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電影行業的新節點。疫情帶來的行業創傷和隨之而來的秩序重組，構成當下，也是電影未來的起點。《時尚芭莎》電影組和6位青年導演聊了他們的處境、創作，以及所面對的新秩序。他們是科班出身或非科班出身，是紀錄片、劇情片和作者電影的創作者。這是當下電影環境裏仍有多元作品誕生的佐證，在行業面對這些新導演的時候，他們的電影觀念、創作母題和成長路徑同樣構成新鮮血液和電影工業體系之間的呼應。年輕的導演、新作品，這是電影未來可能性中的一種。”

左起：

捻絲大衣、銀絲襯衣、條紋西裝長褲 均爲 Emporio Armani

皮質踝靴 Dior

翻領西裝外套、闊腿西裝長褲 JW Anderson

綁帶高跟鞋 Givenchy

雙翻領西裝外套、西裝長褲、金屬頭皮靴 均爲 Givenchy

拉鍊襯衣 dunhill

斜紋翻折式Trench風衣、直筒長褲、方頭皮鞋 均爲 Burberry

壓紋皮質夾克、褶皺長褲 Giorgio Armani

皮質高跟踝靴 Giuseppe Zanotti

銀絲西裝外套、銀絲襯衣、銀絲西裝長褲 均爲 Emporio Armani

皮質踝靴 BOSS

王磊：時代下的蛋

在《京華時報》做攝影記者和小時候在鐵西區的成長經歷，對王磊創作上的影響很大：這兩件事都讓他看到很多現實和生活交織產生的變化。

王磊上過三次大學。2002年，王磊從瀋陽考到北京，他在第一所大學裏學國際市場營銷，覺得將來可以做生意，結果專業課學會計，天天算賬，唸了半年，退學了，回老家組樂隊。第二年，他在第二所大學裏學計算機應用與維護，覺得以後當個黑客挺酷的，結果專業課學電路原理，又退學了。

高領毛衣 Fendi

破洞牛仔長褲 Gucci

厚底皮鞋 Valentino

第三年，樂隊開始掙錢了。王磊留個長髮戴個耳環到處演出，一個月掙過4000塊。本來也就這樣了，家裏人也放棄他了。第一個衝擊是掙錢之後樂隊的人心不齊了；第二個衝擊是他認識了大學畢業生，發現了沒文化和有文化之間的差距。

2004年，他第三所大學考到了大連醫科大學，學新聞攝影。這是家裏人最反對的專業，最費錢。王磊20多歲的時候很怪家裏人，自己小時候音樂、繪畫、射擊都有天賦，但大人唯一評價孩子的標準是考試分數。上了初中，爺爺給他買了個VCD，他愛電影，但不敢想，電影這個詞從嘴裏說出來都很奇怪。

16年之後想起這事，王磊覺得學攝影可能是潛意識裏認爲這跟電影多少靠近點。王磊這時已經拍出了自己的電影。小時候的事他也早想通了，不是家長的問題，是時代造成的。第一次考大學專業就是他自己選的，挺實惠。

雙排後立領大衣、皮革長褲 Givenchy

高領針織 鄂爾多斯1980

他1983年生人，父母、祖父母都是工人，住在瀋陽市鐵西區。那個年代，瀋陽是中國第四大城市，共和國之子，工人社會地位高，人人洋溢着自豪和優越感。

小時候的記憶挺美好，爺爺騎自行車帶王磊去公共澡堂洗澡，冬天下着雪，自行車騎得很慢，路邊的煙囪噴着不同顏色的煙。每個街道的氣味也不一樣，啤酒廠周圍是酒糟味，冶煉廠旁邊有刺鼻的酸味。工人從鑄造車間和翻砂車間下班進澡堂，個個臉白身上黑。王磊在水池裏學憋氣，把罐頭瓶子灌滿水收集純淨的屁。

（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的王磊）

家裏的衰落是從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潮開始的。工廠停工，煙囪一個個拆掉，原來一下班，工人呼啦啦湧出大門，飯盒拿網兜拎着，要不就別在自行車後座上，勺子、筷子在裏頭咣啷咣啷響。後來響聲消失了，也沒人再管去廠房撿邊角料的孩子。家裏逢年過節分到的刀魚和香腸慢慢分不到了，下崗之後，王磊的爸爸去賣烤串，姑姑、姑父揹着泡沫箱去樓道里賣雪糕、賣包子。

2020年，王磊的第一部長片在平遙國際影展上拿了“藏龍單元最受歡迎影片”。他的第一部長片是紀錄片，最初的名字是《飛機下的蛋》，故事發生地的村子上空都是航線，蛋和生命關聯。後來改叫《我們四重奏》。

(紀錄片《我們四重奏》官方海報)

拍出長片之後，他履歷上比較爲人所知的兩個經歷分別是《京華時報》的攝影記者和在萬達集團負責企業宣傳。前一份工作和小時候的成長經歷對他創作上的影響很大，這兩件事都讓他看到很多現實和生活交織產生的變化。他的片子關注現實主義題材，關注小人物的生活。

（《京華時報》任攝影記者時期的王磊）

王磊真正進電影學院進修導演是35歲的事情了，他很早就想做影像。2006年工廠遷出鐵西區，他集中去拍攝了最後的車間；也是那一年，他就開始嘗試在照片里加入聲音和音樂做成短片。在萬達的時候他也沒停止創作，自己拍短片，也給平臺拍內容。

