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曾對華主席說：我和鄧大姐有個孩子，三天沒生出來，夭折了

曾有個兒子

1973年7月，計劃生育小組組建，華國鋒擔任小組組長，同年12月，全國首次計劃生育彙報會成立，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方針。會議結束後，周總理和國鋒同志聚在一起聊天。

周總理表示：“我和鄧大姐有個兒子，可惜3天3夜沒有生下，因技術不行還沒剖腹產，結果孩子沒活下來，最後夭折了。”說完後，周公眼角溼潤，顯得很是傷心。

周公的一生充滿着傳奇，1949年前曾在廣州六次遇險，多次經歷九死一生的時刻，例如曾被老蔣軟禁，“棉湖之役”差點殞命，蓮花山遭襲等，每一次通緝或追殺，周公都走在生與死的邊緣。

他於1898年3月5日生於淮安，1917年去往日本留學，並和馬克思主義結識，1919年回國去往南開大學讀書，併成爲五四運動時天津學生領袖，1921年入黨，1924年11月來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

網上流傳的那張帥氣戎裝照，其實就是周公在這一時期拍攝，照片上寫着“恩來少年”，在黃埔任職期間，他用幽默風趣的政治教育讓學生備受鼓舞，不少學生在這一時期入黨。

1927年3月，周公領導了上海工人起義，趕走北洋軍閥，後又和劉帥、葉挺、朱老總等人發起了南昌起義，1935年遵義會議上力挺主席，並當選爲中央軍事領導人之一，抗日時期長期在重慶等國統區進行統戰工作，並積極推動國共合作。解放時期，協助主席指揮解放鬥爭。

250封書信定情

在50年代時，周總理曾就婚姻問題說過：“終身大事應該由年輕人自己決定，反對包辦婚姻，要有婚姻、戀愛自由觀念，當然也可聽聽別人建議。”隨後他談到和妻子鄧大姐的愛情：“當我獻身革命時，我就知道我要選擇一個終身革命伴侶，一輩子從事革命事業，能經得起考驗的人，因此我選擇鄧大姐，和她主動通信。”

鄧穎超也補充：“婚姻要跟隨自己的內心，別一見傾心就將終身託付出去，彼此有一致信仰、思想，也要磨合性格，等全面瞭解後再確立兩人關係，成就一段美好婚姻。”

其實周公和鄧大姐的愛情就是從書信開始的，兩人於“五四運動”互相認識，當時鄧大姐是是女子演講隊隊長，而周公剛回國後，擔任一家報社主編，並寫出了不少鍼砭時弊、揭露北洋政府賣國陰謀的文章，並宣傳愛國反帝思想，這些文章在京津冀備受歡迎。

因進步學潮工作的推進，周公、鄧大姐、劉清揚等20人成立了“覺悟社”，還成立了刊物《覺悟》，周公在上面發表了諸多文章，讓越來越多的學生爲此受到鼓舞。當時周公和鄧大姐都是十分優秀的活躍學生代表，彼此也志趣相投，相互間也相互愛慕。不過因忙於革命，他們放下了個人感情。

1920年11月，周公和其他196個勤工儉學的學生來到法國尋求救國真理，此時16歲的鄧穎超在北師大附小當上了教員。儘管兩人相隔萬里，卻從未中斷聯繫，經常寫書信、交流思想，不過並沒有男女之情。

其實在1918年3月18日的日記裏寫着：“我希望我能將素食、不婚觀念繼續下去，這會讓我非常痛快。”不過因接受馬克思主義，周公也摒棄了過去的錯誤“獨身主義”觀念。在去往法國留學期間，他曾有一個漂亮女友張若茗，此女也是“覺悟社”的成員。

但很快，周公意識到這個女友並不能作爲自己一輩子的革命伴侶，選擇了分手。此時他和鄧大姐依舊討論革命思想，並將馬克思主義類似書籍郵寄給鄧大姐，讓她對革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1923年春，鄧大姐收到周公寄來的明信片，上面寫着：“希望我們能像盧森堡、李卜克內西那樣一同上斷頭臺。”這種特殊的求愛方式讓鄧大姐很是感動，兩人在這一期間先後書信來往250多封，彼此的情義很是濃烈。

患難與共的革命伴侶

1924年7月，周公從巴黎回國，然而因公務繁忙，他和鄧大姐一年都沒有見上一面，只能以書信聯絡，中間周公託人親自將情書送到鄧大姐手裏，這讓她很是感動。1925年7月，鄧大姐被派到廣州任職，因途經上海時受到了婦女界的歡迎，耽誤了一些時日，8月7日纔到達廣州碼頭。

本以爲周公能抽出時間去接見未婚妻，誰知鄧大姐到了碼頭後怎麼也找不到人，四處搜尋周公，但直到人走光了還沒見到自己的愛人。鄧大姐內心很不高興，兩人5年沒見面，早已在書信中確認關係，誰知自己親自到了廣州，卻被冷落。

