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我們將對網絡公司做互助業務進一步關注，瞭解其運行方式和風險情況，再根據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肖遠企1月22日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表示。

事實上，時至今日，網絡互助行業已經走過十年，覆蓋上億人次。 網絡互助的低門檻、高性價比，讓中低收入人羣在醫保外增加了一層保障。螞蟻集團研究院2020年發佈的《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調研顯示，79.5%的參與者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68%的受訪者沒有商業保險，72%的參與者分佈在三線及以下城市。

但這些數據的背後，網絡互助平臺已經多年遊離於監管之外。近一年來，各地湧現的惠民保也以低門檻、低保費擠壓網絡互助的生存空間，夾縫之中，何去何從？

網絡互助遭遇“成長的煩惱” 分攤金額提高還能否留住人？

因母親癌症去世、父親大病殘疾，康愛公社（最初名稱爲互保公社、抗癌公社）創始人張馬丁於2011年上線了這一網站，這也是業內公認的國內首家網絡互助平臺。

此後的三四年間，國內網絡互助平臺最高時達到100餘家，但都採用預付費形式，容易形成資金池，2016年，監管對網絡互助資金池進行整頓，大量互助平臺倒閉。

直到2018年年底，螞蟻集團將“相互保”升級爲“相互寶”，正式進軍網絡互助，一時間，互聯網巨頭聞風而動，滴滴金融、蘇寧金融、360、美團、新浪、小米等紛紛入場。

幾經沉浮，如今的網絡互助平臺由相互寶、水滴互助領頭，光大證券研報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7月，這兩個平臺已加入會員數均突破1億人，比較大的平臺還有輕鬆互助，有6000多萬會員，衆託幫則有1000多萬會員，其餘平臺會員數量多爲幾百萬。

隨着行業發展，網絡互助的種類也在細化，比如相互寶，除了有大病互助計劃外，還有老年防癌互助計劃以及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計劃。

首家網絡互助平臺康愛公社，截至今年1月28日，現存會員273.8萬人。旗下有40餘個互助社，涵蓋癌症、大病、中度疾病、意外、身故、住院醫療、罕見病等面向健康人組的互助社，還有如高血壓、糖尿病、先心病、甲狀腺（結節）癌等面向病友人羣的互助社。

不過，互助案例仍主要發生於其中的抗癌互助社、康愛大病互助社、爸媽（老人）互助社、綜合意外互助社和百萬醫保補充互助社中。

作爲最老牌的網絡互助平臺，康愛公社相關負責人對記者坦言，發展至今，出現了一些早期未曾預料的情況。包括互助案件審覈和防投機、防欺詐面臨挑戰；對受衆對互助的認知和分攤的承受能力估計不足，本想解決低收入人羣的保障問題，但是該羣體對互助普遍缺乏認知，隨着分攤的上升，平臺承受了越來越多的壓力。此外，外界對於互助合法性的質疑增加也給平臺運營帶來壓力。

康愛公社遭遇的這些“成長的煩惱”可以說具有普遍性。一方面，網絡互助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後，會出現會員數量增速放緩甚至下滑的情況。

另一方面，由於網絡互助大多采取事後分攤，因此，分攤頻率和金額的呈現是有所延遲的，且疾病發生率會隨着會員年齡的增長而提高，這樣一來，有些會員會認爲分攤的費用超過預期，因此選擇退出。健康的會員顯然更容易做出這樣的決定，因爲他們還能選擇通過購買保險或者參加費用更低的網絡互助等方式獲得保障，這就進一步提高了網絡互助平臺的逆選擇風險以及疾病發生率，形成惡性循環。

以相互寶爲例，2021年1月第1期，相互寶參與分攤人數爲1.01億人，較前一期減少118.89萬人。

分攤金額上漲或許是會員退出的原因之一，2020年相互寶的大病互助計劃的全年分攤金額總計爲91元，而2019年，相互寶全年分攤則爲29元。

這主要是因爲大部分成員經歷了90天的等待期，因此全年分攤金遠低於正常水平，2020年，絕大多數成員度過了等待期，根據大數法則，疾病發生率會開始走高並慢慢趨於平穩。這樣一來，分攤金也就隨着救助人數的增多而變多，最終達到正常水平。

水滴互助也有類似情況，光大證券研報顯示，2017年、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截至8月份，該平臺的人均年度分攤金額分別爲 11.6元、9.3元、43.9元以及30.2 元，總體呈上升趨勢。

貝殼財經記者注意到，目前網絡互助平臺中的大病互助、抗癌互助每年分攤金額大多在幾十元，最高保障額度一般爲幾十萬元，也有少數超百萬元。

也有一些平臺的年分攤金額在百元以上，比如e互助官方公衆號提供的數據顯示，中青年計劃每月均攤已連續12個月穩定在13元左右，老年人互助計劃每月均攤穩定在18元左右。也就是說，前者全年分攤金額約爲156元，後者則約爲216元。

