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慢性肾脏病，曾经我们束手无策。袁世凯、梁启超等近现代风流人物，虽拥有当时最顶级的医疗资源，面对肾脏病却也无可奈何，最终抱憾离世。

免疫时代

20世纪上半叶是慢性肾脏病理论的孕育期，发现了免疫与肾病之间的深刻关系，而将免疫治疗付诸实践，则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1950年激素药一鸣惊人，慢性肾脏病的治疗进入“免疫时代”。

随后，60年代的环磷酰胺和硫唑嘌呤、80年代的环孢素和他克莫司、90年代的吗替麦考酚酯、新世纪的利妥昔单抗，陆续进入肾内科。

免疫抑制剂（包括糖皮质激素、经典的免疫抑制剂、单抗类靶向药）是慢性肾脏病领域的第一批弄潮儿，至今仍在发光发热。

降压时代

免疫治疗不是万能的，或是因为副作用大，或是因为费用高昂，都是不得已才用。

20世纪80、90年代，普利/沙坦类药物证明了“降低肾小球内压”的护肾作用。更重要的是使用“门槛”低：绝大多数慢性肾脏病患者均可使用、绝大多数慢性肾脏病患者没有明显不良反应。无与伦比的“亲和力”，使其成为慢性肾脏病治疗的基础药物，带来了“降压时代”。（此降压非彼降压：不止是降系统血压，更重要的是降肾小球内压）

21世纪20年代伊始，降压时代焕发第二春：列净类药物进入肾内科。

被给予厚望的列净类药物，能在肾内科爆发出多大的能量？未来二十年，我们拭目以待。

抗纤维化时代

各个脏器的病变，包括肾脏病变，发展到后期都殊途同归：纤维化。

纤维化，意味着肾组织的死亡；抗纤维化，意味着对抗死亡——这项任务绝非易事。

普利、沙坦、列净，都是慢性肾脏病领域里程碑式的药物，但都只在抗纤维化上迈出了一小步。

但“抗纤维化时代”还未真正到来，这条路要攻克慢性肾脏病，必须迈出一大步，尚未到来的一大步。

这一步，已经抬脚了（比如CRV431），但能否成功落地、何时成功落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肾脏病学的发展，已经将近200年，从免疫，到降压，再到抗纤维化，形成了3大主旋律。

如果未来有一天，慢性肾脏病宣告初步攻克，那么将会是三者中的哪一条路？亦或是另辟蹊径？

未来的时代会告诉我们答案。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