不過鄧大姐不愧是革命工作者，她想到當時廣州正鬧着“省港大罷工”，周公的任務緊張，哪裏有時間接自己，只好找了人力車，直接找到周公的住地。

那一天周公確實比較忙，根本就脫不開身，但他並沒有忘記鄧大姐，反而是派副官陳賡前去接人。陳賡沒見過鄧大姐，拿着她的照片在碼頭四處尋找，到處都是人，想要找到鄧大姐談何容易？他只能灰溜溜原路返回，這才發現鄧大姐已到了住處。

晚年鄧大姐回憶新房的佈置，她深情說道：“當時房間比較簡陋，一個衣櫃、一張牀、一個書桌、三把椅子、一個書架，還有洗臉架和衣架，陳賡當時很熱情，又是接水讓我洗臉，又是給我倒茶，我說能不能帶我去革命的地方，就這樣陳賡帶着我來到了廣東區委會，結果恩來同志剛離開，打聽了後得知他在省港罷工委員會開會。”

“見到他後，發現他比5年前消瘦了不少，正在低頭寫東西，陳賡上前說了一些話，他朝着我打招呼，本想他會過來和我說說話，誰知他卻和陳延年、鄧中夏等人繼續商議事情，討論好了後，直接和陳延年一起離開，招呼都不打，我當時很委屈。”

就這樣，鄧大姐和周公第一天連話都沒說上，次日鄧大姐就被任命爲婦女部長、區委委員，輔助何香凝展開工作。到了晚上，周公和鄧大姐才聚在一起，兩人簡簡單單喫了頓飯，沒請上什麼客人，就算是結婚了。

不過第二天上班後，黃埔軍校不少同事知道周公結婚的消息，強烈要求周公請客，就這樣，周公只好擺了兩桌菜，請了張治中、陳延年、何應欽、蔡暢等人。在酒桌上，張治中起鬨，要鄧大姐講兩人的戀愛過程。不過受過革命的鄧大姐，對於這個場面絲毫不緊張，將兩人從相知相識到相愛的過程說了出來。

大家聽了後連連鼓掌，張治中讚歎道：“不虧是周夫人，和主任一樣都是出色的演講家。” 鄧大姐不客氣說道：“我有名字，我叫鄧穎超，別叫我周夫人。”

到了敬酒環節，因鄧大姐不會喝酒，恩來只好替她喝酒，就這樣，很快就喝醉了，一直折騰到後半夜才酒醒，早上起來還要主持黃埔新生的入學考試。

第一次懷孕

周公和鄧大姐一直喜歡孩子，休息時總會帶着同志的孩子游玩，鄧大姐也時常唸叨着：“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女賽仙家，這一兒一女多好。”說起孩子的事情，鄧大姐總有說不完的話，她表示曾有2個孩子，只可惜沒有留住。

說起第1次懷孕是1925年10月，此時婚後2個月，周公率領東征軍去往汕頭革命，她被留了下來，那會總感覺時常噁心想吐，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去醫院看了看，這才知已經懷孕了。

當時鄧大姐很是慌張，畢竟周公不在身邊，自己還有工作在身，哪有時間去照顧孩子。想了想，鄧大姐擅自做主買了打胎的中成藥，誰知喫了後痛得在牀上直打滾，走路都是難事，內心比較緊張，只好請了一週病假。

剛好她母親從天津過來，看到鄧大姐這樣後嚇了一跳，責怪她不愛惜自己，後來母親在她的飲食上進行調理，這樣才讓鄧大姐身體好轉。11月時鄧大姐來到汕頭宣傳婦女工作，和丈夫重逢。誰知周公當場看出她臉色不太好，問了後才知打胎這回事，聽了後就責備她是“形而上學”，不應該爲了革命放棄生娃，也不應該隨便扼殺一條性命。再者說打胎傷害身體，應該提前說，不該擅自做主。

鄧大姐這才知自己錯了，只好承認自己太過於草率，不過事後周公又安慰她，讓她多注意點身體。

第二次懷孕

1926年12月，周公被調到上海任職，此時鄧大姐身懷六甲，行動不方便，只好留在廣州，1927年3月是預產期。當時母親親自來到她的身邊照顧，讓她喫得好，住得好。鄧大姐表示，分娩那一天是3月21日，也是周公領導工人第3次起義的日子。

不過當時的醫療水平不高，結果胎兒太大難產，3天3夜也沒有生下來，醫生只好用產鉗接生，誰知嬰兒頭顱受損，剛生下後就夭折。那是個男娃，9斤多重，可惜了。

產後鄧大姐的身體很是虛弱，本想在醫院多住上幾天，然而沒多久“四一二”事變爆發，廣東軍閥也在追捕我黨人員，鄧大姐的住所被查，3個同志也被抓捕。不過在搜捕前，周公寄給鄧大姐的電報被同志藏了起來，並親手送到醫院中。

當時鄧大姐對外界發生的一切都不知情，只是外面的警車亂竄，她只好讓母親過去看看什麼情況，剛下樓就碰上了送電報的同志，這才知廣州無法繼續待着了。鄧大姐和母親決定按電報的指示去往上海。

