宅中原来分掉的几间房屋，祖业总算回归了。父母的节俭习惯，即使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也一直没改变。家中吃剩的菜，母亲是舍不得倒掉，衣服破了还是补一下继续穿，其实衣箱里有好些新衣服都来不及穿。

我的勤奋刻苦

父母的勤俭作风是留给儿女最大的精神财富，到了我自己这一代，经济条件好了，然而生活上还是保留着父母的那种勤俭品行。当然，父母的勤劳刻苦，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是勤奋刻苦地学习，如果没有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就没有今天的生活状态。

比如，1978年的高考，那时候，农村中学几乎没有针对高考学习的教材，也没有复习资料，更没有各种模拟试卷。1977年年底，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向一个同学借来一本《文言文普通话翻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它每页是左右对照，左边是文言文，右边是普通话翻译。在当时各种学习资料极为缺乏的条件下，有这样一本书籍那是多么珍贵，于是我与另一个同学就把这本书抄了下来。1977年的寒假，特别的冷，每天都是零下几度，早晨起来外面屋檐下是一连串的“冰葫芦”。我们俩就在一间小房子里抄书，用复印纸一式二份，我抄累了，他接着抄，两人轮流地干，囫囵吞枣。但即使这样没过脑的抄写，还是在脑子里留下了丝丝印象。就这样我们连续用了三四天时间把这本书抄完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抄写的整本书，在封面上还工工整整用隶书写上了屈原《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1年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教师，第一届的高中学生，他们的年龄只比我小四五岁，面对求知若渴的眼光，想到自己所学有限，教学能力单薄，唯有勤奋才能不辜负期望。那时候每天所想的就是如何上好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上。为了上好课，阅读了大量的教学参考资料，针对学生实际，根据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每一节45分钟的课，准备的时间至少是在二三个小时。为了培养学生写作兴趣，还办了油印小报“小草”，每当小报出刊，心里是美滋滋的，只可惜后来多次搬家，没留下这青春的记忆。那一年，我们和学生们同吃同住，每天迎着朝霞晨跑，还时时进行师生篮球赛，师生情谊融洽无间，我想，老师们的认真教学，无疑是师生间的一大润滑剂。

2004年开始，在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工作，随着学校办学方向、教学对象的改变，作为教师如果不改变自己，素养不加以提升，那就无法适应这一高校教师的身份。已经是不惑之年的我，重新发奋学习，努力掌握高教新理念。后来在行政岗位，更是百倍勤奋，在学校办公室六年里，我主要负责文案工作，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学校里的事情，每年从我手头上出去的文字稿在五六万字以上，这些稿子花费了大量心血与精力，由于每天扑在电脑上，原来正常的视力，变成了近视，为了赶稿子，晚上也是加班加点，以致神经衰弱，难以入睡。勤奋的付出总有回报，对我来说这回报就是所写的文稿，基本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近十年来，在地方文史收集整理研究方面，颇有收获，《舟山历代书院考略》研究课题被评为舟山市2011—2012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定海古民居文化研究》课题被评为舟山市2007—2008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年出版《群岛遗韵舟山传统民居》，2018年出版《群岛世范舟山家谱家风家事》，《群岛乡愁舟山百村印记》也已完稿。这些成果，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勤奋刻苦。十年来，每逢双休日、节假日，我的一个必然功课就是走读乡村，下海岛，走渔村，东到普陀塘头，西至马目绝壁坎，舟山本岛的角角落落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脚印。从开始关注海岛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到后来寻找民间传统家谱，再到百村历史文化纪实，投入了大量时间，尽己所能，只是希望能够为后人留下一点乡愁记忆。

走读乡村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坐公交车到达村口后，完全靠双脚行走，好多时候一走就是二三个小时，天寒地冻，炎夏酷暑，很多时候是孤寂一人，行走于空旷的田野，陡峭的山间，没有一种刻苦的意志，是难以坚持的。记得一次走访定海北蝉一个已整体搬迁的汤岙村，正是炎炎夏日，回来之途中，突然发现手指有点僵硬，好像比以前粗了不少，过了一夜，手指又如旧，原来是因为来回二三个小时在烈日下行走之故。2018年12月29日到马目绝壁坎村走访，从宫前上山至绝壁坎，路上来回徒步三个半小时，后又来到原东海农场知青宿舍，采访那些从绝壁坎搬迁下来的老渔民，当采访结束起身时，双腿膝盖骨一阵疼痛，差点无法回家。这十年间，我走访了舟山海岛200多个村落，有的乡村是几次走访，自己想想真的有点徐霞客那样“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之精神，在“行万里路”之中，阅览山川、古迹、人情、风物，体味到了书中不曾有的生活感受。

“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这是清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对为勤为俭之道的论述。对于勤与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都会躬耕践行，像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一旦经济好转，口袋里有钱了，勤俭持家可能就会打些折扣，尤其是俭，不少人认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更好地吃喝玩乐，现在有钱可以享受，节俭就是傻。在物质丰裕的现在，能够坚守勤俭，作为食五谷杂粮的凡夫俗子，更是难能可贵。说到这里，我还说一下我家的另一位女主人，我的妻子王佩华。她比我更勤奋好学，中专毕业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专文凭，又不断学习，取得了注册税务师、会计师的职称。要论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应对职场是绰绰有余，然她学习的劲头，对新知识的追求，真的是锲而不舍。而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让人敬佩的是她对自己生活的节省。成家之后，开始作为一般工薪阶层，生活上能省则省，那也是普遍现象。但当家庭经济条件大为好转后的十多年间，特别是儿子成家自立之后，她对自己还是克勤克俭，所穿的衣服是几年如故，生活上的节约一点不亚于上一代人，她对自己节俭，而对他人的照顾与关心却十分大方，想的也非常周到，几十年能够始终如此，就是她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