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亨里克·O. 伦德

译：汪枫

瑞典是位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人口有限、资源缺乏，然而在17世纪，仅凭借尚武国王的军事才能，在三十年战争中迅速崛起为欧洲的军事强国，并一度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力量，直至与庞大的俄国进行较量后走向毁灭。而这100年是欧洲历史上一段极度复杂和混乱的时代，政治地图与今天大相径庭。

很多人，即便不是大多数人，在看待瑞典时，当即就会排除这个国家取得大国地位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了17世纪初的瑞典如何聚集了一支在当时庞大的军队，击败或打平了欧洲的主要大国或这些大国的联合。

我们列出的与大国地位相关的要素，瑞典即便有的话也非常少。认为瑞典没有成为强国的潜质，部分地是由于对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

在欧洲，比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更加尚武的社会少之又少。在这些国家第一千纪的历史中，他们不断地卷入内部冲突，或者互相作战，或者参与海外冒险。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个1521年掌权的王朝拥有一连串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士国王时，不应该感到惊讶。

瑞典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总有强烈的兴趣，这可以追溯到该地区最早的历史。虽然瓦萨王朝的前两代人为瑞典帝国打下了基础，它最伟大的两位武士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卡尔十二。前者主导瑞典崛起为欧洲大国，而后者见证了帝国在18世纪初的崩溃。

虽然两者均为军事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但他们的个性却大不相同，在历史上的待遇也非常不同。其中一个被奉为军事天才——他也确实如此——而另一个则被视为鲁莽的典型，几近疯狂。这种描绘存在一些错误。古斯塔夫·阿道夫以区区1.3万名士兵，孤身加入与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盟友的生死斗争，卡尔十二率领8万名世界上质量最佳、训练最优的士兵进攻俄国，前者难道不比后者更加大胆吗？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盛名，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被美化为新教救星。事实上，他与卡尔十二为了同样的政治目标而战——控制波罗的海。

对卡尔十二最严厉的批评，用拿破仑的话说，是他并非一位战术家或战略家，只是一位勇敢的士兵。我的结论与之不同。如果卡尔十二采纳拿破仑的建议，像汉尼拔那样切断与故国的生命线，他必将重蹈迦太基人和拿破仑的命运。迦太基没有海军优势，因此汉尼拔别无选择，只能在意大利半岛建立基地。罗马人没有像彼得大帝一样在他们的行省坚壁清野，这使迦太基人得以维持多年。

现在，让我们看看国家实力的一些要素，也看看瑞典人如何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地理

瑞典的地理同时给它带来了不幸与幸运。波罗的海将它与丹麦、德意志、波兰和俄国隔开。因此，海军力量对于保护它漫长的海岸线、控制波罗的海贸易、与欧陆上的驻军保持联络、打通面向西方的出海口极为重要。瑞典地理位置的不幸之处，在于它与挪威共享漫长的边界，而挪威在那整个时期都身处敌方阵营，并且丹麦-挪威至少在17世纪头一二十年里保持了欧洲最强大的舰队。这些就是瑞典在面临敌国联盟时总是要先解决丹麦-挪威的原因。它不得不保持联络线和后方门户的安全。对北欧国家而言，不建立像卡尔马联盟所预想的那样（《导读》已有讨论）的某种形式的合作，就是一种政策失误。这一地缘问题从未得到克服。

人口

瑞典的人口规模不足以撑起一个帝国，国运因此受到阻碍。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神圣罗马帝国时，瑞典人口是130万～150万。大约100年后，人口是124.7万。这一6万～25万的降幅没有计入该时期出生的四代人，展示了人口问题造成的压力。

社会因素

瑞典拥有同质化的人口。此外，它的人口习惯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数个世纪的几乎不断的战争。

经济

在17—18世纪，经济都是瑞典需要着力克服的问题。经济问题决定了战略，古今皆然。虽然瓦萨王朝开国之君通过推行新教和接管教会财产，使瑞典立足于坚实的财政基础上，但它不足以支撑瑞典在17世纪的扩张。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掌权时，瑞典军队境况凄凉。1630年之前所有增加国内财政收入的努力都失败了。国内财政收入和过境费至多能够支撑5万人的军事编制，若是17.5万人的军队，那就缺得多了。

