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倒戈将军

1939年3月的河内刺杀汪精卫案，行动负责人是军统特务陈恭澍。可惜，由于侦察不实，导致错杀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汪精卫后来投靠日寇，成为了大汉奸。详情在前面汪精卫的被刺中已有讲述。

时间线往前拉，看看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恭澍他们在平津的一系列行动，可谓跌宕起伏、惊险刺激。当时他们的组织还不叫军统，而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在成功刺杀张敬尧、枪击吉鸿昌失误后，又觅得一个制裁石友三的机会。

石友三

石友三是著名的倒戈将军，他这一生投靠和背叛过多少人，简直难以计数，凡是现代史上叫得出名字的人物或势力，他无不有过翻云覆雨的经历。1933年时，他失去部队，跑到天津日本租界，收买地痞流氓帮日本人闹事，想进而成立汉奸政权东山再起。

石友三本性多疑善变，明白自己仇人很多，加上这次投敌卖国，国民政府对他下了通缉令，必是身处险境。所以他住在租界的深宅大院里，像老狐狸一般狡猾，平时深居简出，要出门会人、办事，都是临时通知，让人难获行踪。要制裁他，有一定难度。

凑巧的是，北平站有一名行动队员，名叫王文，真名王文翰，曾在西北军上过军校，当过下级军官。正好，石友三有一名副官，名叫先鸿霞，与王文是同乡、同学、好友。在王文的动员下，先鸿霞出于民族正义，决心除掉石友三这个卖国贼。王文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一面联络先鸿霞义士，一面向站长陈恭澍汇报。

据先鸿霞透露，石友三的住宅在日租界秋田街，大门口左右各有一个门房，一边是警卫、一边是传达。进大门后还有二门，里面是个长方形大院，左右厢房，东边住着2名日本宪兵，对石友三既是保护也是监视；四边住的，就是包括先鸿霞在内的5名侍卫，由其中一个姓贺的参谋领导。石友三本人和他的三个太太，住在院子尽头的正房里，他平时在二楼起居，偶尔下楼来到大厅，除了贺参谋能自由出入正房，其余侍卫没理由直接进入正房去的。正房后面还有个小院，住着厨师、佣人、车夫等。

王文与先鸿霞的联络地点，是在天津租界之外，一家叫“三益成”的老字号杂粮店，兼卖杂货，也悄悄做点小额汇兑生意。店老板姓刘，同是宝坻人，不少同乡把这里当作会面、带信、捎钱的地方，也可以寄住。店主有一个侄子叫刘兆南，与王文从小相识，也隐约知道王文与先鸿霞在密谋大事儿。

二、剧毒毒药

先鸿霞是有配枪的，直接枪杀石友三，无绝对把握，更何况，行动之后很难脱身。忍不住要吐槽现在的谍战剧，把秘密工作拍成了冲锋陷阵。冒死行动的不是没有，但特工的特点在“潜伏”二字。一切战斗的要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一个冲锋把长期布置的力量暴露掉、牺牲掉，无疑是得不偿失。这叫冒险主义！

天津日租界街景

最好是先鸿霞在天津日租界的石公馆里找到帮手。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先鸿霞就找到两个愿意一起除奸的。这也说明，石友三反复无常、投敌卖国，已是天怒人怨，人人得而诛之的地步！

一个是与先鸿霞向来情投意合的史副官。在先鸿霞“为民除害，为国锄奸”的大义打动下，史副官同意加入。他俩商量过在石友三外出时动手，但时间和机会不好掌握，只能坐等，比较被动。于是他们拉进来第二个人：厨师老褚。这样只要老褚在石友三的饭菜中放入毒药，就能悄无声息地搞定。

陈恭澍听了王文的汇报，拿出一瓶药来——这药的来历不妨多说两句。陈恭澍是北平站长，石友三住在天津，不是应该由天津站来管吗？天津有天津站，原站长名叫王子襄，是一名医生。王站长对工作十分热忱，为了试验不同的毒药，他不惜以身试药，最终自己中毒而亡。这样由陈恭澍作为北平站长代理天津事务。

