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无据，兵压王口

咸丰三年十二月底（1854年1月），北伐的太平军在驻守独流、静海等处后，时值寒冬，迟迟等不来援军，面对清廷大军靡集，不得不自静海分兵向西南进入大城县境内（今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这次退兵大致是沿着子牙河逐步南撤的。到咸丰四年正月初八（1854年2月5日），太平军北伐部队完全撤离静海、独流一带。

太平军的这次军事调整属实有些意外，当时太平军一直是处在一种防守的状态，活动区域受限，而外围的清军却是不断增防四周，形成合围之势。在兵源、补给得不到持续有力保障的情况下，无异于画地为牢。

在太平军援军迟久未至之时，林凤祥、李开芳或许对局势的发展有些焦虑不安，也有可能是未雨筹谋，早做准备，不时派出人马前往北京方向进行探查情况。而清政府临时在京城以及周边地区成立的京城巡防处，就负责强化治安，审理叛逆案件，俘获了不少太平军将士，甚至还有女太平军战士。根据清政府《京城巡防处奏审录王二格供词折》《文瑞、乌尔棍泰奏审录杨长儿供词折》等资料记载，太平军曾在咸丰三年十二月上旬时，派出人马到固安、通县等地探听清廷军事部署情况。

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初（即1854年1月），太平军开始主动出击，第一选择地点是静海正西的王家口以西（今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清代属大城县），梁头镇附近。根据当时清军僧格林沁、胜保所部的手下将领多份奏报，在咸丰三年（1854年1月27日至1月30日）十二月二十九至正月初二，太平军曾多次组织三、四千人规模的军事行动，由静海向西，以图在王家口东部的村镇撕破清军防线。其中，夺取清军经文岱驻防的于家庄（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于家村），庆祺驻防的孙家庄（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孙庄子村）、梁头村（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东河头（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东河头村），德坤、邱联恩驻防的李庄子（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李庄子村）以及贾口（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东、西贾口村）等地。这些村落均位于今天的静海区梁头镇境内，北连独流镇，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绵延近十公里的战线。

太平军在静海以西与清军对峙地图

此时，清军虽不能完全判定太平军会由此突破西进王家口，但胜保还是有所防备，他在咸丰四年正月初四（1854年2月1日）向咸丰皇帝奏报称：“查王家口为西路要隘，其地四通八达，西可至文安、任丘，西南可至大城，南可至青县，北可至雄县。人烟稠密，积粮甚多。贼觊觎已久，设有疏虞，贼焰复张，剿办更须时日”。于是，在咸丰皇帝的再三催促下，直到太平军全面南撤的前三天（咸丰四年正月初六，即1854年2月3日），此前一直不肯推进的僧格林沁才率一千骑兵至静海西面的王家口，胜保则命此前在王家口的瑞昌部属的人马移兵子牙镇，他本人则在东北方向的良王庄，觊觎进兵独流。

为什么咸丰皇帝后来如此重视王家口方向，说明清廷可能判断出了太平军西进突围的意图。在苏双碧的《论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一章节提到太平军在静海、独流期间，一直在为援军会师后进攻北京做着准备。在攻打天津受阻后才改变战略方向，在其引述的《僧格林沁咨呈审录王自发供词文》中，被俘的太平军北伐队伍战士王自发在供词里提到“现在众头目商议，天津既不能破，意攻扑王家口后直奔保定，仍要北犯。”

《畿辅通志》记载，“僧格林沁于初六日抵王家口，初九日静海等处逆匪全股扑至，因见我兵有备，遂向西南逃窜。”

显然，清军在王家口加强了兵力部署，这使得太平军在受到阻击后行动计划又发生了变化，开始折向西南方向。

遇挫南返，无心恋战

清军方面，自太平军北上以来，胜保原本一直是冲锋在先，后来接替讷尔经额担任钦差大臣办理直隶省军务，节制各军统筹进剿，担任前路。在太平军进逼深州后，咸丰皇帝又命御前大臣、科尔沁札萨克多尔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专为“屏蔽京师”，会同胜保进剿，担任后路。二人各有所重，但关系不睦。但从太平军开始撤退后，僧格林沁反而担任了突前追剿队伍。

《大城县志》记载“四年正月初九日，粤贼南窜，沿河一带多被蹂躏。”这里的河就是指子牙河。这时，僧格林沁是“帅师追剿”，身处东北方向的清军统帅胜保本人却落在了后面，而后他又西趋。

