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如意》，一个喜庆的名字。

但它讲述的故事，却是另一番景象。

导演，大鹏。

就是那个演《屌丝男士》，拍《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的大鹏。

这次，他带着一个颠覆自我的作品，重回大银幕。

首映礼上，观众问他：身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大鹏不知如何作答。

这篇文章，我想代他说一个可能的答案。

01

《吉祥如意》由两部短片组成，前者《吉祥》是一部伪装成纪录片的剧情片，讲一个阔别家乡多年的女子，回到东北的农村老家，遭遇家庭变故，并重新面对旧日伤痕；后者《如意》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吉祥》的创作过程。

两部分加起来，刚好构成了一部电影的“台前幕后”。

台前，我们尽情入戏；幕后，我们重启思考。

这样一种结构，让人想起之前大热的日本电影《摄影机不要停！》，同样是把一部电影的台前幕后通通端到观众面前，以一种祛魅、解构的姿态，诉说了创作的不易。

而《吉祥如意》显然没有这份创作者的自恋或自怜，它也并没有一定要表达什么的野心，反而是在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下，给观众提供了新鲜的观感。

02

先说《吉祥》。

这部获得2018年第55届金马奖最佳短片的作品，确实颠覆了我对于大鹏的既定想象。它一点也不喜剧，甚至连荒诞都没有，它只是如实地记录了东北一家人的一个糟心的春节和一段无解的宿怨。

年迈、硬朗的奶奶突然病重，陷入昏迷。与她相依为命的傻儿子“吉祥”成了一家人的负担。

吉祥的女儿丽丽在城市打拼，十年未归，这次她回到家乡，重新被拖进亲情的漩涡之中。该如何安顿父亲，如何面对这些遥远的亲人，成了她一直回避又终将面对的课题。

理所当然地，她遭受着埋怨。特别是一直照顾吉祥的二叔二婶，自然是一肚子不满。

但从亲戚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了解到事实的另一面。吉祥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事业有成又顾家，当上油田的保卫科科长后，他帮二哥一家人办了城市户口，又把小弟从边远地区调回了家乡。用老大的话说：“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应该说，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是最大的。”

这个所谓“后来的事”就是吉祥生了一场大病，烧坏了脑子，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傻子”。

妻子与他离婚，带走了女儿丽丽。那一年，丽丽只有15、6岁，尚处在一个无法苛责的年纪。后来，她在城市打工、结婚、生子，与农村的父亲和亲戚们日渐疏远。

这个故事看似是个案，其实一点也不陌生。每个从家乡出走，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心境。他们被夹在现代都市与故乡熟人社会的夹缝中，一边享受着自由与孤独，一边体味着亲情与束缚。

两个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转逻辑，而丽丽选择逃避故乡，这里面当然有自私的成分，但同时也有无奈和无措。而这一次回来，她所逃避的一切轰然而至，以数倍于从前的力量袭来。

饭桌上，刚刚送走老人，难得团圆的一家人吃着年夜饭。如何安顿“吉祥”成了一家人最棘手的难题，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埋怨、委屈、咒骂，借着酒劲儿，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这场戏极为震撼，因为真实，因为大部分人都在扮演自己，也因为这些话都是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腹语，远胜于剧本上的精巧对白。

最终，丽丽跪在床上，流着泪，给亲人们磕头。隔壁，电视屏幕上闪着雪花，屋子空荡荡的，吉祥已不知去处。

一个中国式家庭的典型故事，他们的关系迫近到难分彼此，于是是非对错也不再分明，通通搅在一起，在表面的“吉祥”下织起暗网，勾连着怨怼。但最终，仍然要靠对于亲情的重申来化解一切。

于是问题被再一次搁置，成了永久的羁绊。

这是《吉祥》为我们呈现的。

它如此真实、残忍，令人不忍直视又入戏极深。

03

随着镜头拉远，我们跳脱于屏幕之外，进入了《如意》的语境。只见大鹏站在台上，面对观众的问题，不知如何作答。

观众问他：“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短片？”