陈站长给了毒药，又在财务上支取2000块钱，作为王文的活动经费。——经费的事，不是闲笔，后来导致了一些事情。

王文来到天津，在三益成与先鸿霞会面，首先问明老褚有什么要求。老褚是想事成之后回家乡，开一家小饭馆为生。他们主要还是出于正义，要求不高，也不急于要钱到手。于是王文将毒药交给了先鸿霞，并郑重说明：“这种药有剧毒，人吃下去，两三分钟亦可致命……顶好摆在杏仁茶里，因为这种药稍微带点杏仁味道。”

关于经费，王文说自己带了2000块钱来，问先鸿霞需要不。先鸿霞回答暂时用不上，并且不方便带回石公馆。于是王文就把钱暂存于三益成，由少掌柜刘兆南收着。

三、事情败露

先鸿霞回了石公馆，王文就在三益成店里等消息。等了一天又一天，毫无音讯。以先鸿霞的为人，谨慎踏实，讲信用、讲义气，怎么会几天不露面，也不传信息出来？王文不由得坐立不安，也为先鸿霞的安全担心。

等到第6天，时间是民国23年（1934年）12月20日，这天上午，柜台上的伙计带着一个人来找王文。王文一看行色，估计是先鸿霞所说的史副官，不由脱口问一句：你可是史老弟？来人叫了一声“文翰大哥”，表明身份，自己叫史大川，是来报信的。

两人细谈，史大川详细述说了事情经过：

先鸿霞回到石公馆，把那瓶白色粉末的毒药给史大川看，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就用不着我们多费事了。”然后转入后面厨房，把药给了老褚。老褚当时硬朗地说：“只要他（指石友三）点出来（指饭菜），我就给他下上（指的是那瓶药），如果今天趁手，我今天就干。”

到了晚上9点多钟，忽听石友三正房大厅里高喊：“贺参谋，他们都在吗？”贺参谋连忙应声：“全在。”石友三吼叫着：“你把他们全带来！”侍从住的西厢房，离正房大厅只有十几步路。贺参谋进入大厅，其余四人在厅外一排站着。史大川朝里一望，不得了！只见石友三手里拿着枪，手指头扣在机头上，气势汹汹地像是要随时扣动；老褚跪在地上打哆嗦，已经瘫着一团。

石友三嘴里大骂不休，右手持枪不断敲打老褚的头，指着厅外的侍从紧逼老褚说：“你给我说实话，他们都在这里，到底是谁，马上给我指出来，要是有一句瞎话，我就毙了你！”老褚抬起头来，朝着站在大厅外面的人瞄了一眼，像是要指认，还没有举起手来的一霎间，先鸿霞手向后伸，准备去摸腰里的枪。这个动作被早已盯着的贺参谋发觉，他飞起腿来就是一脚，踢向先鸿霞的下部，嘴里大喝：“你想干什么？”接着对其余人一努嘴：“你们还不赶快下了他的枪。”

先鸿霞被制，石友三青筋暴露，气得发疯，拿枪指着先鸿霞直叫：“你这个小兔崽子，想要我的命，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一面叫嚷，一面冲着贺参谋说：“你们还不把他捆起来。”

史大川这一瞬间也想过拔出枪来拼斗，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除非冷不防乘其不备才可能得手。但当时在场的人高度警惕，这时拔枪，众目睽睽之下，恐怕未必能顺利一击而中。如此一来，不但杀不了石友三，救不了先鸿霞，反而又白白搭上一条性命。

贺参谋从窗子上撕下一长条窗帘布拿在手里，对脑子猛烈运转、身子愣在那里的史大川说：“你还不赶忙动手，还怔在那里干什么？”于是四个人把先鸿霞捆了起来。先鸿霞不愧是条汉子，他破口大骂，两脚乱踢，连史大川腿上也连挨了好几脚。

四、壮士殉国

石友三转过身去，用脚尖踢老褚，又用手枪点着先鸿霞对老褚说：“你抬起头来看看，把毒药拿给你的是不是他？除了这小子以外，你说出来，还有谁？”史大川心里明白，就是把老褚打死，他也指不出笫二个人来。因为只有先鸿霞一个人和他接触过，压根儿他就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