古斯塔夫采取了一种依赖外国资源的政策——“以战养战”之策的一部分。它从那些想要抑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但不愿亲自动手的国家获得补助。繁重的财政“贡赋”同时从盟友和敌国征收。瑞典也以非常有组织的方式获取实物贡赋。它的军需官遍布德意志，罗列所需资源的清单并征收之——有人称之为“组织化的抢劫”。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它都是“以战养战”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制度在德意志这样的富庶之国颇有效果，但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则是失败的。

这带来了戏剧般的影响。1630年，瑞典纳税人不得不为德意志战争提供280万银塔勒。截至163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2.8万。据估计，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后的贡赋和补助是瑞典日常预算的10～12倍。尽管如此，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几年，瑞典国内财政收入的35%仍然投入了军事——主要用于支付海军、本土防御和德意志以外的行动。

瑞典也缺乏打一场欧陆战争的人力资源。和当时大多数国家一样，瑞典严重依赖盟国的征兵和雇佣军。布赖滕费尔德战役时，仅有25%的瑞军士兵是瑞典人和芬兰人。吕岑会战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不足18%，在三十年战争的随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进一步下降。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典人和芬兰人仅仅提供了一个核心，尽管其作用非常重要。瑞典人承受的巨大损失可以通过这一事实展现，即1718年的人口略低于1600年的估计值。因此，在资源方面——财政与人力——我们可以发现一把重要的钥匙，揭示瑞典人在崛起为强国期间怎样克服这些方面的短缺。

军事

在古斯塔夫·阿道夫建立的军事体系中，我们发现了瑞典崛起为强权的另一个关键要素。简言之，这就是军事革命，瑞典在武器的发展和它们的战术运用方面都一马当先。结果塑造了一支训练有素、专业化领导、积极性极高的军队。

就技术而言，这一重要优势是相当短暂的。其他国家迅速开始复制，因为阻止一些武器落入他国之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传播得到了军火大亨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无拘无束地输出了大量武器，包括一些通过冶金行业数十年的努力才趋于完美的武器。到了三十年战争后期，敌国在武器方面已经赶上了瑞典。

（上图）瑞典国王卡尔十二的遗体回归桑梓

现在我们来简单思考一下，截至卡尔十二发起强力的反俄斗争时，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征兵的基础仍然相同，以瑞典和芬兰士兵构成核心；继续高度依赖雇佣军，但不是非常依赖盟友，因为盟友要么不存在，要么极少。卡尔十二最亲的几位先辈们进行的战争，本质上是侵略性的，此举无法争取很多盟友。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不能同心协力，而是互相伤害，这只会助长自卡尔马联盟崩溃以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由于军事行动发生在富裕程度远远不及德意志的地方，“以战养战”行不通了。试图复制“贡赋”手段，只导致了仇恨和抵抗。卡尔十二的父亲和祖父实施的军事和土地改革，扩大了纳税基础，但由于民众的抵制而没有解决国内外的资源开采问题。改革也没能建立合理有效的后勤服务和后勤指挥部。

为战争筹资的责任着落于瑞典的纳税人和国外的贷款。已经实施的土地改革导致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那种具有合作精神的大贵族变少了。他争取议会和大贵族的支持，接受他们的合作。卡尔十二则冷漠得多，而瑞典社会的那部分人也极少支持他。17世纪下半叶矿价的下跌严重地削减了国家从出口和矿业获取的收入。最终，在卡尔十二统治下，由于最受依赖的债权国也深深卷入了自己的战争，瑞典国外贷款的常用渠道枯竭了。

瑞典和敌国之间的技术鸿沟不再存在。然而，瑞典在军队的纪律和进攻性作战方式上仍有优势。领导力仍然是一流的。

瑞典的案例几乎不可能复制，但它的某些方面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军事策划、实践者而言仍是有意义的。

本文摘自《 决胜波罗的海：瑞典帝国百年战史（161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