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誰熬得過誰

人總是在前半生找入口，在後半生找出口，對於年輕的精英來說，金融是個看起來不錯的入口，但未必就是適合每個人的出口。

因爲金融工作本身看似充滿挑戰，但走在這條路的大部分人在本質上又都是風險厭惡者。

金融民工：認命還是反抗

初看起來，桑奇的生活還算規律，八點半上班，五點半下班。回家了加加班，幹到夜裏十二點是家常便飯。“對接的客戶有時就是到那個點，你只能陪，結束了還得和領導彙報。”工作到凌晨三點是常有的事。

《無法成爲野獸的我們》劇照

他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了自己的本科學業，因爲不太喜歡美國的工作環境，他選擇了畢業就回國發展，在上海的一家基金擔任市場經理助理。不同於外企相對規範的作息，他感到國內金融機構的工作風格“野”得多。

桑奇從未質疑過自己的工作節奏是不是太快的問題。他覺得這源於工作性質，不受自己控制。“我們的工作跟着那幾個時間節點走，尤其是在基金髮行期，監管機構給的時間有限，必須爭分奪秒。”而這樣的爭分奪秒每年有5~6次，每次持續一個多月。他說，“想拿這份錢，就得受得了這個罪。”

除了當下的回報，更重要的是未來的預期。金融行業的高薪酬集中在全行業頭部和高層，職級往上走，收入呈幾何增長，上一個臺階翻幾倍很正常。“內資商業銀行的高管春節一天加班費10萬”這樣的傳說讓大家習以爲常。

按桑奇的說法，這讓大家習慣了忍耐，忍過最初的煎熬，把受不了的人都熬出局，接下來的人生便“海闊天空”。

《我，到點下班》劇照

在高盛做賣方分析師的阿偉就沒那麼想得開了，他工作的頭三年可以用苦不堪言來形容，隨時待命的狀態、苛刻的領導、狡猾的同事，讓他一上班就精神壓力倍增，特別沒有安全感，“那種被生活死死鉗住的感覺真是糟透了”。

直到今年，他終於痛定思痛從溫水鍋中跳出，加入了一家歐洲基金公司的香港辦公室，從賣方分析師轉爲買方分析師，跨國遠程辦公才讓他終於鬆了一口氣。

金融民工普遍苦大仇深，有的是勞心，有的是勞力，但是具體談到工作壓力卻不盡相同，中資和外資不同，買方和賣方不同，券商和投行不同，銀行、保險又不同。

“外資就是那幾家大的，100多年的自然競爭形成了壟斷，然後就可以不斷消費品牌價值。反觀國內，市場年輕，參與者多，差異化不明顯，必須得靠勞力才能拼出差距。”

《華爾街之狼》劇照

在阿偉看來，進外資投行就像鯉魚躍龍門的遊戲，進去特別難，但進去之後“性價比還挺高的”，每天早八點到晚八點，偶爾加班到十一二點，拿着70萬港幣的薪水，年底還有獎金。

“這個行業非常短視，不管是收入還是成就感，你都可以在短期看到成效。如果不愛錢，做不好金融。”阿偉說。

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在桑奇看來是個僞命題。“其實就是沒有生活”，因爲忙到半夜一兩點是家常便飯，桑奇和女朋友長期處於晝夜倒班的狀態，兩人差點因此分了手。

對於金融民工的叫法，桑奇認爲“這更多是一種自謙和嘲解吧，一方面這個行業的大部分人還是挺精英的，另一方面有的崗位真的挺累的，比搬磚還累”。

優越感：身份的幻覺

精英感，是金融行業的標籤之一。張林就時常感到自己身處在一羣“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德雷謝維奇用來形容內心空洞的精英學生）之中，從身邊的同事上感受的最普遍的心態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走了一條非常規發展路徑，本碩畢業於清華大學的他跨專業到了現在工作的私募基金，沒有經歷同事們那一路“打怪升級”、錘鍊優越的過程。

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的著作《優秀的綿羊》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爭議

平臺賦予了這些年輕人良好的自我認知，張林覺得很多同事都暗暗享受着身份、地位帶來的愉悅，因此可以樂此不疲加班，心理動力源自一種高度的自我效能感：我做的事別人做不了。而這種“臉上貼金”式的心態也能起到極大的安慰和平衡作用。

不得不承認，高門檻、強競爭，讓金融行業從業人員的學歷、穿着、談吐、人際資源方面都很出衆。這當然是出於工作需要，但也極大地滿足了這個行業的愛慕虛榮。

多數加入金融圈的年輕人都會在頭兩年嚐到這個行業的甜頭，生活水平和眼界都和讀書階段拉開了巨大差距：有高級的工作環境，上司同事都是名校畢業，差旅住宿都是高檔酒店，一個應屆生可以直接對接上市公司的高管，老闆隨便請喫飯就是人均500~1000元，工作幾年後靠自己完全可以有好幾身奢侈品牌的行頭……“那種誇張的好處，別的工作根本給不了。”