《畿辅通志》中记载，僧格林沁部是战绩赫赫，太平军在进入大城县境后，他连日督兵跟踪进击，“自子牙镇至张家庄六十余里，贼尸枕藉，约毙长发贼千余名，生擒一百七十余名。”此后更是“飞饬追兵前进”。可见，这时的僧格林沁从大城县就与太平军北伐队伍交上了火，并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政策。与此前在河南、山西、直隶时相比，清军从只敢尾随不敢进攻转变成了强追，这也是双方战略优势转变的一种反映。

太平军静海南撤束城路线图

在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文瑞在呈报给绵愉的呈文中称，僧格林沁于“初九日（2月6日）誓师出队，往前追逐，贼匪披靡，并无斗志，尽力追杀无数，天明至白洋桥。此百余里，贼尸遍野，可称大胜”。

这时的僧格林沁的士气正旺，而太平军是无心恋战。撤退中，太平军沿途抛弃衣物等辎重，以利速退。《清通鉴》中记载，太平军途中“兵士脚多冻裂，伤亡颇众”。

但不能忽视的是，太平军开始南撤后虽然有大幅减员，但还不至于完全溃败。在苏双碧的《论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认为“1853年10月北伐军到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时，大约有四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与僧格林沁的一千名骑兵交战的仅仅是落后的太平军后队。根据僧格林沁在正月二十日的奏报，他在沿途之上剿灭太平军两千余人，当然这只是战斗减员的粗略统计，还不包括掉队、逃跑之人，太平军的实际减员数量肯定大于此数，但应该不至于伤了元气。

根据《大城县志》（光绪）中的记载，太平军南撤后，县内富豪乡绅曾刘庆藜、赵象峰、刘彬、邓天一、杨凤墀等，也曾率领团练乡勇狙击太平军，并为尾随追击的僧格林沁部提供粮饷。如刘庆藜，书中记载“僧亲王围贼于束城镇，公率勇送草料数十车，亲王大悦。”而赵象峰自“咸丰三年冬……公鸠集乡邻，出粟出金，同心团练，以卫闾阎，民皆安堵无恐。次年正月……公又捐金若干以助兵饷。”邓天一在“咸丰四年正月初九日，粤逆林凤翔、李开芳等，由天津静海县溃围南窜，忠亲王帅师追之，至白洋桥，日已夕矣，辎重未至，大军皆饥，公亟出米六千余石赏军，忠亲王大悦，士饱马腾，遂杀贼无算。”

据守束城，战局转败

此后，数万太平军又由大城县留各庄（建国前原属河间）退至河间府束城（今河间市束城镇），及至咸丰四年正月初十（1854年2月7日），太平军前队占据了束城及其周围的马房、徘徊、高辛庄、管德庄、刘九村等5个村庄，这里距离静海已经有七、八十公里。

时值天气寒冷，冰雪塞途，伤亡颇多，太平天国北伐队伍的命运至此真正到了一个紧要关头。

在刘民山的《论北伐太平军束城之战》一文中，他分析认为太平军对北方冬季气候估计不足，因清军沿途追剿势头强劲，士兵掉队、死伤、逃亡现象严重，这使得太平军不得不暂时选择休整地点，到达束城时估计有两万人左右。林凤翔、李开芳之所以决定选择束城，是因其周围树木丛杂，村庄稠密，适合建造土垒木城。

看到太平军的颓势，一直尾随的清军推进速度也非常快，各路人马也开始向此地集中，对束城形成包围，清军开始掘壕挖沟，设置木栅、鹿角各种障碍，太平军则依靠营垒施枪放炮，杀退清军。

咸丰四年正月十三日（1854年2月10日），从独流到霸县（今天河北霸州市）到任丘（正月十二日到达）绕了个大圈子的胜保也南下赶来与僧格林沁会合。

据文瑞在呈报给绵愉的呈文（正月十五日）中所述“现在贼之向往，似不过保定、河间两路”，应该说这时的清军基本上判断出了太平军的意图。

清军绘制的太平军北伐部队束城被围图

其实在太平军整个北伐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出，太平军多是在运动战中取胜，而在阵地战中与清军交战，是很难占优的。而这时，在束城周围的清军与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有所翻转，清军在数量和军事装备上已开始占上风。根据清廷的官方文件显示，先期运抵束城的大炮有三尊，后续还有火器陆续运到，并“密饬各营于二十六日齐队进攻”。

在清廷回复僧格林沁的谕旨中显示，他是正月二十六日（1854年2月23日）督兵先进攻束城村，结果是“逆匪坚匿不出，复折赴徘徊村会同胜保督兵进攻。达洪阿带领健锐、火器等营及古北口官兵、天津壮勇攻其西南，天津、固原官兵及四川、山东、河南练勇攻其东北”。此役中，达洪阿率军拆毁太平军的鹿角等障碍，太平军一度从村中杀出，而束城村方向，也有数千名太平军杀了出来，双方战成一片。外围天津、固原的清兵向太平军施放连环枪炮；瑞麟组织清兵用铜炮进行攻击；培成率马队从西面攻剿，步兵随后跟进；在束城北侧攻出的太平军，在桃园村附近被西凌阿所部清兵放劈山炮击溃；黑龙江、察哈尔马队由两翼进行截杀；另有进攻束城东北王村的太平军也被总兵孔广顺率部狙击。

