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共同的利益關係，往往能讓兩個看似永遠不可能聯合的勢力聯繫在一起。冷戰期間，中蘇交惡之後，蘇聯竟主動與蝸居臺灣的蔣介石取得聯繫，試圖共同反對新中國。

自大革命以來，蔣介石便與蘇聯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國民革命期間，蔣介石曾藉助蘇聯的武器和軍事顧問，發動北伐戰爭，最終初步統一中國。然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蔣介石背叛革命，拋棄了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既定方針，國民黨從此與蘇聯決裂。

然而隨着日本侵華的加劇，蔣介石被迫與蘇聯講和。而斯大林爲了遏制日本對蘇聯遠東地區的維繫，因此選擇與中國和解。最終，蔣介石與蘇聯於1933年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到了1935年，蔣介石和蘇聯放下嫌隙，簽訂了祕密軍事協定。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蘇聯幾乎成爲唯一支持中國的外國勢力。蘇聯空軍志願軍以及大量蘇制裝備大批進入中國，爲抗戰的勝利帶來了許多積極影響。

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爆發。在國共方面，蘇聯首鼠兩端。渡江戰役中，解放軍解放了南京。一方面，斯大林派出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祕密赴華，與毛澤東商談中國革命和建國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蘇聯大使卻令人喫驚地在包括美國等各國外交官都拒絕離開南京的情況下，跟着南撤的國民政府退往廣州。直到斯大林發現中共對大陸的解放已成定局之時，才正式宣佈與蔣介石斷交。

蔣介石蝸居臺灣後，便將蘇聯視爲不共戴天之仇敵。在臺灣島內，蔣介石一直致力於反俄反共的宣傳。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自中蘇交惡後，自1949年便與國民黨老死不相往來的蘇聯，竟主動向臺灣伸出了橄欖枝，希望和蔣介石共同反對新中國。而夢想“反攻大陸”的蔣介石，也認爲這是重返大陸的好機會，於是他祕密派人與蘇聯相關人員進行了聯絡。

實際自1960年，蔣介石便在密切注視着中蘇關係的變化。在1962年，蔣介石便認定，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蘇共與中國的關係必然破裂。中蘇關係的破裂，在蔣介石看來是一個可趁之機。他在日記中寫道：

“反攻政策重點……轉在於國際變化形勢之中。今日中共不僅在美樹敵，而對俄亦樹敵，則是其在美、俄兩大勢力之夾攻中，其果能再次夾攻中倖免乎？此則全在我運用如何耳！”

爲了試探蘇聯有沒有和臺灣祕密聯絡的可能性，蔣介石想到了蘇聯所最忌憚的新中國核武器基地。此時新中國核武器，已經試爆在即。

早在1963年，美蘇曾就是否摧毀中國核能力問題進行接觸。不過，當時主動提出要對中國核設施進行軍事打擊的是美國，蘇聯則持較謹慎的態度。期間，臺灣方面也曾出動空軍偵查蒐集大陸方面核設施的建設情報。

爲了試探蘇聯，蔣介石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美國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結果蘇聯果斷向美國提出抗議，認爲“蔣介石不具有代表中國的能力，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纔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政府。”

此時中蘇雖然關係破裂，但是還沒有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對於臺灣的試探，蘇聯仍採取了審慎態度。

然而當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坐不住地開始變成了蘇聯。1964年9月，蘇聯駐日本武官主動向臺灣當局“駐日本武官”發出公開邀請，希望臺灣代表能參加10月7日由蘇聯大使館舉辦的歡迎酒會。這是自1949年以來，蘇聯第一次尋求與國民黨當局取得聯繫。然而蔣介石卻認爲這是蘇聯利用臺灣對付新中國和美國的冷戰手段，沒有多大意義。因此蘇聯對臺灣當局的第一次聯繫以失敗而告終。