當然，優越感並非是空穴來風，私募基金作爲整個金融行業中最接近商業本質的環節，“站在了食物鏈的最頂層”。而要進入行業頭部的那幾家可謂卷中之卷、難上加難。

《大而不倒》劇照

張林說他工作的樂趣來自對商業世界本質的洞察，雖然這常常讓他每天從睜眼工作到深夜兩三點。私募的邏輯是用最少的人、最高效的方式獲得最大的回報。這讓私募基金的工作方式相對扁平，工作強度極大，收入也極高，往往3人的小團隊就可以搞定一個大項目，有時候一箇中層領導帶着他就可以對接董事合夥人。

做投資的經歷也改變了他的思考方式：越理解資本的本質之後，他越覺得商業世界冷冰冰的，人也變得冷峻。“這樣也不太好，世界會失去浪漫的色彩。”

我問這個行業內卷嗎？他只說，金融人才確實供給過剩了，“有太多聰明人在這個行業了，其實應該更多元一點，不應該這麼扎堆”。

這不禁讓人想起6年前的“施一公之問”：當所有精英都想去幹金融，這個國家一定出了問題。是什麼讓越來越多的年輕精英都想去做金融？很多時候，連局內人都未必搞得清楚。

施一公曾說過:“清華大學70%-80%的高考狀元都去了經管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也告訴我,想去金融公司。”

實習：被動加速

內卷化看似都是被動的過程，但每一個參與者曾經都面臨要不要“入局”的選擇時刻。

復旦大學的小澤的本科是學語言的，因爲是小語種保送生，他對自己的專業並不是很感興趣。他在大學成績很好，看到很多優秀的學長學姐和同學都投身了金融，他開始對這個行業感興趣。

他是在大二暑假做了第一份金融諮詢類實習，“但已經晚了，很多同學大一暑假就開始去諮詢公司做PTA（Part -time Assistant，兼職助理）了”。

金融行業慣於“壓榨”實習生，這已是公開的祕密。看起來高大上的項目層層分包，到了底層，工作依然相當機械、重複。而實習生經過層層篩選，正是低成本的優質勞動力。毋寧說培養實習生本身就是金融工作的重要環節。

《半澤直樹》劇照

乍看起來的高不可攀的金融行業成了“紙老虎”，小澤也很快找到了入局的鑰匙：多刷實習。“和醫學、工程、法學等專業相比，金融的專業門檻比較低，對於聰明人來說可以快速上手。”他真正入門也是大三一邊實習一邊自學。

“這個行業的核心技能是快速學習，如果要加一條那就是綜合素質高，如果是外資的話再加一條英文好。”熱心於給學弟學妹介紹工作的學長阿偉說。

雖然入局不難，但是通過對比往上幾屆前輩的經歷，小澤明顯地感受到，同一個實習崗位的競爭變得更激烈，大家的簡歷背景也變得越來越“高級”。

重壓之下，不卷是不可能的。壓力的傳導機制有兩種：一種是自上而下，經由學長學姐的經驗分享瞭解到的行業需求，爲了穩妥，就更早一點啓動。另一種是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通過與身邊人，往往是同學、同級或在其他學校比自己優秀的同齡人比較來規劃自己的生涯。“你本來規劃得好好的，但是突然有個你認識的人，能力可能差不多，一下子拿到一個頭部的實習，這往往是巨大的刺激。”小澤說。

這樣的校園生態會催生出有趣的一幕：往往同級間明爭暗鬥，成爲塑料友情；沒有直接競爭關係的上下屆卻其樂融融、互利共贏。圍繞不少“大神”學長學姐，還會出現幫實習生打工的“小黑工”。

劉欣就是這樣一位“大神”，一路都是金牌實習拿到手軟，本科畢業後去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金融碩士。她曾在一年做了5份實習，畢業的時候還因爲這段經歷開了個講座。聽她細數每份實習的經歷與得失已經花去一個多小時，臨了她忽然想起自己做過一份創投行業的實習，“一份不對的實習再好，不符合職業規劃，也不會投入太多精力”。

爲什麼要這麼拼？因爲起步晚，也沒有抱大腿。劉欣指是每個商科院校幾乎都有的投資俱樂部或行業協會。在這裏，業界的校友大佬和在校的優秀學子可以形成一個緊密的小圈子。因爲隱含的鄙視鏈，有的圈子更低調也更難進，這時候人脈（network）就特別重要。

