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美國內傷深重，但拜登對付中國也着眼“內部”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黃靖]

這場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本來就不穩定的中美雙邊關係更加不確定。我們在疫情過後將會面臨一個怎樣的美國？美國對華政策是否會有所改變呢？

這次疫情，不僅給美國給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傷害，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故步自封和一系列的戰略失誤而導致的嚴重“內傷”。疫情後的美國將面臨來自五個方面的嚴峻挑戰：

疫情使美國經濟進入衰退甚至蕭條。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是流通——人員、技術、金融、物資、消費的流通。疫情爆發後，美國政府不得不採納和中國同樣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阻斷人員的流通。人的流通一旦受阻，其他領域的流通也大大遲緩甚至停滯下來，因而一方面失業率飆升；另一方面引發市場恐慌，導致股市持續熔斷性暴跌。儘管史無前例的“大撒錢”維持了金融市場的穩定，阻止了經濟的崩塌，但卻難以阻止疫情後美國經濟的大滑坡。因爲“大撒錢”不能治癒美國經濟的三重結構性沉痾：

其一，實體經濟的衰敗導致的經濟結構高度失衡：其二，偏向資本的分配結構使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其結果是社會的整體經濟活力和勞動熱情衰退。其三，高度全球化的資本導致美聯儲對美國經濟中最有活力、也最爲關鍵的金融資本的控制力不斷減弱。

疫情不僅大大加速了美國在債務深淵中的跌落，而且，包括美聯儲前主席珍妮特·耶倫等主流經濟學家預計，疫情後美國經濟至少將縮減30%；而失業率目前已飆升至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23%。如何防止經濟大滑坡，尤其是如何維持金融穩定，是疫情後美國面臨的首要挑戰。

第一，疫情後的美國政治和社會將更加分裂。自本世紀以來，美國逐漸陷入分裂而難以自拔。經濟上貧富兩級分化越拉越大；政治上堅持“政治正確”、主張全球主義的自由派和堅持“美國第一”、反對全球化的保守派形同水火；社會中“我們要什麼”的利益博弈，各利益團體在政策取向上的不同要求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是誰”——各社會羣體在宗教、種族、墮胎、擁槍和同性婚姻等問題上的不同立場的價值觀上的勢不兩立。

由於擔心騷亂，白宮外豎起了圍欄（圖片來源：新華網）

疫情爆發後，民衆在是否應該“隔離”上的尖銳對抗，表現出正是不同羣體在價值觀上難以調和的對立。疫情爆發後兩黨的互相指責、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公開矛盾、疫情引爆的經濟危機以及今年總統大選中兩黨候選人必將不遺餘力的互相攻訐，都將使疫情後的美國社會分裂愈深。在“三權分立”的政治框架內，巨大的社會分裂使得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會因雙方無休止的纏鬥而難以出臺。更嚴重的是，在“我們是誰”上的尖銳對抗撼動了社會穩定的基礎——國家認同，因此，任何突發事件都會引爆社會動盪。

第二，疫情使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導”力和威望大幅下滑。在這次肆虐全球的疫情中，長期執世界事務之牛耳的美國，沒有表顯出任何領導力和擔當。美國政府將疫情政治化，把自己糟糕的抗疫表現——感染率和致死率雙雙高居世界之首——蠻橫地歸罪他人，更使其名譽掃地。事實上，美國在疫情期間召開的G20會議上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的建議；而其主導的G7會議甚至連一個共同聲明都未能發出，更談不上什麼具體的協調和行動。

包括前總統奧巴馬在內的美國前政要和頂級學者都指出，美國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現，使其在世界中的領導地位和威望遭受到“重大損失”。更具深遠影響的損失在於非西方國家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以至整體優越性的幻滅。而且，對美國的幻滅在年青一代尤爲強烈。可以預見，疫情後美國在維持國際秩序、尤其是經濟復甦中的“領導”作用和影響將進一步下滑。因此，挑起事端、製造緊張局勢將成爲美國彰顯“領導”能力的有效手段。

第三，疫情損害了美國的軍事能力。全球部署的美國軍隊是維護美國巨無霸的軍事力量的必要保證。然而，這也加大了美國軍隊在肆虐全球的疫情中的感染機會。由於美國政府的麻木和遲鈍，美國軍隊、尤其是維護世界霸權的作重要軍種海軍受災嚴重。

疫情後如何儘快恢復戰力和士氣，如何整頓因特朗普任人唯親、在馬蒂斯辭職後，連續任命兩位前軍工企業高管沙納汗和埃斯珀爲美國防長而導致的士氣低落和管理渙散，將是美國軍隊面臨的重大挑戰。爲克服這一挑戰，美軍必將強化海外的軍事部署和活動。一方面保持對潛在的“敵對”國家保持軍事壓力，一方面藉此改善和加強指揮鏈和戰鬥能力。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疫情後的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疫情並沒有改變美國在人均資源佔有量、研發能力、資產總量、軍事能力、高端產品製造能力等主要指標都高居世界首位這個基本事實。

