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帝國醫大附院病逝，時年61歲。令他喪生的，是九年前的一粒子彈——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參加會議時，一位刺客對汪精衛連開三槍，其中一顆子彈嵌入他脊椎與胸骨之間，沒法取出。醫生預言子彈將在其體內生鏽，十年後會危及生命。果然，1935年到1944年，將屆十年，雖然1943年底到日本把子彈取出了，但引發的骨髓腫症使他第二年殞命日本。

汪精衛投敵後，先後在重慶磁器口和南京梅花山建了汪精衛夫婦跪像，憤怒的國人要讓他跟秦檜一樣受世人唾罵。雖然後來跪像拆除了，但汪精衛投敵叛國當漢奸，已是蓋棺論定。

汪精衛並非生來就壞，他有過革命青年的高光歷史，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的最高領袖。孫中山去世時，他陪侍左右，著名的《總理遺囑》就是他執筆擬就，孫中山首肯通過的。年輕時，他毅然去刺殺滿清的攝政王，要以死來喚醒國人。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精衛是他的筆名。他1883年生於廣東三水縣，他出生時，父親已經62歲，父母相差約30歲。他13歲那年，母親病故。後來在回憶中汪精衛傷感地說：“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裏。”“母雞鳴而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覈，往往宵分不寐。……母所生子女各三人，劬勞太甚，諸子女以此長成，而母亦以此傷其生，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家經濟拮据，汪母心情壓抑，後來汪精衛的陰鬱個性，與此是緊密相關的。好在老父寄希望於下一代，對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緊，爲汪精衛一生打下了很好的國學基礎。

1904年，22歲的汪精衛考取了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費生，進入東京法政大學。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大事。在日本期間，他接觸到孫中山先生，從此成爲國父的堅定追隨者。他去南洋爲革命募捐，憑藉俊朗的外表和極富感染力的演講，收穫頗豐。連胡漢民這個向來被稱爲“毒舌”的民國大佬也讚不絕口：“……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餘20年來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張永福回憶道：“在彼（汪精衛）演說之夕，演講者尚未登壇，全場即無虛席，當彼踏上講臺，滿堂即鴉雀無聲，每逢至精彩熱烈處，掌聲如雷而起。”與現在的明星演唱會不遑多讓。

八卦界的“民國四大美男”，名單飄忽不定，但汪精衛都穩居其一。多年以後，“在汪政權時代，他已屆六十一齡，儘管健康很成問題，而他還是那樣俊朗，那樣瀟灑，除了閱讀文件時架上一副老花眼鏡，微微顯出一絲暮境以外，翩翩風度，何嘗稍減當年？”這段文字出自金雄白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他們是時代的風雲人物，現在的“小鮮肉”，虛有其表，只能說是煙雲人物！他在南洋的活動，吸引了大批粉絲，其中“有個女孩名叫璧君”。陳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兒，她看了汪精衛的演講，迷上了外形俊美、口才出衆的汪精衛，成了“精粉”。

1910年前後，革命陷入低潮，清廷的“預備立憲”也很有欺騙性，更有人說革命黨首領是“‘遠距離的革命家’……徒騙人於死，已則安享高樓華屋。”爲了回擊讕言，喚醒國人，“藉炸彈之力，以爲激動之方”，汪精衛組織了幾個人，前往北京，準備冒死行刺滿清大臣。陳璧君後來在《我的母親》中回憶道：“憶自鎮南關之役以後，革命屢起屢躓，精衛慮無以對慷慨輸將之同志，乃與餘及曾醒、方君瑛、黎仲實、喻雲紀、黃復生等約入北京，謀於清廷根本之地，爲非常之舉，以振奮天下之人心。顧所費過萬金，無所出。而爲事至祕，不能以醵資望之同志。吾母知餘等隱衷，乃典質衣飾以足其數，吾等乃得成行。”

他們來到北京，開了一家“守真照相館”作掩護。暗殺的目標最初是慶親王奕劻，但奕劻戒備森嚴，不好下手。這時得到一個消息，貝勒載洵、載濤等人從歐洲考察回國，於是準備去車站炸這批人。這天汪精衛他們來到車站，卻發現頂戴花翎的人如過江之鯽，“候至竟日”，都辨認不出哪個是目標，只好作罷。