然而，蔣介石對於蘇聯的試探，也沒有全然拒絕。因爲此時的中蘇關係，正向戰爭的方向不斷滑落。而蘇聯方面也加緊聯繫國民黨。爲了掩人耳目，臺北駐墨西哥的外交機構，成爲臺蘇祕密聯繫的主要地點。

1966年底，蘇聯駐墨西哥官員祕密聯繫了臺灣“駐墨西哥大使”陳質平。通過這次接觸，蔣介石決心利用蘇聯，完成自己反攻大陸的狂想。他表示：“臺灣不會聯合美國反攻大陸以對付蘇聯，而蘇聯應該對“反攻大陸”政策予以默認”。

爲了維繫與蘇聯的聯繫，蔣介石佈置了兩條互相不干涉的祕線。一條線是“駐墨大使”陳質平，另一條是“駐墨新聞參事”朱新民。

根據美國明尼蘇達州《朱新民檔案》解密，朱新民曾於1968年7月與蘇聯駐墨西哥一等祕書契米霍夫進行祕密會晤。會晤中，契米霍夫將朱新民稱爲“同志”，談到了當年蘇共和國民黨的友好交往，他表示：

“我們知道你們現在大陸有若干武力，而此力量若與當地勢力相結合，我們表示同情，並可能給予協助。至於登陸行動，只要你們自己有力量，我們將視爲內戰採取觀望態度。唯美國介入，乘坐懸掛美國國旗之船隻，則另當別論。”

顯然，蘇聯希望通過蔣介石的力量，牽扯住新中國，讓其無法北顧。爲了和蘇聯建立建議不關係，蔣介石確立了與蘇聯合作的基本原則，並讓朱新民在墨西哥與蘇聯進行第二次交談，並歡迎蘇聯相關人士來臺訪問。而蘇聯代表則欣然表示，願意對臺灣提供物資援助。

1968年10月12日，《倫敦晚報》蘇聯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向臺灣當局“駐日大使”陳之邁提出申請，要求訪問臺灣。而路易斯的申請，很快便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

10月22日，路易斯抵達臺北，成爲自1949年以來，第一個訪問臺灣的蘇聯人。乍看來，路易斯是典型的英國人的名字。但是實際上，路易斯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曾任職於巴西、新西蘭駐蘇聯大使館，後因政治理由遭到整肅，被關在西伯利亞勞改營。而後，路易斯奇蹟般地獲釋，併到達了英國，成爲《倫敦晚報》記者，還娶了一名英國妻子。

此人神通廣大，曾提前透露蘇軍即將入侵捷克的獨家新聞，也曾在第一時間捅出了“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因此西方輿論界普遍認爲路易斯是克格勃的人。

到了臺北，路易斯並沒有見到蔣介石，而是與魏景蒙進行了會談。會談中，路易斯表示，自己不是蘇聯政府派來的，但是他至少可以傳話，最終發展成大使對大使的會談。同時他建議臺灣當局，在莫斯科派駐貿易代表或新聞記者。

1969年3月，珍寶島事變爆發，中蘇兩國在烏蘇里江邊境大打出手。而路易斯急切地與魏景蒙取得聯繫，希望再次訪臺。在此次會談中，路易斯圖窮匕見，表示其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支持”。

首先，路易斯表示，臺灣“反攻大陸”是中國內政，蘇聯絕不干涉；其次，蘇聯願意向臺灣提供武器援助，由臺灣定交貨地點；其三，雙方交換情報，從即刻開始。

通過這次會談，蔣介石認定，路易斯必然爲“俄共所派之密探”，是蘇聯尋求與臺灣合作的聯絡員。對於這個聯絡點，蔣介石可謂欣喜若狂。這是因爲此時的臺灣當局，正在風雨飄搖之中。一方面，美國不允許臺灣“反攻大陸”，唯恐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起點；另一方面，美國正在和新中國“暗通款曲”，試圖實現關係正常化。而臺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在蔣介石看來，與蘇聯取得合作，是一着好棋。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反攻復國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轉機，方能開闢反攻復國之門徑，否則如專賴美國，只有凍結我在臺灣爲其家犬，絕無光復大陸之望。”

