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婆惜以见官相要挟，对宋江步步紧逼，最终反而成了宋江的刀下之鬼。

那么，婆惜为什么会不听宋江的承诺，一定要宋江当即就拿出一百两黄金来呢？

这，就是婆惜工于心计的精明之处了。

首先，从当时社会的潜规则来说，婆惜压根就不相信宋江会没拿梁山所送的那一百两黄金。因为婆惜觉得，“公人见钱，如蚊子见血”，这做公人的“哪个猫儿不吃腥？”所以，宋江断然没有见钱不收的道理。

其次，从婆惜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来说，她是怕宋江事后会翻脸不认帐。因为，婆惜担心如果此时把书信还给了宋江，那么，三天后再问宋江讨要金子时，就很有可能会象“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那样，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颇有心计的婆惜，就一定要宋江一手交金子，一手交书信，当面交割清楚，否则就要去见官。

第三，从婆惜对宋江所提的条件来说，如果宋江满足了婆惜所提的要求，那么，婆惜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张文远，又可以狠敲宋江一大笔钱，能过几天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

所以，《水浒传》小说在写宋江杀惜故事时，融入梁山元素的这一情节新转换，就既写出了宋江杀惜的无奈，也写出了婆惜心思的缜密，更写出了婆惜得寸进尺的逼人之甚。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大宋宣和遗事》、元人水浒戏和《水浒传》所写的宋江杀惜故事，就会发现《水浒传》小说编写者对宋江杀惜故事所作的这番改造，既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叙事水平，又更好地刻划了小说的人物形象。

概括来说，《水浒传》小说对宋江杀惜故事的这番改造，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书信的问题。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只讲到晁盖让刘唐带了一对金钗送给宋江，却没讲有什么书信。而在元人水浒戏里，因为剧情的需要，所以，就没讲到梁山送金钗的故事，当然也就没有书信这回事了。可是，《水浒传》小说却把那对金钗，换成了一封书信和一百两黄金。

《水浒传》小说这样一改，就极大地提高了小说情节的张力，既写出了宋江杀惜的合理性，也写出了宋江既忠于朝廷又重于义气的复杂心理，更写出了梁山义气之下所蕴藏着的那股杀气。具体可参阅拙作《刘唐送金背后的阴谋》一文，在此不赘。

二是，婆惜的身份问题。

在《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人水浒戏里，婆惜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娼妓，宋江与婆惜的关系，只不过是简单的嫖客与娼妓的关系。可是，在《水浒传》小说里，婆惜却摇身一变，从一个娼妓变成了宋江的外室。

《水浒传》小说这样一改，就既写出了宋江仗义疏财，救人于困厄的江湖侠义，也写出了婆惜贪得无厌，毫无感恩之心的小人之态，更写出了婆惜因耽于情欲而扭曲了人性的不堪与可恶。

三是，杀惜的原因问题。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婆惜虽然发现了宋江与梁山的关系，但是，宋江杀惜并不是因为婆惜以梁山来要挟宋江。宋江杀惜只是因为宋江见婆惜与吴伟私通，一时怒起而杀了他们两个。所以，宋江杀惜纯粹是嫖客间的争风吃醋。

在元人水浒戏里，情节处理则更为简单，只是说宋江带酒杀了阎婆惜。宋江杀惜只是个偶然事件，是宋江酒醉后的误杀。

所以，无论是《大宋宣和遗事》，还是元人水浒戏，宋江杀惜都与梁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是，在《水浒传》小说里，宋江杀惜则是因为婆惜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以将梁山书信见官为要挟，逼得宋江无路可退，所以，宋江才不得不杀了阎婆惜。宋江杀惜的原因，成了宋江对梁山书信败露的担忧。

《水浒传》小说这样一改，就既写出了宋江对婆惜奸情的忍让，掩盖梁山书信之情的急迫，也写出了宋江杀惜实是被逼之下的无奈，更写出了婆惜工于心计，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丑陋本性。

如果婆惜只是忘恩负义，另寻新欢，那么，她就不会成为宋江的刀下之鬼。因为，宋江并没有计较她道德上的堕落。

如果婆惜只是为了能与张文远做个长久夫妻，敲诈敲诈宋江，那么，她也不会死。因为，宋江已经答应了她所提出的按常理来说已颇为过分的三个条件。

但是，如果婆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以报官梁山书信来要挟宋江，那么，她就必死无疑了。因为，她已将宋江逼上了绝路。宋江为了自保，肯定不会手下留情了。

所以，连金圣叹也觉得，小说描写婆惜的“黑心”，实在是写得“无幽不烛，无丑不备。”

因此，这婆惜之死，说穿了就是一个耽于肉欲的酒色娼妓，恩将仇报，偏要过小公举般任性日子的必然结局。

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No zhuo no d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