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满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朝野都感觉到祖宗之法不变不行了，光靠洋务派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这才有了公车上书，慈禧太后放手让光绪主持新政，自己退养颐和园。

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维新变法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慈禧发动政变，解除了光绪的权力，并将他软禁，然后废除各项新法，捉拿维新派，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以慈禧为核心的守旧派不肯交出权柄，害怕新政影响他们地位而发动的反攻倒算。这种说法不能说有错，但这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维新派本身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幼稚和冲动，使变法很难推行下去。

慈禧一开始确实是放权给光绪的，没有太多干涉变法，只保留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光绪颁布诏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遗憾的是，光绪任用的是一群光有热血，但没有经验、又不知变通的键盘侠。康有为的学问和胆魄也许值得一晒，但一天实际工作都没有干过，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维新派的其他骨干成员也差不多。

支持维新变法的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们，如张之洞等人都静观其变，没有参与到变法的决策过程和新法的制订。他们希望光绪和康有为等人能给大清带来新的气象，同时又担心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不愿过早卷入。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光绪在三个月里下达了大约300条政令，涉及到大清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方方面面，企图全面与国际接轨，一夜之间塑造出一个现代化的政府。

他们的理想主义成分太过浓厚，严重脱离了大清的社会现实，大多数政令根本无法有效执行，很多新法朝令夕改，既让执行者无所适从，又削弱了维新派的权威。

更主要的是变法砸了无数人的饭碗，那些满清贵胄和老弱清流统统被维新派取而代之，八旗子弟赖以生存的旗饷也给停了，这可是关系到上千万人的生存啊。

从节省财政开支角度来看，维新派这样做当然没错，可如此急切显然会犯了众怒，很多人跑去向慈禧哭诉，说光绪和康有为要断了他们的活路，要求慈禧重新出山。但慈禧忍住了，没有阻挠维新派的动作。

历史上没有一次改革能做到一团和气，不影响任何人的利益。商鞅对秦国贡献这么大，结果失势后仍然被秦国宗室处死，可见改革之艰难。可是像戊戌变法这样，一上来就触犯这么多人的利益，一点余地也不留，还真是少见。足可证明康有为之流毫无从政经验和处世之道。

密集的变法政令发下去容易，执行起来很难很难，各部门各地方都叫苦连天。可维新派只会定目标，没钱又没办法，怎么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变法很快就推行不下去，连康有为都开始没有信心了。于是，他们拿出了最后的大杀器——合邦计划。

中日美英四国合并，由一个百人委员会共同管理，这样中国一下子便成为伪世界强国。康有为等维新骨干显然要在这个百人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实际政务由最适合的人才来担任，英美日等国有的是人才，不用维新派操心。

维新派也知道这个合邦计划很难执行，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聘请外国人才来主持变法的实际政务。他们最中意的人才是伊藤博文，《马关条约》逼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的那个日本首相，当时已经卸任赋闲。

另一方面，维新派想通过卖地的方法来筹集变法的资金，谭嗣同主张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数百万土地卖给俄国和英国，只要保证汉地十八省即可，换来十亿两白银，两亿用于偿还马关赔款，其余作为变法资金。

古今中外各民族都以开疆拓土为荣，被人抢去是没办法，哪有主动卖掉这么大片土地的？俄国人卖阿拉斯加是因为得到本来就很容易，又不伤筋骨。而中国这些土地都是无数先辈用热血换来的，岂能等同？

维新派自己也知道这些举措已经触及了国家的根本，慈禧肯定不会同意。所以，他们才想到发动兵变，彻底解除慈禧的威胁，然后再放手施展。不过直到此时，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手中一个兵也没有，只好找到了袁世凯。

以袁世凯的老辣，应该不会看不出维新派的幼稚和无能，他不可能真心忠诚于满清，但肯定不甘心把自己绑在一辆肯定会翻的战车上，最终他决定倒向慈禧。这场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成功，维新派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他们担不起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