这段时间发生的变故，说来话长，其实不过几分钟而已。

日本宪兵搜查抗日人士

石友三当下交代贺参谋，立刻把先鸿霞和老褚送到东厢房，交给日本宪兵，带回日本宪兵队，不论死活，也要问个水落石出。在石友三吩咐贺参谋的同时，先鸿霞悄悄向另一个姓崔的副官耳语了两句，想必是作最后努力，能不能再动员一人起义；但这崔副官面无表情，史大川也不敢有所动作。贺参谋指挥着三个人架着先鸿霞，他自己拖着老褚往东屋里走。史大川在后面有意在先鸿霞背上擂了几下，先鸿霞也提起腿来朝后踢了他几脚——这就是两位壮士的“告别式”！

石友三再次把剩余的四个人叫过去，让他们站在大厅里，挨个盘问平时先鸿霞说过什么话、去外面有什么活动等等。就在问话档口，史大川看到“饭桌上的火锅还在冒热气，有一副碗筷没有用过的样子，另一双筷子还插在锅子里没有拿出来，而桌子上东一堆西一块地布满了挑出来的菜肴。桌子腿上斜靠着一个木头托盘，地上有从托盘里流出来的汤渍，弯弯曲曲的蜿蜒有一两尺长，看得出来是由大锅里溅到托盘里，再由托盘里流到地上的。我心里已然明白了，这桩祸事就是失败在这里！”

老褚终究是个普遍人，平日里胆小怕事惯了，如今要下手杀人，要杀的又是自己一向畏惧的“主人”，难免发自心底的紧张，想必端着火锅上来时，手上不由自主地颤抖，被生性多疑的石友三看出端倪，然后一吓一诈，立刻就漏了馅。

史大川说到这里，早已是热泪纵横。可惜先鸿霞这么一位义士，落入鬼子手里，必定受尽折磨而壮烈殉国！

好友蒙难，史大川即使未暴露，也不甘心再回石公馆。王文就安顿史大川在三益成暂住，自己赶回北平向陈恭澍报告，想办法营救先鸿霞和老褚，并尽力将史壮士好好安置。没想到，这一去一来，又引出许多枝节。

五、心生误会

陈恭澍在北平，早已等得心急如焚，听了王文汇报，马上决定上报。对先鸿霞、老褚，还活着就尽力营救，如果已经殉难就从厚抚恤；对史大川，准备接去南京受训，安排出路。计议已定，就派王文和司机陈国治开车一同去天津接人。

等王文二人急急赶到天津三益成杂粮店，史大川竟然不知去向！

民国时期的杂粮店

王文前次离开三益成时，曾拜托少掌柜刘兆南关照史先生，又叮嘱史大川少去外面走动，自己在柜台上存着2000块钱，需要用钱就在柜台上支取。史大川说不用，专等王文的消息便是。如今王文从北平回来，不见史大川身影，而刘兆南对王文的眼神躲躲闪闪，说话支支吾吾，引起了王文怀疑。

这天晚上，王文为了套刘兆南的话，有意坐在杂粮店的柜房里不走，无话找话地同刘兆南闲聊。突然电话响了，刘兆南顺手拿起话筒一听，说了声“不在”就挂断了。此刻，王文并未在意。隔了一两分钟，电话又响，刘兆南不待对方说什么，不耐烦似的说了一句“你打错了”，又把电话挂了。王文看在眼里，觉得好奇怪，心想：莫非这是史大川打来的？

杂粮店的电话，装在靠柜台的墙壁上，他们两人分坐柜台两边，刘兆南离着电话比较近些；王文坐的地方要伸长手臂才拿得到耳机。王文把坐的凳子向前挪了挪，心里打算着，如果电话再响，不管是什么人打来的，先把电话抢过来，听听到底是谁再说。

果然，竟被王文料中！过了两三分钟电话铃声又响了，王文比刘兆南的动作快，一把就把电话耳机抢到手，只听电话里说：“喂！我没有打错，请你千万不要再挂上……那个姓王的回来过没有？他是不是带着人来的？他看我不在有什么表示？”王文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大半，不等对方再说下去，连忙向他解释说：“史老弟，你再仔细听听我的声音，我就是你的文翰大哥，你想想，我们怎么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呢？这里面一定有很深的误会，你赶快回来，我们当面说说，你再走也不会有人拦你，你说对不对？你看好不好？”