1969年8月，蘇軍在新疆鐵列克提襲擊我軍一支巡邏隊，導致解放軍犧牲數十人。不久後，新中國在羅布泊進行了核試驗。中蘇之間的核大戰，一觸即發。衝突當日，路易斯便打電話給魏景蒙，急切要求會面。

在蔣介石看來，蘇聯之所以如此着急與自己聯繫，是因爲蘇聯恐懼新中國的核武器。因此蔣介石認定“中共擁有核武器，雙方皆受原則威脅，我方可與蘇方共商如何徹底消滅之辦法”“對於摧毀核子武器，由蘇方提供武器，由我方負責摧毀”。

爲此，蔣介石還制定了摧毀大陸核武器的計劃，即先毀掉長江以南之中近程飛彈基地，其後再毀掉西北核武器基地。

此時的蘇聯，幾乎放開手腳，多次向臺灣示好。在墨西哥、比利時、澳大利亞和西德，蘇聯外交官積極接觸臺灣駐外人員，試探雙方在情報和貿易上合作的可行性。然而蔣介石對路易斯這個祕密管道，更爲重視。

幾經輾轉，魏景蒙最終和路易斯在奧地利維也納進行了會談。路易斯表示，蘇聯“鷹派”已經意識到蘇聯與中共沒有與複合的可能。因此他們願意和臺灣共同對付新中國。

路易斯表示：“莫斯科當然不會派遣大批軍隊到大陸和中國作戰。不過，可以配合行動，在臺灣方面發動反攻時，先以飛彈摧毀新中國的海防基地。同時路易斯還赤裸裸地表示，蘇聯是唯一一個有興趣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強權。其後，路易斯向魏景蒙提出，臺灣應向蘇聯提供新中國的情報，並希望臺灣提出更多條件。

路易斯滿嘴跑火車，讓蔣介石也頗感疑慮，不過他還是順着路易斯的話，向蘇聯提出條件。他希望蘇聯能提供先進裝備，包括12艘導彈潛艇，一箇中隊的米格23戰機等等。對於這些條件，蘇聯並沒有做出積極回應。

就當蔣介石做着藉助蘇聯“反攻大陸”的迷夢時，時局卻發生着劇烈的變化。首先在1970年，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中蘇雙方的戰爭氣氛迅速降溫，雖然雙方均在邊境佈下重兵，但終究沒有真正發展成熱戰。

另一方面，臺灣當局於1971年10月被逐出聯合國，徹底成了個地方政權，不僅外交孤立，至於“反攻復國”也就師出無名了。11月16日，墨西哥與臺灣“斷交”，其在墨西哥的接觸通道被切斷，“聯蘇反攻”也就成了水中之月。

那麼蘇聯和臺灣到了後來是否有藕斷絲連呢？事實上肯定是有的。1973 年 2 月香港媒體報導臺當局“國防部總政治部”曾派員前往當地與蘇聯人接觸，雙方談及將澎湖列島或金、馬外島租借給蘇聯作爲海軍基地。當年5月12日，三艘蘇聯軍艦緩緩通過臺灣海峽，一時間引爆了國際關注。臺灣將租借澎湖列島給蘇聯的消息，一時間甚囂塵上。

不過隨着中蘇關係的不斷緩和，蘇聯和臺灣合作的基礎也就是消失了。“聯合蘇聯，反攻大陸”，只不過讓蔣介石的迷夢做得更久了一點。然而由於雙方缺乏互信，始終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會晤。

同時在筆者看來，路易斯的身份本身來路不明，非常可疑，是否真的代表蘇聯上層乃至於鷹派的意見，實際仍是個迷。即使蘇聯真想和蔣介石取得聯繫，也不過是想利用他多套一點新中國的情報，將我國的兵力吸引於東南邊境，讓我國顧此失彼。

由於中蘇並沒有真正交戰，因此蘇聯和臺灣當局的交往永遠只在試探層面，不可能有太多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