特朗普宣佈“國家緊急狀態”，然而這個國家卻並沒有緊急起來（圖片來源：新華網）

儘管自特朗普執政以來，大搞單邊主義的美國在國際事務往往成事不足，但憑藉其在國際事務中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行動能力和輿論製造能力，美國挑起事端、製造緊張局勢並進而抓取主導權的能力依然非常強悍。這一點，在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將疫情政治化、對世衛組織和中國污名化、進而甩鍋推責等一系列動作中表現突出。

因而，即便拜登上臺，美國對華政策依舊會趨向強硬。因爲除了在防止金融危機方面中美或有“同船共渡”的必要性，在其餘的政策方向對華用強，都有助於美國克服疫情後所面臨的內外交困。

對華強硬歷來是美國整合內部矛盾、激發內部活力的手段。由於美國朝野前所未有的分裂，民主黨和共和黨幾乎在所有重大的內外問題上都勢不兩立。對華強硬是美國兩黨唯一的戰略共識。這個共識的基礎，是兩黨的建制派都認爲中國是唯一能對美國產生根本性威脅的大國。美國建制派認定，如果讓“修正主義”的中國如此發展下去，要取代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是要打造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進而用中國的生存模式取代美國的生存模式。因此，通過對華強硬，進一步坐實這個“大戰略觀”，樹立以戰勝中國爲壓倒一切的戰略目標，藉此強力整合美國內部各利益集團，政治上達成以對抗中國爲基礎的新的內部平衡；經濟上重新煥發活力；社會中形成以“捍衛自由、保衛美國”爲基礎的強大凝聚力。

提高對抗強度也是美國逼迫盟國“選邊站”的有效手段。美國兩黨建制派和“深層政權”（deep state））都明確意識到，以美國一國之力不能遏制中國。必須組成一個世界範圍內反華聯盟，才能達到目的——這是目前建制派主流鼓吹要和中國進行一場“新冷戰”的根本目的所在。但迄今爲止，包括美國的盟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國家，都明顯表現出不願意在中美之爭中選邊站，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進一步加劇了各國不選邊站的政策取向。因此，爲了迫使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站到美國一邊，必須加大和中國的對抗力度和強度，進而凸顯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使他們不得不站在美國一邊。

強化對抗，是在逼迫/誘使中國犯戰略錯誤。美國戰略界清醒地認識到，即便美國能夠組成反華聯盟，也很難從外部壓垮中國。因此，對華強硬的一個根本目，是給中國製造一個惡劣的外部環境，逼迫/誘使中國在巨大外部壓力下犯戰略錯誤。尤其是在中國領導層換屆、或決策層中產生重大意見分歧之時，美國更會加大對抗強度。

對華施壓，目的在於引發/激化中國內部的分歧和矛盾。除了盡力組成一個反華聯盟之外，美國給中國施壓的主要手段，是抓住一切有關中國的內外問題，如南海、臺海、朝核、人權、經濟發展、對外貿易、涉港、涉疆、涉藏等等施加壓力，興風作浪，甚至不惜踩踏底線。目的是要通過在這些問題上製造壓力，以此誘發和激化中國的內部矛盾、尤其是決策層的分歧。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包括決策者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和團體，在面對重大問題時都會產生不同意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利益羣體多元化、政策訴求碎片化的趨勢，使得中國的公衆輿論和各決策部門/層級在面臨重大問題時產生分歧甚至對立已經成爲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在巨大的外部壓力下，稍有不慎，便會激化矛盾，進而導致內部分裂。畢竟，當年蘇聯的垮臺，除了其方向性的戰略錯誤之外，領導層內部的分裂是一個致命的原因。

此外，美國還會利用一切信息和輿論手段，強化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攻擊，尤其是針對最高領導人的攻擊，目的是在國際上“妖魔化”中國政權和國家領導人，打壓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合法性”；在國內引發不滿，挑起矛盾，製造分裂。

顯然，中國的應對策略是要防止最壞，爭取最好。這樣，管控最可能出現的中間局勢就有了相當的把握。

首先要明確的是，中美“競爭”與美蘇冷戰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冷戰中的美蘇各自生存於自己的世界中，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和經濟上的相互隔離，使得美蘇之間的“零和遊戲”成爲必然。中美兩國都與同一個世界緊密關聯，雙方都在同一個國際秩序中、在市場經濟主導下謀求利益最大化，這不僅淡化了意識形態的差異，而且造就了中美之間利益上的相互依賴，因此，中國可以也應該避免和美國展開“零和遊戲”。

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就，除了獲得快速的和平發展之外，就是使中美融合到同一個世界裏，成爲這個世界中的兩個利益高度關聯的大國。美國要與中國“脫鉤”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割斷與中國的利益關聯，將中國擠出這個世界，進而組成由發達國家爲中堅的反華同盟，逼迫中國進入其預設的“新冷戰”的戰略框架，由此形成對中國的最壞局面。

