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梁鳴：因爲愛電影所以堅持，《日光之下》是很純粹的創作

採寫：新京報記者周慧曉婉

《日光之下》海報。

青年導演梁鳴記得，《日光之下》在2019年平遙國際電影展世界首映的那天，35歲的自己坐在觀衆席裏，他沒有去觀察旁邊觀衆的反應，只是凝視着大銀幕，那時電影賜予他的感受尤爲神奇：“太奇怪了，銀幕上的那些人好像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是我創造出來的，又好像不是，甚至我會覺得這個電影都不是我拍的。”

他摸了摸後腦勺，笑着對新京報記者說：“突然間，我作爲觀衆感受到的與電影的共鳴很讓我激動，也慶幸自己記錄了角色的生活和一段過去了的時光，電影總是這麼美好地給人啓迪，所以這麼多年依然很愛電影，依然堅持，想投身其中，想爲這個行業做點什麼。”

《日光之下》講述了少女谷溪與哥哥谷亮在東北小城相依爲命，但隨着哥哥女友的到來，三人的關係隨着氣溫的驟降變得危險且曖昧。影片雖然是梁鳴執導的長片處女作，但敘事技巧和鏡頭語言卻相對成熟。

從創作劇本到正式開拍，從殺青到上映，這部小成本的電影歷經整整8年的打磨，導演帶着觀衆一起走進東北的蒼茫雪天，展示角色細膩的內心世界，在大銀幕上詮釋着幾位普通人頗有深意的曖昧情事。

《日光之下》的成績也很亮眼，先後入圍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大阪亞洲電影節等多個國際電影節並獲得多項大獎，影片在11月27日登陸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後，成爲業內人士與觀衆交口稱讚的口碑之作，引起熱議，喚起觀衆對北國風光的嚮往。

“我相信每個觀衆都能夠從谷溪（片中女主角）身上或多或少找到自己某一段時間的影子，日光之下不會有太新鮮的東西，但每個人的感受都是新鮮的，是值得探尋的，我想帶大家回到那個最純真的年代，找尋曾經的美好記憶。”

《日光之下》劇照。

【創作】

每天我的想法和認知都在發生變化

早在2012年，梁鳴就帶着《日光之下》的劇本雛形入圍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項目創投，在談到創作初衷時，他說自己只是爲了寫一個劇本，沒想過要拍成電影，甚至不認爲自己寫的這個東西會有人閱讀，當時對他來說，就單純想用一種方式，把內心的話或是態度、情感傳遞出來。

比照上映的成片，最開始的那稿劇本與現在的故事相去甚遠，故事的每一次調整，都印證着導演在不斷的選擇中走向成熟，“每天我的想法和認知都在發生變化。主創部門的完善，演員的確定。大家一起到寒冷的環境裏去真實的感受，一切就會漸漸清晰。拍的時候也面臨天光短暫、不穩定的氣候等一些不可控的、很難去解決的問題。種種狀況都會影響着電影走向發生變化，但還是在朝好的方向前行。”

2018年，梁鳴在旨在扶持中國青年導演的“青蔥計劃”中完成了劇本打磨，他也坦承這6年的創作並不容易，時常伴隨着焦慮和自我懷疑，甚至也有數度放棄的念頭：“這似乎是每個創作者都有的過程，一切都是未知的，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寫好，能不能拍，能不能找到投資，什麼時候能拍出來。”他憨厚一笑說：“我其實很幸運，在青蔥階段最後進入五強拿到了扶持金，也邂逅了阿里影業‘薪火計劃’這些平臺進行合作，大家是爲了幫助年輕導演完成夢想的第一步，爲了行業的新鮮血液能夠傳承下去。”

【取景】

伊春，難的是把記憶和當年的氣息還原

儘管劇作上有改變，但一直沒有變動的是梁鳴對東北故鄉的感情。梁鳴的老家在黑龍江伊春，他對這個靠近中俄邊界、寒冬時節冰天雪地的家鄉很留戀，他特別想給觀衆呈現出東北本土的氣息，但伊春不是一座重工業城市，他也不想以獵奇或是以往千篇一律的角度去展現東北小城的衰落，他只是儘自己所能去還原那個質樸年代的獨特環境。

“現在我們的生活太快太密了，也不是說會排斥抗拒這個時代，我們也在其中享受這種便利性，但我似乎更懷念那個時代的簡單，我從來沒有後悔過選這麼冷的環境拍攝，這是註定了的本片應有的氣息。”

《日光之下》劇照。

談及創作，梁鳴提的最多的兩個關鍵詞就是真實與情感，沒有大製作的噱頭與炫技，要做到這兩個平實的小詞彙實則不易：“對於我而言，捕捉細膩情感其實並不難，對於一個非科班出身的野路子新人導演來說，更難的是能把記憶和當年的氣息還原，這取決於我們對生活的觀察和記憶，比如你當年的樣貌和感知，你曾經在故土呼吸到空氣中的味道，說起來可能有些虛，但當我帶着演員重新踏上黑龍江那片土地，他們似乎一下子就懂得了我之前跟他們描述的那種很虛幻的感覺。”

