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次會議上，確定了主席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改正了照搬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在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當時會議上大多數人都是支持主席的，只有一人和主席唱反調，這個人名叫凱豐。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生，江西人，在武昌大學擔任過共青團的書記，在1927年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當時博古、王明等左傾教條的領導人都在這裏，凱豐也是因此和他們認識，關係還不錯。

1930年凱豐回國，1931年爲了祕密行事，曾經化名開封，後來就用諧音凱豐當了自己的名字。從這段時間到抵達根據地之前，凱豐一直在團中央工作。

他當過兩廣團省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部長，還曾經因爲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不過凱豐從來沒有想過背叛革命。1934年，凱豐抵達革命根據地，沒多久就被增補爲中央委員、中央執行委員。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爆發，當時掌握軍事領導權的博古等人，明明知道紅軍裝備不好，敵人兵強馬壯，卻依然選擇了和敵人硬拼的陣地戰，本來實力差別就很懸殊，還放棄了紅軍本來擅長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結果是節節失利，最後不得不被迫轉移。

可是就這樣，博古等人也一直沒有吸取教訓，改變戰法，到長征初期，紅軍已經從開始的8.6萬人銳減到了3萬多人，這纔有了遵義會議上紅軍指揮員們舉手決定撤銷他們的領導權。

而凱豐，他當時並沒有認識到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給革命工作帶來的巨大後果，因此他還是和主席唱反調，非要支持博古，因此在會後，凱豐就被撤職了。

而凱豐，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並不是因爲私人恩怨和主席唱反調。凱豐看到長征路上紅軍正是靠着主席的正確指揮，才成功跳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並且重新燃起了鬥志，就慢慢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開始全力支持主席。既然凱豐認識到了錯誤，因此就被恢復了職務。

紅軍到達陝北後，一直到抗戰開始前的這段時間，凱豐負責過中央的宣傳工作，地方工作、糧食工作，任務非常繁忙。抗戰爆發後，凱豐調任長江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之後又去了中宣部，一直從事宣傳文化工作。

作爲中宣部的負責人，凱豐在抗戰時期，在黨的理論宣傳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在《新華日報》上宣傳黨的政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局勢的分析，讓不少人增強了抗戰的決心。

建國後，凱豐還是幹了老本行，當了中宣部的副部長，在工作中凱豐始終是兢兢業業，1948年因爲舊病復發去了蘇聯治療，但還沒有徹底治好，他就急切要回國繼續參加革命，因此身體一直很不好，在1955年就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