要幹就幹大的！目標鎖定爲攝政王載灃。經過偵查，載灃每天上朝的必經之路上，有一座小石橋叫銀錠橋。於是他們在騾馬市大街鴻太永鐵鋪定製了一個四五十磅的大鐵罐裝炸藥，準備埋在銀錠橋下，等載灃過橋時，一按電鈕，“轟”地一聲，來個驚天大爆炸。可惜，他們作爲熱血青年值得敬佩，作爲刺客卻不大專業。

第一個晚上，黃復生和喻培倫去埋炸藥，因爲狗吠不止，倉皇撤回。第二晚炸藥埋好了，再鋪設電線，這才發現引線太短——有沒有像電影《瘋狂的石頭》那樣罵一句“奸商”，不可考——第三天添購了電線，晚上再前往橋下，看見一個人蹲在橋上，又隱約看見幾個人打着燈籠下橋尋覓，“良久乃出”，他們以爲祕密暴露，飛奔而回。事後才得知，他們看見的人只是一閒人，反倒是他們倉皇奔跑引起了懷疑，向巡捕報了案。

滿清的巡捕房也不是喫素的。他們一面散發假消息，說行刺是朝廷內部矛盾，一面通過定製鐵罐，追蹤到了照相館。刺客團真相信報上所說，以爲自己尚未暴露，還準備重買裝備再幹一場呢。4月16日，汪精衛黃復生二人被捕。

攝政王載灃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親生父親，位高權重，刺殺他無疑死罪一條。就在幾年之前，徐錫麟、秋瑾行刺安徽巡撫恩銘後被捕，慘死在清廷屠刀之下。但汪精衛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來時就抱着必死的決心，他在牢裏慨然寫下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早年我讀到這句詩，真不相信是一個大漢奸所寫，可見人生之崎嶇複雜，真正是任何戲劇都描繪不出！

汪詩還有一句：“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這不是陳毅《梅嶺三章》中的一句麼？——“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陳毅元帥當時留在南方堅持遊擊，九死一生，躲在草叢中寫下這慷慨激昂的絕命詩，沒想到“原唱”竟然在汪！

汪黃二人被判終生監禁。汪精衛竟得不死，是因爲當時滿清正準備搞君主立憲，想收買人心。另外，以肅親王善耆爲首的一部分大臣主張“軟化”。善耆屢次到獄中向汪精衛噓寒問暖，談詩說賦。後來汪精衛心懷感激地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能免一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憶到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這位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在南京建立政權後，在往訪“滿洲國”途中，汪精衛還專程到善耆墓上一拜。這是後話。

坐牢一年半之後，辛亥革命爆發，汪黃二人獲釋出獄。汪精衛與陳璧君旅歐結婚，從此以後，歐洲成了汪氏常去的地方。三十年裏，每逢失意就去歐，一有機會就回國，儼然一羣“候鳥”。

作爲平常人，這樣的生活蠻不錯——“帶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後一起去東京和巴黎”。但要想成爲領袖，這無疑是一大缺陷。縱觀汪精衛一生，易衝動、少定力、常悲觀、乏擔當。歷史的風雲際會，使他居於風口浪尖，但終究纔不配位，落得進退失據。陳立夫評論他道：“我始知汪先生非一大政治家，旋轉乾坤，必須具有大理想與大魄力。”一生追隨他的陳公博也失望地說：“他自己雖然不願做正式的領袖，同時他也不願他人做正式的領袖。”連他自己也自謂“素鮮恆德”。孫中山臨終前對汪精衛等人說：“敵人是一定要來軟化你們的。你們如果不被敵人軟化，敵人一定要加害於你們。”

小時候看電影，每個角色出場，必急急地問：“這是好人還是壞人？”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真是幼稚得可笑可愛。孫中山這樣的偉人，也有弱點。陳立夫就在回憶錄裏兩次說：孫中山先生長於經濟，弱於軍事；蔣介石相反，經濟上太失敗。金雄白引用汪僞政權的“中央儲備銀行”副行長錢大魁的話說：抗戰勝利時，汪僞儲備銀行發行的“中儲券”，不算固定資產，就是金庫裏的金銀外鈔，與重慶的法幣兌換，正常匯價應該是28比1。但國民政府提出的匯率，是200比1！淪陷區人民盼光復，盼來的卻是“復光”，一舉得罪了半個中國！陳立夫就爲這事大罵宋子文胡來，說此舉是“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

