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金瑜比拉姆幸運，她有能力把自己的遭遇向公衆講述出來成爲公共事件，真正生長在貧困地區的無數個“拉姆”，卻沒有這樣的能力與資源。

文 |《財經》新媒體主筆 十年砍柴

編輯 | 蔣詩舟

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記者馬金瑜的遭遇近兩日刷屏了，使我想起唐代詩人韋莊所寫的這首詞《思帝鄉》。讀這首詞時我還是個高中生，當時對詞中描摹的女子對愛情那種義無反顧的姿態很是欣賞——只要嫁給喜歡的少年，就算以後被他休掉了，我也無怨無悔。

年歲漸長，明白了這種文學式的表達可以從美學上欣賞、效仿，但如果用在生活中，十有八九是悲劇。

馬金瑜的人生遭遇是韋莊詞中那位女性的現實版。她的遭遇受到這麼大的關注，除了“家暴”這種行爲深爲公衆所痛恨的原因外，更由於這個事件充滿着衝突劇烈、反差巨大的戲劇性元素。

馬金瑜名校畢業，在當時的頭部媒體《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先後供職，在北京、廣州這類一線城市生活多年，她對不同生活經歷、受教育水平帶來的文化差異應該有起碼的瞭解，但她選擇嫁給了青海草原一位沒讀多少書的男性青年，且和他生了三個孩子。這種對“詩與遠方”的嚮往帶來的卻是陷入深淵的痛苦。

作爲一名曾經的優秀記者，馬金瑜對文本的操作能力很強，她那篇《另一個“拉姆”》自述文章從行文到標題，很吸引眼球，一發出來就產生巨大的傳播效應。

隨着信息一點點披露，馬金瑜的那個文本以及她以往的一些言論受到某些人的質疑和批評。比如說她於文中自述遭遇家暴的某個時間點，正是她在一所大學演講時鼓勵女學生爲愛情哪怕是懸崖也要勇敢地跳下去；再如她的丈夫扎西是一個藏族化的漢人，真名叫“謝德成”。亦有人說馬金瑜丈夫的父母分別爲漢族、藏族，他戶口登記上劃歸爲藏族符合法律規定——這只是無關緊要的信息。謝德成對記者講述他只打過馬金瑜一次，且馬對他也有過暴力行爲。馬金瑜在草原上創業開微店失敗欠了一屁股債的事也被爆出來，她的幾個前同事公開發文籲請對她伸出援手。

我很討厭“反轉”這個詞，而且我不認爲馬金瑜的事有什麼反轉。一個人自述遭遇只講對自己有利的，乃人之常情。她被家暴了，哪怕並沒有她自己講述的那樣頻繁、嚴重，她也是受害者，家暴她的丈夫依然應該受到必要的處罰。司法機關在調查取證時，當然應該實事求是，讓加害人罰當其罪，不能被受害者的敘述左右。公衆抓住自述者某些不準確的細節不放，就是對完美受害者的苛求。

馬金瑜已經爲自己錯誤的人生選擇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整個事件中，她是最可憐的，面對公衆講述自己被家暴的經歷，等於徹底否定自己當初的選擇，這對一位曾經不無傲嬌的知識女性來說，其精神上受到的打擊不亞於肉體曾經歷的痛苦。她的前同事希望爲她提供幫助，求助於朋友圈和社會，出發點是善意的。對馬金瑜的遭遇，即使不表達同情，提供幫助，也不應奚落、指責。因爲馬金瑜沒有傷害到誰呀，如果對她的講述感到不舒服，那就不關注這事就行了。

我認爲如果公衆過多地討論馬金瑜個人的選擇錯誤，是關注點嚴重失焦，使這一事件的公共價值被消減。受過高等教育的聰明人犯暈，在重要的人生選擇上出錯，最後帶來災難性後果，古今中外的例子不少，馬金瑜不過是其中之一，誰又能保證自己一輩子不犯類似的錯誤？

這一事件應該促使公衆關注的是無數承受家暴而不能發聲的婦女，在欠發達的西部鄉村和牧區，這樣的女性更多。馬金瑜在其文中提到了當地文化中存在的男尊女卑、丈夫家暴妻子的惡劣因素。所以當馬把自己比擬成另一個“拉姆”時，不少人表示不快，認爲拉姆是生長在那樣的環境中，嫁給一個人渣是迫不得已，而馬金瑜是主動選擇，沒有可比性。

我覺得這個標題只是爲了傳播用的一種修辭手法，並不是在消費已經死去的拉姆，不必求全責備。也正因爲如此，馬金瑜比拉姆幸運，她有能力把自己的遭遇向公衆講述出來成爲公共事件，她有更多的資源逃離原來的生活環境，並獲得前同事和朋友們的幫助。真正生長在貧困地區的無數個“拉姆”，卻沒有這樣的能力與資源。

我在2月3日發表的文章《超越功利視角來看“春運母親”》中以涂爾幹的“社會事實”理論解釋這種現象。“巴木玉布木從小生活在貧窮、封閉的大涼山彝族社會里，特定的文化就像一張無處不在的網，對她的生活具有強大的作用。她沒有讀書，長大十七八歲就出嫁，嫁到婆家後就不斷地生娃。在都市的同年人看來不可思議，可能會問一句‘爲什麼不反抗這樣的命運’，而在巴木玉布木生活的那個環境裏，這樣的人生道路實在太尋常了。”

嫁到草原的馬金瑜亦不免於家暴，那麼其他土生土長的女性呢？馬把自己的遭遇講出來，公衆關注了，當地警方和婦聯開始調查了，可那些幾乎失語的受害者，因爲沒有話語權就只能默默承受，又有誰去關心她們去幫助她們呢？這纔是馬金瑜事件所引發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具有公共價值。

馬金瑜的遭遇再一次揭示了一個常識：市場經濟和城市化使人特別是女性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家暴是一種社會毒瘤，不僅限於丈夫家暴妻子，也包括妻子家暴丈夫、父母家暴孩子、成年子女家暴老弱的父母。即使在經濟發達、文明開化的大都市譬如好丈夫比例較高的上海和成都，仍然會有丈夫家暴妻子的現象，因爲個體是千差萬別的。但總體說來，越是經濟發達、居民生活較好、文明程度高的地區，女性和孩子的生活狀況也就更好。

不發達地區的婦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最佳的路徑不是待在當地被動地接受幫助，更應該主動走出來，就像“春運母親”巴木玉布木那樣——說白了就是離鄉進城，去更發達的地區生活。如果拉姆和幾年前服毒自殺的甘肅康樂縣的婦女楊改蘭能早早進城就業、生活，大概率是可以避免悲劇的發生。離鄉進城當然要具備較強的生存能力，必須接受相應的教育，市場經濟能給她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這些纔是政府和全社會最需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