因此，反制美國對華強硬政策，首先要明確中國在對外政策中的“不能做”清單，防止被帶入美國節奏、進入其預設的“新冷戰”戰略框架。只有明確了“不能做”清單，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要做什麼和怎樣做的底線，從而儘量按照自己的節奏、在自己預設的戰略框架內把控中美關係，不讓美國在中美“競爭”中掌控主導權和主動權。

不對抗。不對抗絕非不鬥爭，而是不按照美國的節奏去處理中美關係。美國整體實力仍然強於中國，如果按照美國的步調走，以牙還牙、針鋒相對，那麼勢必導致對抗強度的不斷提高，進而被帶入美國的節奏，最終被拖入美國設定的兩軍對壘的“新冷戰”的戰略框架中。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敵強我弱形勢下強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實質就是要避免正面對抗，不打陣地戰，不被強敵牽着鼻子走，進而掌握鬥爭的主動權。

“不另起爐竈”。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在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不另起爐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國不僅要留在這個世界裏，而且成爲維護這個世界的和平、推動這個世界繼續發展的正面力量。因此，中國在政治上要奉行多邊主義，維護多邊機制之上的國際秩序，積極參與多邊機制之上的全球治理；在經濟上要維護和推動以市場引導、法治保障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文化/價值觀上要堅持“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共同發展。只有這樣，纔能有效防止美國通過“脫鉤”將中國推入“新冷戰”的預設戰略框架。

不結盟。總書記在首屆一帶一路峯會上指出，中國對外交往中“結伴不結盟”。所謂結盟，在政治上是意識形態主導的，組織上是封閉排他的，在盟友關係上是不平等的，結盟的目的是對抗。而結伴是利益主導的——只要有共同利益，就可結伴而行，在組織上是開放包容的，在關係上是平等的，結伴的目的是合作。“結伴不結盟”就是要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基於共同利益之上的夥伴關係，有效制衡美國要將中國拉入兩軍對壘的零和遊戲中。

不扛大旗。在對外政策、尤其是對美政策中，不抗大旗，儘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中國和平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爲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鑑，但中國一貫倡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及“各國有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等原則和主張。應該明確認識到，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是共同利益與平等合作，不是共同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也沒有國家大小之分。

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將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而美國內部的巨大分裂和政策走向的不確定使中美關係更加難以把控。但是，包括美國盟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並不希望中美之間展開一場兩軍對壘的“新冷戰”，因爲兩個最大國家以“零和遊戲”爲基調的對抗必將危害整個世界的安全與穩定，這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要求和平、穩定、發展的願望是相悖的。

因此，要爭取在自己的戰略框架內、按照自己的節奏掌控中美的“競爭”勢態，就必須在中國與世界這個大格局中應對美國的對華強硬政策。

15個國家的領導人和貿易部長在線遠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圖自越南通訊社

中國的崛起，是通過改革開放、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和平方式取得的。正因如此，美國要阻斷中國的繼續發展的關鍵，就是要切斷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把中國推出這個世界，進而陷入美國預設的兩軍對壘的“新冷戰”的戰略框架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越是緊密的和世界聯繫在一起，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就越難奏效。畢竟，以維護霸權爲目的、以單邊主義爲手段、以對抗爲路徑的對華強硬政策，本質上是要分裂世界。逆世界潮流而動，必定是失道寡助。

爲了有效應對美國強硬對華政策，與世界共同發展，具體的應對策略可以總結爲“三讓三不讓”的原則。

1） 讓利不讓理。讓利，並不是在經貿交流中讓別人多賺錢，而是要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積極主動地遵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在經貿交流和競爭中遏制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行爲，遵循國際規則和“對等”原則，在法治的基礎上強化知識產權的不可侵犯。不讓理，是在反對單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持多邊機制、堅持自由貿易等重大原則上決不讓步，佔據鬥爭的道德制高點。

2） 讓旗不讓陣。讓旗，就是不再渲染“中國模式、中國方案、中國道路”和“大國外交”等提法，不抗大旗，在對外交往中弱化意識形態色彩。不讓陣，就是要堅決維護基於維護多邊機制之上的國際秩序，搞好和發展上合組織、亞投行、金磚五國、10+1自貿協議、RECP，中日韓自貿協議等已經建立起來和要努力建立的“陣地”，是自己牢牢地和世界聯繫在一起。

3） 讓地不讓勢。中國還是一個能力有限的發展中國家，一些鞭長莫及或不能有效把控的地方，如拉丁美洲、非洲等地不宜投入太多，要適當收縮。但是發展的勢頭不能讓，在“一帶一路”建設和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要積極保持發展勢頭，堅持不讓。

歸根到底，中美之間的較量實質上是兩個大國整合自己內部的一場賽跑。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雙方都可以將這場較量轉化爲倒逼國內變革的助推器。誰能最有效地利用這個助推器，率先完成內部整合，重新煥發，誰就能在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世界的發展中掌握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