惠民保是否會擠壓網絡互助生存空間？

那麼，一年接近百元或者超百元的分攤金額對普通人而言，是否仍有較大的吸引力？

事實上，網絡互助最初的優勢比較明顯，比如加入門檻低，不需要提前付費；及時公示理賠信息，公開透明；平臺管理費用較低，一般爲8%的管理費，用於覆蓋案件調查、產品運營、技術等成本，低於傳統保險公司的運營成本，因此，網絡互助產品也更具有價格優勢。

但近期有觀點認爲，惠民保有望逐步取代網絡互助。比如,蝸牛保險發佈的《百城惠民保深度分析報告》就提出，因爲惠民保和網絡互助都有着價格便宜、門檻低等產品特性,都容易受到欠缺保險知識、擁有保障剛需的市民青睞,但因合規性存疑、寬進嚴賠、分攤費用激增等原因,網絡互助已開始退潮,而有政府指導的城市惠民保,有望在未來逐步取代網絡互助。

惠民保一年保費僅幾十元，投保門檻較低，甚至無投保門檻，具有較強的普惠性質，看起來與網絡互助似乎形成了一種競爭關係。

一位資深網絡互助高管對記者表示，目前來看，網絡互助平臺年均分攤金額超過惠民保保費的僅是少數，大多數平臺仍具有成本低、價格低的優勢，不過，若後續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惠民保，且網絡互助年均分攤費用持續提高的話，很有可能會承壓。

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系教師楊澤雲表示，2020年，惠民保確實發展迅速，可以說是繼百萬醫療保險後最火的健康險產品。與傳統的重疾險相比，惠民保最大的優勢是價格低廉、保障額度高，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不足之處。比如，一般只能按比例賠償醫保範圍內的醫療支出和一些特殊藥品的費用，且通常都有1萬甚至2萬的免賠額。但實際生活中，病人看病有很多醫保外用藥和支出，因此，要想真正獲得惠民保的賠付，醫療支出至少在5萬甚至10萬以上，另外，大多數惠民保都是事後報銷，即需要被保險人在發生醫療支付後拿單據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不像社保一樣能實時結算支付。

“因此，惠民保可以視爲是醫療費用保險，而網絡互助一般是確診後達到一定條件即可獲得賠償，兩者的賠付條件有較大不同。”楊澤雲表示。

楊澤雲認爲，在一定程度上，惠民保與網絡互助會形成競爭，但網絡互助還不至於因爲惠民保的競爭而難以維持，網絡互助更大的生存壓力來源於自身的經營模式以及監管壓力。“個人認爲，惠民保與網絡互助可以相互補充，網絡互助應補充惠民保沒有覆蓋的醫保外支出以及免賠額的部分。網絡互助應該由那些真正想做公益的組織或者提升自身美譽度、社會責任的機構來運營，而惠民保則應該由商業保險公司來經營。”

10年仍未納入監管 難在哪？

艾媒諮詢發佈的《2020上半年中國網絡互助發展專題研究報告》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網絡互助行業救助總金額超50億元，覆蓋人數達1.5億人。

1月15日，美團互助發佈公告稱，因業務調整，將於2021年1月31日24點正式關停。2020年9月份，百度“燈火互助”也發佈公告稱，由於計劃的參與成員人數少於50萬，爲保障用戶權益，將根據法律條款終止互助計劃。

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肖遠企1月22日表示，下一步，我們將對網絡公司做互助業務進一步關注，瞭解其運行方式和風險情況，再根據情況採取相應的措施。

儘管網絡互助已經存在十年，且覆蓋上億人次，但依然遊離於監管之外。其實，近年來，一些大型網絡互助平臺也一直在呼籲監管關注，對於這些平臺而言，納入監管意味着“名正言順”。比如，相互寶方面此前就表示，期待監管更多的指導，相信這將是行業健康發展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水滴互助也稱，公司一直在呼籲相關部門儘快落實互助監管，提升行業准入門檻，規範市場，爲下一步行業的發展和廣大用戶的保障提供更清晰的指導。

但爲何十年過去，網絡互助的規模已經越來越大，仍沒有被納入監管？這其中的阻礙到底在哪？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中國保險與養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儁生對記者表示，由螞蟻集團事件可以看出，整個金融科技的監管導向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網絡互助行業也有較大不確定性。首先，我們要承認網絡互助在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個前提；其次，由於網絡互助涉及一些金融風險，需要被納入監管，並且，如果監管不明確的話，對平臺而言也不是好事，容易被監管的態度左右。

“但是目前監管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簡單套用現有的對保險行業的監管去監管網絡互助，如果這樣的話，網絡互助自身的很多特點就沒有了，所以，必須建立適應網絡互助特點的監管，這是特別大的挑戰，需要突破很多監管框架，背後的觀點也需要深度討論。”朱儁生表示。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潘亦純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