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怎麼選啊，煩死了

這是篇遲到的年終總結。和過往幾年一樣，2020年我仍舊看了不少電影，也是時候做個回顧。不選十佳，更不挑十爛，想到哪部寫到哪部吧。湊數是很累的事情，選來選去，煩都煩死了。連排名都沒有的觀影總結，當然是很私人很主觀的，如果你特別喜歡的電影我恰好不太喜歡，請不必在意，如果我特別喜歡的片子你恰好還沒看過，或可稍作留意。寫這篇總結的時候，我突然想到魯迅先生的一句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過去這一年發生了太多事情，但作爲影迷，始終有電影這座“小樓”可躲，哪怕這座樓眼看着要變成危樓，也仍能給大家帶來些許安慰。如果非得給2020年找一個關鍵詞，我可能會選擇“割裂”。時間上是割裂的。我去年一月份看完老東木的《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走出影院時，絕想不到時隔六個多月，我才能再次走進影院，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會有對着大銀幕上的龍標感慨萬千的一天。

影院被偷走了半年時間，造成了太多後遺症，比如，今年的院線電影乏善可陳。爆款還是有的，比如《八佰》，這部前年沒能成功上映的影片，去年成爲了全球的票房冠軍，這件事聽上去就挺“割裂”。影片本身也存在着“割裂”的問題。作爲一部景觀戰爭片，它是合格甚至讓人感到驚喜的，砸了錢能讓觀衆看到，也不容易。但就作者表達而言，《八佰》是搖擺的，似乎總想往右走，卻又被左邊的繩子綁住了，束手縛腳。如此一來，想說的話說不完整，不想說的話更說得不痛快，就全都語焉不詳。

如今的國產電影，只要想涉及與歷史相關的問題，似乎便無法擺脫“語焉不詳”的問題，《八佰》如此，《一秒鐘》亦是如此。很多人說張藝謀拍出了自己近二十年來最好的作品，或許是吧，老人家年過七十還想要拍些別人不敢拍也不願意拍的東西，已是可敬。但可敬掩蓋不了可惜，技術原因是一方面，真正的閹割其實早就在影片還沒開拍時就完成了，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張藝謀心裏也沒底，拍什麼都沒底，怎麼拍就更沒底了。

簡單說，現在不是拍《一秒鐘》最好的時候。現在也不是拍《奪冠》最好的時候，當原名《中國女排》的《奪冠》改名之時，割裂就出現了，出現的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割裂，是唱頌歌和做反思的割裂，也是一個香港導演和內地體制的割裂。有趣的是，陳可辛憑藉《奪冠》拿到了金雞獎，這張難寫的投名狀，換來的結果倒是甜蜜蜜的。

和《奪冠》同檔期的片子還有《我和我的家鄉》和《姜子牙》，前者沒什麼可說的，後者倒讓人不知道怎麼說是好，它的亮點和缺點同樣明顯，野心值得稱讚，完成度卻令人遺憾。

當然，我寧願多遺憾幾次，也不願意看到太多千篇一律的樣板電影，有的電影，甚至自己就完成了一式三份的複製。年底倒是有兩部香港導演拍出的院線電影值得一提，一部是劉浩良的《除暴》，一部是邱禮濤的《拆彈專家2》。《除暴》是部很容易被忽略的片子。一個香港人來拍九十年代的內地，居然還真拍得有模有樣，這本身就挺了不起。很難說這個簡單的貓鼠遊戲電影在敘事上有多麼高明，但它完整地講了個故事，塑造了一對人物，還留下了許多有趣的蛛絲馬跡，比如那怎麼也掉不下來的浴巾。當《除暴》完成票房逆襲時，可能很多國內導演纔會意識到做減法的重要性。

《拆彈專家2》則真的炸到了我。打工多年，邱禮濤進化了，他的片子依然粗糙，也依然生猛，更多出了幾分難得的成熟。在《拆彈專家2》裏，我們能看到他昔日《的士判官》等片中的戾氣，但好就好在，這份戾氣被更高級地傳達出來了，那些梁樂民陸劍青擅長用的手法，邱禮濤竟然也會。

許多年之後，再提起2020年的香港電影，人們一定會記起劉德華那句臺詞： “我不是瘋，我是痛。” 這是隻有香港導演纔有的情緒，或者說，是隻有邱禮濤才拍得出來的情緒，曾經，或許還有林嶺東。回到香港本地，則有許多年輕導演已經初露鋒芒，我逢人便會推薦《金都》、《叔·叔》、《幻愛》這幾部片子，螺螄殼裏做道場，小故事卻能拍出大格局，讓人不得不服。

至於臺灣電影，我一年看得要比一年少，去年還有《陽光普照》可看，今年就實在無話好說，這或許也是一種割裂，曾經華語影壇最看重的大獎，現在和我們越來越遠了。鄰居也迎來了輝煌後的平淡。《寄生蟲》先後拿到金棕櫚和奧斯卡之後，韓國電影達到了歷史巔峯，這一年，再沒有哪部片子能取得那樣的成就。但好片還是有的，我挺喜歡《逃走的女人》，洪常秀的堅持自我是種美德，終於在柏林拿到大獎的他，不知是否願意讓金敏喜多“逃走逃走”，《無聲》、《電話》、《南山的部長們》等幾部還算出圈的類型片佳作則屬於韓國電影工業的正常發揮。

割裂是發生在小共同體之中的，對於各大的共同體來說，受到的衝擊是同步的。歐美院線比我們內地院線離場了更久的時間，於是，回憶起去年看過的歐美電影，似乎成了網飛的天下，網大何時會佔領好萊塢，誰也說不準，但一切都在悄然間被加速了。網飛出品的片子，向來是數量巨大質量良莠不齊，我挑幾部推薦給大家。今年有兩位昔日好萊塢的王牌編劇自己拍了新片，亞倫·索金拍了《芝加哥七君子審判》，劇本依然精彩，但做導演，他遠不如老搭檔芬奇。白左導演們的政治表達在特定時期也顯得太過刻意，當然，白宮新人換了舊人，電影人們的表達也一定將在未來發生改變。

查理·考夫曼的《我想結束這一切》則再次展現了他的獨特之處，話癆是風格，奇詭的氛圍營造更是風格。

索金沒幫着大衛芬奇寫劇本，大衛·芬奇拿着自己老爸寫的劇本拍了新片，對於芬奇的粉絲來說，《曼克》似乎不在期待之中，這不是部懸疑片，也沒有犯罪元素，節奏不夠快，故事也有門檻。作爲《公民凱恩》的同人文，芬奇儘自己努力還原出了一個二三十年代的好萊塢，講了一個關於編劇的故事，完成了一個很私人的心願，或許只有財大氣粗的網飛，能給他這樣的寬容度。

諾蘭則一定是那種打心眼裏不願意拍網大的導演，他想要打造的夢，似乎總是在電影院裏更適合呈現。無數人期待他的《信條》能成爲救市之作，但事實是，當燒腦從結果變成目的，有更多的影迷不再買賬了。

對於芬奇和諾蘭這樣擁有無數擁躉的導演來說，滿足影迷的期待永遠都是很難的事情，或許，迴歸自我才能完成某種突破。去年的頒獎季，湧現出了《1917》、《婚姻故事》、《愛爾蘭人》、《好萊塢往事》等多部佳作，而今年的頒獎季，最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趙婷的《無依之地》了。看這部電影，我彷彿看到泰倫斯·馬利克拿着肯·洛奇的劇本在拍片，平淡中自有法度，飛到雲端裏去，也能落到泥土中來。年紀輕輕的趙婷已有大師氣象，這個金獅獎含金量不能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