現在噴孫中山“孫大炮”的人不少，完全看不到“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汪精衛起草的《總理遺囑》的第一句），屢仆屢起，堅韌不拔。他的實幹能力不如袁世凱，但對人不能這樣求全責備，要求偉人即完人！要看到他作爲精神領袖和理論建設，喚醒和感召了一大批有志有識之士，投身國民革命，終於創建民國這個歷史大功績。汪精衛、蔣介石、陳立夫等等，不就是跟隨孫中山而起的嗎？

孫中山曾說：“欲胡漢民革命，必先殺其兄弟；欲汪精衛革命，須先使同太太離婚。”果不其然，後來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被懷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主使，牽連到胡漢民，使胡漢民從此退出了國民黨最高領袖的競爭。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一生襄助汪精衛革命生涯，也助推其走向叛國投敵，毀夫毀已！”偉人洞見，果然不凡，竟一語成讖！

陳璧君身材矮肥，相貌中姿，要倒追汪精衛似乎有點難度。好在她家道殷實，汪要辦報她入股，汪要演講她追星，汪要當刺客她出盤纏，還投身去冒險。陳璧君雖然長相一般，外形配不上汪精衛，但她有着汪精衛所缺乏的堅定氣質。當初“行刺”時有人開玩笑：你陳璧君有英國護照，被抓了也會釋放你。陳璧君一怒之下，將護照撕個粉碎。真是鐵了心要陪伴汪精衛。

陳璧君是“因爲愛情”跟隨汪精衛而投身國民革命的，自身也成爲了黨國元老。電影《八佰》裏有一個場景，姚晨扮演的何香凝在租界這邊視察四行倉庫的戰鬥，大家叫她“何先生”。在民初，女性被稱爲先生是一種極大的尊重，而普遍能接受到這一尊稱的只有三位：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她們不但是妻以夫貴，而且要本身參與革命成爲元老。

陳璧君一直是國民黨中委，當然汪僞時期也是。有時候她出門，別人叫一聲“汪夫人”，她不搭理就算是客氣了，當心她當場要訓人：“我自有獨立的人格，以後除在我家裏外，應當稱我做陳委員，記住了！”所以叫她“陳先生”，倒是最穩妥的。汪精衛自認爲是黨國元老，卻處處受制於蔣介石，心中一直不忿，爭做領袖的慾望特別強烈，而這方面的野心，陳璧君甚至在汪精衛之上。陳立夫就說：“汪精衛一方面認爲自己是領袖的領袖，一方面對抗戰又沒有信心，一直是一個失敗主義者……陳璧君這個人做領袖的慾望比汪精衛還強……”

抗戰勝利，陳璧君被捕，她作爲戰犯，在法庭上居然一直爲汪精衛抗辯。她的理由主要是：1937年末，德國大使陶德曼來到當時的臨時首都武漢，調和中日戰事。當時孔祥熙、汪精衛等人，都覺得日方的條件是可以接受的；報與前線的蔣介石，蔣介石也覺得可以考慮。但蔣介石遲遲不拍板，時間拖延，使得日本提出的最後期限逾期。汪精衛、陳璧君後來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說自己的“和平運動”（即投降當漢奸）得到的條件，比1937年陶德曼帶來條件更“優惠”，爲何你蔣介石可以在相對苛刻的條件下同意談和，我這更優惠的條件謀和就是叛國？

蔣介石當時私下對陶德曼說：“假如他（蔣）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的，中國會發生革命。這就是意味着日本不可能與中國議和，因爲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汪精衛根本沒體驗到這一點。他又想當領袖又想向日本求和。感覺是再不跪地求和時間就來不及了；日本揚言“不以蔣介石爲談判對象”，又讓汪精衛看到了當領袖的機會。於是蔣介石不去，他去了。陳璧君在其中自然發揮了重要作用。當負責與日本人祕密牽線的梅思平，專程到重慶商定投日事宜時。汪精衛依然在猶豫搖擺，陳璧君質問汪精衛：“你還變不變？”汪精衛訕笑道：“不變了，不變了。”遂一錘定音。

陳璧君死硬地不認罪。直到新中國成立，她又成了新中國的戰犯。前述兩位德高望重的女先生也向上面爲陳璧君求情，新中國也給她臺階下，說只要她承認當漢奸是錯的，就可以出來。但陳璧君強硬地爲汪精衛“衛道”，無論上面找她談話，還是獄中的活動，她都一直爲汪精衛喊冤叫屈。1959年，陳璧君病逝於上海提藍橋監獄，終年67歲，留下漢奸的可恥罵名。

本文作者：馬駑，“這纔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纔是戰爭”允許，任何媒體、自媒體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讀者歡迎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