这个问题极具代表性。

它一方面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成见，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了《吉祥如意》真正想要触摸的问题：究竟，创作与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真能从艺术作品中找到生活的答案吗？

在《如意》中，我们见证了“生活”对于“创作”的两次颠覆。

第一次，是姥姥的意外去世。

原本，大鹏只是想拍摄一部关于姥姥过春节的短片。他没有事先设计剧本，而是想以半即兴的方式来呈现一段亦真亦假的生活。却不想，生活跟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就在开拍前几天，姥姥突然陷入昏迷，使得原本的拍摄计划彻底落空。于是大鹏转变思路，转而以三舅吉祥为拍摄对象，并让演员刘陆扮演三舅久未归家的女儿丽丽。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版《吉祥》。

大鹏说，他拍的是“天意”。

确实如此。

当他决定了这样一种即兴的创作方式后，他就得接受生活给他的一切馈赠。这时，上天的意志已经大过了创作者的意图。这也是《吉祥》的动人之处，它拍出了一种命运的无常，一种失控的必然，以及人只能选择仓促的接受。

而另一重生活对创作的颠覆，则来自于：丽丽真的回来了。

远在北京的她，或许是想回来见奶奶一面，或许只是听说表弟要拍一部电影而感到好奇。不管怎样，她回来了，与扮演她的演员刘陆共处于同一空间，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线。

更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惊讶地发现真实的丽丽与《吉祥》中刘陆扮演的丽丽竟是如此不同。

在状态上，“假”丽丽始终是沉默而疏远的，与这个久未谋面的家有着深深的隔阂；而“真”丽丽恰恰相反，她并不哀怨、沉重，反而对一切应对自如。

在与父亲吉祥的相处中，“假”丽丽显得茫然无措，她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交流；而“真”丽丽却可以轻松地与失智的父亲交谈，甚至还开起了玩笑。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饭桌上的那次争吵之中。

“假”丽丽入戏过深，倍感愧疚，痛哭着给亲戚们磕头，而那时“真”丽丽在干什么呢？

只见镜头一转，她正一个人站在角落，低头玩着手机。

你可能会问，这是一次无言的责备吗？是大鹏借由镜头在批判表姐的冷漠吗？

当然不是。

那是在说什么？

它其实在用一种“间离”的方式，提醒每个观众：创作与现实的差距从来都是巨大的。

当演员刘陆拿到丽丽这个角色时，她开始在头脑中构建丽丽的形象。

她要为这个角色建立合理的动机，设计恰当的神态和行为。于是在《吉祥》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创作的结果——一个疲惫的、钝感的以及心怀愧疚的女儿的形象。

可是随即在《如意》中，这一形象被彻底打破。原来，真实的丽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她可以更轻松地面对一切，并且，她的愧疚也并不是那样多、那样深刻。

前者，是一种“合理”的“假”，而后者，是一种“难于理解”的“真”。

在两者的并置中，我们得以看到创作的局限与现实的复杂性。

我们总是期待从生活中提炼出一种通向真理的路径，并用创作将其合理化，但实际上，真实的生活从来都是难以捉摸的。

就像姥姥昨天还谈笑风生，今天已不省人事。

就像饭桌上的刘陆用“磕头的动作”为一场争吵提供了想象中的和解，而一旁的丽丽只是在兀自玩着手机。

就像刘陆忍不住质问丽丽：“我还是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十年都不回家？”

这个问题等来的，也只能是沉默。

因为创作可以提供合理的设想和简单的答案，但生活却不能。

于是沉默成了最后的答案，因为只有“不说”，才能容下生活的“千言万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位观众的问题：一个商业片导演，拍这么残酷的现实，这合理吗？

而大鹏拍这部电影，就是要告诉我们：“合理”很多时候只是人类的妄想。

也只有明白这点，你才能抱着即兴的生活态度去接纳生活的给予。

罗伊·施耐德说：电影有三类，写好的，拍好的，剪好的。

很显然，生活比这难多了。

真实的生活潜在创作之下的一个更为混沌、随机的现实里，并不总令人满意，却也偶尔给人惊喜。

《吉祥如意》就是这样一个写满遗憾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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