【拍攝】

從婁燁身上學到在現場充分信任演員

《日光之下》的故事圍繞着主角谷溪展開，講述了一個少女的隱祕心事與動盪的青春過往，細膩地捕捉到女性成長的迷茫情緒。作爲一部處女作，看過的人皆給予“完成度足夠高”的評價，這是一部特別有質感和視角的文藝片，背後也有華麗的班底支持，出品人張藝謀、監製李少紅、攝影師何山、剪輯師朱琳、配樂丁可……梁鳴說，大家都給了他很多中肯的意見：“除去黑龍江到遼寧的轉場，實拍一共40天，從開機到拍攝我一直挺緊張的，但後來發現沒有多餘的力氣去緊張了，每天的日程都很緊張。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每天太陽落得太快，冰天雪地堵了路，很多環境、自然的問題確實無能爲力，能夠做的就是儘量保證準確、快速，我現在回想如果時間可以再多一點，再一遍遍磨細緻點，可能效果還要好。”

梁鳴導演在《日光之下》拍攝現場。

梁鳴是演員出身，曾在婁燁執導電影《浮城謎事》中擔任過副導演，之後又藉助“青蔥計劃”成長爲導演，《日光之下》以人物情感爲驅動，全程手持拍攝，表現手法乍一看和婁燁的風格有些相似，梁鳴還曾出演過婁燁執導的《春風沉醉的夜晚》，儘管和黃軒之間的將近40分鐘的人物線被刪沒了，但在這些合作的過程中也學習到了很多婁燁的風格。

“你能從他的身上看到他對電影的專注，極度專注和極度執着，他從某種意義上也打開了我對電影的認知，當初拍攝《春風沉醉的夜晚》時候，他要求所有工作人員不要去評價演員表演的好壞，不要干預演員的表演，打光、攝影都儘量配合演員，這給我很大的啓發，在片中我也特別信任自己的演員，這種信任的建立是很難的，因爲任何事情都是由人發生的，讓演員與觀衆去建立通道，幫助大家抵達角色的內心世界。”

《日光之下》上映後，一些創作之外的因素難免會影響到他。婁燁去電影院看過之後給他發了短信，給予了非常真誠的鼓勵和安慰。當說到婁燁發來的“非常好，很喜歡……”時，梁鳴真的感到了放鬆。

【對話】

夥伴的支持讓孤獨感減弱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日光之下》這部執導處女作？映後觀衆的反饋會不會給你一些激勵？

梁鳴：最大的意義在於證明了我是可以做導演、拍電影。很多行業內的前輩、電影人也給了我一些信心和鼓勵，看到很多觀衆對這部影片的支持，我也覺得很感動。對一個青年導演來說，能邁出一步，本來就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新京報：在現在的市場環境下，你認爲青年導演得到的支持大嗎？票房數據會不會影響你之後的創作？

梁鳴：投資肯定是不好找的，在這方面我比較幸運。受疫情的影響，似乎行業一度狀況看起來不太好，但這幾年整體來看對青年導演是很友好的，機會也是越來越多的，很多電影節都有創投，各種平臺給予的扶持機會也比較多。票房會影響我的層面倒不是說從內容去改變什麼，而是要學會包裝作品，不是說拍完了纔去想怎麼辦，而是前期就要介入很多後期的工作，建立更多類似的意識。

梁鳴導演在《日光之下》拍攝現場。

新京報：拍電影是很快樂的事，也是一件孤獨的事，你如何在其中調整心態？

梁鳴：兩者是交織着進行的。最孤獨的可能還是自己做劇本的時候，但作品越接近完成，越接近自己想達到的方向的時候，孤獨感會逐漸減弱，因爲到拍攝、後期、宣發都有很多夥伴陪着你一起前進，一起工作，他們都在支持你，會讓你感覺到不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新京報：電影也是阿里影業“薪火計劃”推出的一部力作，背後平臺如何支持？

梁鳴：最重要的一點是尊重創作者。作爲片方，他們完全不干預我的創作，這是特別難得的。從拍攝到現在，包括一開始的劇本階段，他們一直在告訴我：導演你來做主，我們只是說建議，採用與否由你決定。大家都很認同這是個純粹的創作。

新京報：很多青年導演在拍攝殺青的時候喜歡抱頭痛哭或是找一片空曠的土地吶喊，你有沒有類似經歷？

梁鳴：這倒不至於（笑），當時就一個感受——很累，也覺得過往做演員太輕鬆了，特別想找個暖和的地方待一段時間。我們這個戲拍攝的時候溫度一直是零下24、25℃度，雖然有些拍攝安排會把室內外的戲穿插着拍，以免在溫度太低的地方待太長時間。像森林那場戲真的沒有辦法，全天幾乎在外面。後來我們還到了俄羅斯邊境的黑龍江冰面上，冰面比岸上的溫度都低了10度，當時我們的臉都是紫黑紫黑的，冷到殺青回北京後，也覺得有很多天身體都是凍僵的。

新京報：花了這麼多年把《日光之下》孵化出來，一直支持着你堅持下來的動力是什麼？

梁鳴：愛電影吧，想投身其中，想爲電影做些什麼。在這個過程裏最終收穫的感受是很幸福的，過程中有痛苦、有眼淚，都是特別值得和正常的（事情）。要做出好作品不可能那麼輕鬆，輕鬆做出來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