然而，廣東國黨政要基本都認識鄧大姐，想要離開難度比較大，且軍警很快就會來醫院搜查，但如何離開醫院呢？此時一個名叫王德馨的女大夫，掩護她在醫院內躲避2天。等軍警搜查了後，又讓鄧大姐裝扮成醫院護士，坐着德國領事館的電船來到香港。

當時張治中得知鄧大姐處境困難，給了一筆錢，讓陳賡轉交給她當做路費，這才讓鄧大姐順利來到上海，等見到丈夫後，她已無比虛弱，被送到醫院養了半個月，醫生檢查後發現她因產後疲勞，子宮沒收縮完成，恐怕很難再懷孕了。聽了這句話，鄧大姐很是傷心，而這之後她也真的沒再懷孕過，正是那場白色恐怖讓鄧大姐失去當母親的機會。

不過鄧大姐依舊渴望當母親，希望有個孩子，新中國後，她已四十多歲，但還是渴望生娃。曾親自去過協和醫院請婦科專家林巧稚檢查，不過因她用化名，林巧稚只是當普通病人看待，認爲她不會再生育。

後來，林巧稚纔在別人提醒下得知她是鄧穎超，希望爲她進行輸卵管疏通，這樣生育的幾率更大一些，不過鄧大姐拒絕了，她認爲自己年齡大了，不想麻煩醫生，放棄了當母親的想法。

革命時期的愛情

革命時期，鄧大姐和周公聚少離多，很少有機會長時間在一起，每次都是短聚後就會分離，即便是長征時期，兩人也是在各自隊伍中。途徑黎平時，鄧大姐因肺病復發吐血，周公纔來到她身邊短暫見面，過草地時周公身患肝膿瘍，昏迷了很長時間，在這期間鄧大姐一直守護他身邊。

就算新中國後，周公也是日理萬機，在外交上繼續發揮新的貢獻，時刻將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即便“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爆發，他還是不顧危險出席萬隆會議，1964年加納政變時，他還是訪問該國。而在這一切的背後，鄧大姐總是第一時間支持他。

有人問她是如何看待這種離別的？鄧大姐說：“每次生離就有可能會迎來死別，不過共產黨人要爲民衆服務，讓大家都能安居樂業，過上幸福生活，其他的不需要考慮。”

當然，即便兩人時常分別，但依舊彼此相互掛念。南昌起義失敗後，撤退時周公發高燒，因錯過了治療時間，結果高燒40℃，但依舊繼續工作，直到昏迷，聶帥連忙將他送到香港救治，他醒來後不顧自己身體，第一句話卻問：“有鄧穎超消息嗎？”可見，他一直將鄧大姐當成最親的人。

在一個三八婦女節時，鄧大姐正在座談會上演講，女孩子讓她講和周公的愛情故事。鄧大姐聽了後，當場背了首周公寫的情書，讓人直觀感受兩人的革命愛戀。不過此時已過去20多年，鄧大姐卻能準確又深情的背下來，這讓人詫異，她是如何銘記那麼長時間的？鄧大姐說：“因爲愛啊，正是那份深沉的愛戀讓她將周公寫的所有書信都能熟記於心。”

1947年3月，國民黨加大了對陝北、山東戰區的攻擊，中央撤離延安，周公、毛主席任弼時留在陝北繼續指揮作戰，這一年中秋，周公儘管公務繁忙，還是抽空給鄧大姐寫了一封信。當時鄧大姐正在晉察冀邊區進行土地革命，平日裏入住老鄉家裏，拿到情書時，祕書楚平打趣道：“大姐的情書啊！”鄧大姐說這是形勢報告，哪來的情書啊？楚平指着“對月懷人”等字說，這不是情書是啥啊？

1954年，周公率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此時國內的海棠花正值開放，周公一直很喜歡，鄧大姐趕緊壓了一枝花和一片紅葉，寄給了遠方的丈夫，表達了自己的思念。周公收到後，託人將日內瓦的特產芍藥花、玫瑰花送了回來，見證了彼此永恆的愛情。

50年代時，因兩人工作時間不同，每當鄧大姐休息時周總理纔開始工作，此時周公路過臥室時總會特別小心，生怕驚醒了鄧大姐。

1960年，鄧大姐因身體不適去協和醫院手術，當時周公的外事活動已全部滿檔，抽不出時間看望，在手術那天周公讓工作人員和醫生聯繫，及時瞭解鄧大姐的身體。一次去機場接外賓時，周公順道去了醫院看望，鄧大姐聽了後很感動，讓他好好工作，注意身體。

1972年周總理得了癌症，1974年住院，鄧大姐每天都要去醫院看望丈夫，手術時也會守在門外。即便這樣，她也沒有放下手頭的工作。

領養革命後代

新中國後，曾有人建議周總理另娶妻子繁衍後代，鄧大姐也勸他再娶一門。周公聽了後很是生氣：“憲法規定是一夫一妻，我是國務院總理，如果我這麼做，豈不是亂套了，別人都來學我、罵我怎麼辦？”還有一次，周公表姐遺憾表示：“可惜你們沒個孩子。”周公反駁道：“誰說沒，我們有十個呢！他們父母因革命犧牲，我們就是他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