不过，此役中太平军也取得一定胜利，击杀了清军火器营正参领恭讷春，在杜九村驻防的清军西安右翼副都统双成被太平军趁夜抄了营盘。

在次日（正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还从束城南下，进攻清军在尊祖庄的营盘，结果被清宫的吉林马步两队官兵以火枪击溃，又转向念祖村，又跟善禄带领的清军遭遇。

应当说，这一时期太平军的作战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在清军四面环攻、装备占优的情况下，仍然能固守束城各村，并不时与清军交火。双方虽各有伤亡，但毕竟这支太平军久经沙场，其后到正月二十九日、二月初一，太平军还曾多次组织人马袭击清军营盘，而僧格林沁则一心想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对太平军实行一网打尽，在迟迟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开挖深壕以资围困”。

清政府上层对此也非常焦急，翻阅咸丰皇帝给大臣的谕旨中，经常可以看到“断不准再有延误”“焦急殊深”“朕心实深焦灼”等字眼。对于束城，咸丰皇帝认为：

“束城各村地方褊小，积谷无多，且闻贼匪所搭木垒半用树枝支架，必不能十分坚固，趁此进剿，自易歼除”。

在他给僧格林沁、胜保的谕旨中曾指出：

“且束城等村，与独流之可以负固久据者迥异，何以不能逼近贼垒？是否该贼又经筑有木城，该大臣等匿以不闻？即徘徊村贼营逆匪，于墙孔施放枪炮，该处墙垣，不过民间住户砖土矮墙，何至坚固若此，难以攻破？东西两路分兵叠进，该逆均得由束城分股接应，该大臣等所谓智取者何在？披阅详图，各营盘相距贼剿较远，且朕闻僧格林沁、胜保大营与贼营不近。”

虽然面对着是农村的土墙瓦房，但不管皇帝怎么下旨，无论是僧格林沁还是胜保，却还是迟迟打不破太平军的营垒。

在咸丰四年二月初四（1854年3月2日），在咸丰皇帝给僧格林沁的谕旨中显示，清廷已经掌握了驻守束城的太平军内部情况，“据现获奸细供称，贼因粮食将尽，有欲于数日内他窜之语”。不仅如此，对于这时的太平军，清军内部还一度讨论进剿计划，一是“设伏诱贼出剿，分股截杀”，二是采取“移营逼近贼巢，拼力攻击，使逆匪无路逃窜”等作战方案。

无论是截击还是长围，不能主动歼灭太平军，咸丰皇帝自然不会高兴，对僧格林沁等人仍是一顿痛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借口冰雪消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其实，对于太平军而言，同样是不能再在束城坚守了，长久的阵地战只会消耗自己的实力，而贸然突围转移也会遭受清军的跟进围剿，特别是清军在四面挖壕准备合围（此时，束城东南面有积水，清军还未挑挖，准备伐树筑栅），在补给缺乏的情况下，唯有尽早择机突围才有希望。

及至咸丰四年二月初九（1854年3月7日），太平军趁着雾天由东南方向的小礼文村（今河间市尊祖庄镇东小里文村）至念祖庄一带涉水突围，驻扎在小礼文的副都统双龄没能防住，驻守大礼文的兖州镇总兵德坤、三屯游击格洪阿追赶不及时，使得太平军成功突防。

太平军束城突围图

随后，僧格林沁带西凌阿、培成、达洪阿等率部追击，追至念祖桥后，太平军因此桥已被清军拆毁，于是分兵六百余人狙击清军，剩下的人马继续沿子牙河堤向西南撤退，至献县境内的边马桥附近成功渡河，从而结束了在束城的战斗。

总得来说，太平军在静海南撤后，基本上是采取了主动退防的战略，并未过多与清军纠缠，但因在天气寒冷、减员严重、补给装备缺乏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也给这支太平军打上了“败逃”的印迹。束城作为林凤翔、李开芳选择的南撤过程中暂时休整的第一个据点，自1854年2月7日据守至3月7日突围，前后一个月的阵地战，牵制了大批清军，充分说明了这支太平军的战斗力之强。但此后太平军在清军的连续追剿下，从献县再至阜城，每次扎营筑垒与清军展开阵地战，终未能摆脱困境，直至败没。

（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各自媒体平台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