事情起變化的時候是2017年8月。他去給騰訊拍了一個5分鐘的專題短片，講城市變革的。拍的是北京郊外一個打工者的聚居地，村子在朝陽東邊離通州很近。除了普通打工者，藝術家、白領也住這裏，異鄉人給村子帶來了文化繁榮。王磊眼裏，這裏是烏托邦式的：人與人之間沒有隔閡，久違的鄰里親切感和小時候的一樣，樓上樓下的鄰居都一起聊天兒喫飯，大城市的中心區域這種東西挺稀缺。他還看到了自己剛來北京時面對的一切。

他有興趣，對影像的創作熱情也需要有寄託，素材越拍越多。他說自己拍東西可以不爲任何目的。“拍就行，不用跟別人分享就很快樂。”他的拍攝團隊加上自己一共三個人，前期花的都是自己的錢。

（《我們四重奏》劇照）

在故事裏，王磊找到4條線索：工人文化團成員、一對準備結婚的情侶、賣二手衣服的青年、要解決讀書問題的小女孩。4組人選對應夢想、愛情、家庭、下一代教育。“對於懷揣夢想來大城市的人，這是青年最直觀的4個人生階段，以及我們要關注的方向。”

從興趣到真正有了點眉目，是在那一年的年底。王磊去廣州紀錄片節“提案”，他之前都沒聽說過這個詞。做紀錄片的都這麼走的，他想去看看。那時素材拍了快半年，他只知道至少是個半小時的短片。結果王磊包攬了那一屆的4個獎。

(2017年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中國故事”國際提案大會上的王磊)

沒覺得自己一下成導演了，拿獎也沒什麼——30歲之前，該拿的獎他都拿過。他做攝影記者的時候，拿過荷賽（WPP）多媒體短片獎——國際專業新聞攝影比賽裏最具權威性的大獎，連續六年都是尼康世界攝影大賽的國際評委。“提案”回來，比較重要的是他對做長片有了點信心。

（王磊 第54屆荷賽流媒體金眼獎獲獎作品《A man in the forest》）

第二年年初又發生一件事情，這支片子要和公司簽約，王磊找萬達影視的朋友幫忙看合同，聊了聊。過了一星期，朋友說，你跟我們籤吧——王磊的片子入選了萬達菁英電影人計劃，片子後期有資本進來了。

王磊的想法是4組人物都能獨立成一個長片的時候才結束拍攝。到2019年，片子有三年跨度拍了161天，600個小時的素材。他最喜歡的導演是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愛情是狗娘》《21課》《通天塔》都是多線敘事，《我們四重奏》也是這個方式。王磊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儘量多拍，後來素材的耗費比是400﹕1。後期特別痛苦。素材4個人看了5個月，先把內容整理成文字，做成表格打印在A4紙上，一套素材2000頁，正反面打印。

（《我們四重奏》 原《飛機下的蛋》海報）

快兩年時間，片子剪了12版。拍了一年多的時候開始做，同步拍攝、調整。王磊租了一個工作室，幾個人一起整理素材，“面對一個不可逾越的東西，天天覺得不可能完成”，每次打開電腦之前王磊得先上好廁所、沏好茶、洗手洗臉，醞釀很長時間才能打開文件夾。

（《我們四重奏》劇照）

片子出來，反饋很好，平遙的獎非常重要。“讓我以前朦朧的認知有了肯定的答案，以前不知道自己認爲的好，是不是觀衆認爲的好。這次得到了印證。”他覺得節展、導演扶持計劃，對導演意味着黑暗中的明燈，有指引的方向，人至少不孤獨。做《我們四重奏》時，他最大的阻礙就是孤獨。“不是沒有朋友，是沒人理解你爲什麼要幹這個，沒有人真的跟你探討這個事。”

（第四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的王磊）

“我一直沒覺得自己是個導演。”王磊這麼說。他現在的身份不侷限在紀錄片作者，不侷限在導演，他還在萬達上班，挺本分的。拍攝這天是從單位過來的，西裝很修身，手上掛着一串珠子。他說換在以前，自己一定會回家換身看起來就像個藝術家的衣服。他現在覺得外表不太重要，拍電影和上班也不衝突。這份工作讓他在北京立足，片子出來他收到很多邀請，都沒答應，覺得不能過河拆橋，“雖然我對單位貢獻也不是那麼大”。

現在做的事，內心來講就叫作影像藝術家。“我現在初衷和2006年想做的東西沒有發生變化，就講故事，載體不一樣了。”現在他新寫了兩個劇情片劇本，想模糊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限。“下一部片子肯定是演繹的，但你很難判斷它是不是記錄。”

他感覺現在的電影環境對青年導演友好、開放，各大平臺大數量級的IP、原創內容出現，都是新人導演製作的。觀衆也會爲這樣的片子去買單。王磊還有個個人判斷，高中低三個層級的影視公司，中間檔會越來越少，超大製作和超低成本兩極分化——“超大製作被大導演佔據，片子的量可能只佔10%，中國未來的電影市場，90%是新人導演創作的低成本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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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他覺得非常好的現象是觀衆的變化：不再迷信大導演、媒體報道和明星，有自己的判斷，願意關注故事本身，願意付費觀看多元化影像。從只看商業大片，到紀錄片也走入院線，包括短片的合集，比如《我和我的家鄉》《我和我的祖國》。“會有更多細分市場，讓新導演做低成本的藝術表達，也能支持更多元化的影像。”

監製/張婧璇

攝影師/杜懷一

統籌/ Timmy、薛冰清

形象/梓子

妝發/竇凱

採訪、作者/徐沉沉

助理/Stephanie

服裝助理/益達

微信編輯/Naomi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