儘管自己的專業課成績很優秀，但是因爲沒有在早期混進小圈子，劉欣覺得自己已經比很多人慢了半步。一番研究過後，她決定“加速”自己的實習過程。

很多金融實習都要求三個月以上的實習期，但是劉欣卻經常只實習一個月就“跳槽”。違約但是又不觸怒老闆，她有自己的方法。除了完成既定的工作，她會主動蒐集信息，做一些“額外的作業”，比如把數據可視化來優化部門工作的ppt。她還會提前給自己找好接班人，一般是下一級的學弟學妹，對學弟學妹來說是個人情，對自己來說是全身而退的保障。

求快、求全成爲她尋找實習的指導原則。她按照技能樹來安排實習的，要求自己在諮詢和金融行業的後臺、前臺、業務、戰略都有經歷，“每份實習都非常快樂，就像商業間諜一樣，學習很快”。

這麼拼值得嗎？我聽到很多抱怨，但是最後他們都會自我寬慰，“雖然枯燥無味，但是不至於對身心產生毀滅性影響”。

出口：從最不壞的選擇逃離

雖然劉欣的履歷幾乎完美，但在入行前她就認識到金融行業是個糟糕的行業，因爲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通過損耗自己獲得回報”。到了後來她意識到，“刷實習是相對簡單的，乾貨的學習一定是痛苦的”。她當時就下定決心，堅決不在國內機構留用，因爲“養分不夠”。

在小澤看來，金融行業沒有什麼打動人的企業文化。“身邊大部分人毫無職業忠誠度可言，在哪都是掙錢，如果有更好的崗位，幹嗎不去？”所以很多剛入行的年輕人就跟“民工”一樣，職業初期的跳槽頻率很高，基本上都是結果導向。

《流金歲月》劇照

對劉欣來說，她想從實習中獲得的不只是好看的履歷，還有快速瞭解行業的觀察期。與其說這是在尋找自己喜歡的崗位，不如說是在排除錯誤選項。“金融行業對人才有長期培養能力的機構越來越少”，這成了她一定要往上爬的決定因素，她相信，只有到了最高的平臺，纔有可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所以，做了這麼多“金牌實習”的劉欣沒有直接工作，而是申請到海外頂級名校讀碩士。她分析當時的心態是一種留後路的心態。拿到一個名校的金融碩士，就有了跨入金融行業的敲門磚，以後也可以去搞研究，甚至轉去其他行業阻力都會小很多。“不知道喜歡做什麼，先去最不壞的再說。”這也是很多商科學生的想法。

美國一高校圖書館

但劉欣也不是沒有困惑，其實她並不熱愛金融這個行業，碩士畢業後在香港的外資投行只做了一年就離開了。原因正是她早就意識到的內心消耗，她遇到性格乖戾的領導，讓她在繁重的工作壓力下的心理狀態變得岌岌可危。在她看來，金融業高回報的代價就是容易心理扭曲，“不僅要被動承受市場的變化，還要忍受不從事創造性生產的乏味，這對於內心是有損耗的”。

她說自己的習慣就是做規劃，往往會給自己預設一段時間不長於三年的規劃，三年以內很堅決地行動，不遺餘力。但是從長遠來講要成爲什麼樣的人，她也沒想好。“但如果不離開香港，我無法獲得更自由的生活。”

暗中標好的價格

把原本應該讀書交友的校園時光犧牲掉，大部分拿來實習，這是商科學生們無奈的選擇。

犧牲也是必然的。實習、課堂、社團、睡眠，最多選兩樣。由於好的實習往往對績點也有要求，所以對於成績也不敢怠慢，於是只能少社交、少睡覺。但重視成績並不意味着重視課堂。“當時有信心缺所有的課，期末的時候還能拿A。”劉欣說。

《三傻大鬧寶萊塢》劇照

與之相似的操作在名校商科學生中並不少見，不少學生甚至在大一結束後就直接搬到了市中心租房子住，以便能同時做多份實習。而學校的課程也有應對方法，水課平時都不去，重要的課會找人幫忙代聽，錄音記筆記。“爲的就是記下考點，有時候問同一門課的同學借筆記，人家會故意把關鍵信息刪去。”曾經做過代聽的昊林告訴我。可以囑咐代聽記下一些老師的個人風格和偏好，以便期末前夕和老師套近乎，使其難以分辨這是一個缺席了大半學期的學生。

從商科畢業後，昊林申請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去讀社會科學的博士，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頗有點“主動出局”的意味。他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儘管他當時選商科的想法和大多數人如出一轍。“有的時候真的是在拿命換錢，身邊人抱怨的是因爲那份工作讓他學不到東西，日常被瑣碎工作淹沒了。”實習的經歷讓他明白，不再要最不壞的選擇，而是最對的選擇。

身邊的朋友大部分都進了金融行業，他也看着大家越來越拼卻不知道爲什麼，反而生出一種局外人的清醒：“你看看這個行業的70後、80後都過得挺好的，爲啥90後越來越卷？因爲沒趕上好時候唄。擴張期結束了，年富力強的領導就會要求特別高、特別挑剔，後起之秀要是再不努力點，該如何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