史大川一听是王文，情绪非常冲动，他在电话里说：“你就是王文翰吗？好！鸿霞瞎了眼交上你这个不仁不义的朋友，他为你送掉了命，我冒着危险来给你报信，你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我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你还打算把我送到军部里去整治，你们就是这样待人吗？”王文一听，真是冤枉透顶，急忙解释：“你在那里？若是不愿意回到店里来，我来看你也一样。”史大川说：“你不要诳我回去，我不会上当的，我一个人干什么都活得了，你就摸摸你的良心吧！”话说到这里，喀嚓一声，电话挂断了。

从此以后，史大川杳无踪迹。王文十分气愤和伤感，自己已经对不起先鸿霞这个生死兄弟，如今又因为误会让史大川这位朋友蒙冤受难，满腔怒火，对准了在里面捣事儿的刘兆南！

六、畏罪潜逃

不用说，是这位三益成少掌柜刘兆南动了歪心思，见财起意，恫吓史大川出走，让两无对证，好暗中吞下王文存放在柜台的2000块钱，以填补赌博的亏空。

王文出来和司机陈国治商量，把刘弄到北平去，一可以追缴款项，二可以有个交待。两人都没带枪，陈国治就用毛巾包了一把扳手，外形似手枪，急时也可以敲脑袋。计议已定，王文回房间收拾东西，出来对刘兆南说：“你既然不欢迎我待在你店里，也用不着等到天亮，我就连夜赶回北平去了。我们既然朋友一场，什么都不提了，那就后会有期吧！”王文和刘兆南握手，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拉着他朝外走，来到车前，刘兆南客气地替王文打开车门。就在这一霎间，陈国治乘其不备，夹住刘兆南的脖子，乘势往后一拖，一下子把刘兆南举起来扔到车子后座上。当下由王文开车，陈国治在后座制住刘兆南，回到北平。

北平站当时在西城卧佛寺街租的一个四进的院子，陈恭澍和部分北平站成员在里面居住、办公。刘兆南被带回来后，扔在第四进院子里，既没监视，也没捆绑，甚至房门都没上锁！陈恭澍以为王文负责这些，王文以为站长自会安排。没想到，一时大意，竟出了大篓子！

民国时期北平的送水工

当时北平没有自来水，专门有送水这个行业，推着独轮车，挑水工将水挑进院子。被关在最里面的刘兆南，就利用挑水工，传了一封报警信出去，说自己被绑架了。寒冬腊月，七点钟光景，陈恭澍忽闻院里人声嘈杂，预感不妙，出来正遇到一个便衣，问“你姓周？”陈恭澍顺手一指，说：“姓周的住哪一间。”说罢来不及换衣，就披着件皮袍，穿着睡衣、拖着布鞋，从院墙一跃而过，逃走了。

这是不是很奇怪？陈恭澍他们虽说做秘密工作，不宜暴露，但怎么也是一个机关单位，怎么怕警察和宪兵？这要结合当时的环境看。当时正是日本人处心积虑蚕食华北之际，何应钦作为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一再向日本妥协，只要日本人不闹事，就万事大吉。复兴社特务处如果一暴露，必会引来日本人的纠缠（后来何梅协定里重要一条，就是华北不允许复兴社存在）。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此屈辱，真是国耻！这也与后来华克之、孙凤鸣在南京刺杀汪精卫是一脉相关。

逃出来的陈恭澍来到另外的落脚点，打探情况。果然，来了几十个军警，北平站被抄，里面的人员被扣，刘兆南也被带走了。

复兴社时期的戴笠

陈恭澍赶紧外逃，可是他捅了这么大篓子，怕受到戴笠的严厉惩罚，不敢回去。于是到归绥（现呼和浩特）投奔他哥哥，他哥在归绥任营级军需官。住了几天，怕有人追踪而至，又安排到包头附近他哥的一个任团长的朋友处住下来。这样辗转奔波了近一年时间，他才下决心向戴笠认罪。到了南京，见到戴笠，以为戴笠会大发雷霆，没想到戴笠却很和蔼地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团体，自必有它维系存在的团体纪律，我如果不处分你，不但别人会说闲话，对一般同志也没有交代……”这样，他被判在内部监狱里坐了半年牢，突然又被启用，成为了天津站站长。然后，时间来到1939年初，他接到戴笠电报，前往河内执行监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本文作者：马驽，“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任何媒体、自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读者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