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如意》，一個喜慶的名字。

但它講述的故事，卻是另一番景象。

導演，大鵬。

就是那個演《屌絲男士》，拍《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的大鵬。

這次，他帶着一個顛覆自我的作品，重回大銀幕。

首映禮上，觀衆問他：身爲一個商業片導演，爲什麼要拍這麼一部電影？

大鵬不知如何作答。

這篇文章，我想代他說一個可能的答案。

01

《吉祥如意》由兩部短片組成，前者《吉祥》是一部僞裝成紀錄片的劇情片，講一個闊別家鄉多年的女子，回到東北的農村老家，遭遇家庭變故，並重新面對舊日傷痕；後者《如意》是一部紀錄片，記錄了《吉祥》的創作過程。

兩部分加起來，剛好構成了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

臺前，我們盡情入戲；幕後，我們重啓思考。

這樣一種結構，讓人想起之前大熱的日本電影《攝影機不要停！》，同樣是把一部電影的臺前幕後通通端到觀衆面前，以一種祛魅、解構的姿態，訴說了創作的不易。

而《吉祥如意》顯然沒有這份創作者的自戀或自憐，它也並沒有一定要表達什麼的野心，反而是在這種無慾無求的狀態下，給觀衆提供了新鮮的觀感。

02

先說《吉祥》。

這部獲得2018年第55屆金馬獎最佳短片的作品，確實顛覆了我對於大鵬的既定想象。它一點也不喜劇，甚至連荒誕都沒有，它只是如實地記錄了東北一家人的一個糟心的春節和一段無解的宿怨。

年邁、硬朗的奶奶突然病重，陷入昏迷。與她相依爲命的傻兒子“吉祥”成了一家人的負擔。

吉祥的女兒麗麗在城市打拼，十年未歸，這次她回到家鄉，重新被拖進親情的漩渦之中。該如何安頓父親，如何面對這些遙遠的親人，成了她一直迴避又終將面對的課題。

理所當然地，她遭受着埋怨。特別是一直照顧吉祥的二叔二嬸，自然是一肚子不滿。

但從親戚們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也瞭解到事實的另一面。吉祥原本是家裏的頂樑柱，事業有成又顧家，當上油田的保衛科科長後，他幫二哥一家人辦了城市戶口，又把小弟從邊遠地區調回了家鄉。用老大的話說：“如果沒有後來的事，應該說，他對這個家的貢獻是最大的。”

這個所謂“後來的事”就是吉祥生了一場大病，燒壞了腦子，成了一個神志不清的“傻子”。

妻子與他離婚，帶走了女兒麗麗。那一年，麗麗只有15、6歲，尚處在一個無法苛責的年紀。後來，她在城市打工、結婚、生子，與農村的父親和親戚們日漸疏遠。

這個故事看似是個案，其實一點也不陌生。每個從家鄉出走，到城市打拼的年輕人，都有着相似的心境。他們被夾在現代都市與故鄉熟人社會的夾縫中，一邊享受着自由與孤獨，一邊體味着親情與束縛。

兩個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運轉邏輯，而麗麗選擇逃避故鄉，這裏面當然有自私的成分，但同時也有無奈和無措。而這一次回來，她所逃避的一切轟然而至，以數倍於從前的力量襲來。

飯桌上，剛剛送走老人，難得團圓的一家人喫着年夜飯。如何安頓“吉祥”成了一家人最棘手的難題，爭吵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埋怨、委屈、咒罵，藉着酒勁兒，一股腦地傾瀉出來。

這場戲極爲震撼，因爲真實，因爲大部分人都在扮演自己，也因爲這些話都是憋在肚子裏幾十年的腹語，遠勝於劇本上的精巧對白。

最終，麗麗跪在牀上，流着淚，給親人們磕頭。隔壁，電視屏幕上閃着雪花，屋子空蕩蕩的，吉祥已不知去處。

一箇中國式家庭的典型故事，他們的關係迫近到難分彼此，於是是非對錯也不再分明，通通攪在一起，在表面的“吉祥”下織起暗網，勾連着怨懟。但最終，仍然要靠對於親情的重申來化解一切。

於是問題被再一次擱置，成了永久的羈絆。

這是《吉祥》爲我們呈現的。

它如此真實、殘忍，令人不忍直視又入戲極深。

03

隨着鏡頭拉遠，我們跳脫於屏幕之外，進入了《如意》的語境。只見大鵬站在臺上，面對觀衆的問題，不知如何作答。

觀衆問他：“作爲一個商業片導演，爲什麼要拍這麼一部短片？”

這個問題極具代表性。

它一方面問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成見，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了《吉祥如意》真正想要觸摸的問題：究竟，創作與生活有着怎樣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們真能從藝術作品中找到生活的答案嗎？

在《如意》中，我們見證了“生活”對於“創作”的兩次顛覆。

第一次，是姥姥的意外去世。

原本，大鵬只是想拍攝一部關於姥姥過春節的短片。他沒有事先設計劇本，而是想以半即興的方式來呈現一段亦真亦假的生活。卻不想，生活跟他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就在開拍前幾天，姥姥突然陷入昏迷，使得原本的拍攝計劃徹底落空。於是大鵬轉變思路，轉而以三舅吉祥爲拍攝對象，並讓演員劉陸扮演三舅久未歸家的女兒麗麗。於是纔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版《吉祥》。

大鵬說，他拍的是“天意”。

確實如此。

當他決定了這樣一種即興的創作方式後，他就得接受生活給他的一切饋贈。這時，上天的意志已經大過了創作者的意圖。這也是《吉祥》的動人之處，它拍出了一種命運的無常，一種失控的必然，以及人只能選擇倉促的接受。

而另一重生活對創作的顛覆，則來自於：麗麗真的回來了。

遠在北京的她，或許是想回來見奶奶一面，或許只是聽說表弟要拍一部電影而感到好奇。不管怎樣，她回來了，與扮演她的演員劉陸共處於同一空間，進一步模糊了現實與虛構的界線。

更耐人尋味的是，我們驚訝地發現真實的麗麗與《吉祥》中劉陸扮演的麗麗竟是如此不同。

在狀態上，“假”麗麗始終是沉默而疏遠的，與這個久未謀面的家有着深深的隔閡；而“真”麗麗恰恰相反，她並不哀怨、沉重，反而對一切應對自如。

在與父親吉祥的相處中，“假”麗麗顯得茫然無措，她根本不知道該怎樣與他交流；而“真”麗麗卻可以輕鬆地與失智的父親交談，甚至還開起了玩笑。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發生在飯桌上的那次爭吵之中。

“假”麗麗入戲過深，倍感愧疚，痛哭着給親戚們磕頭，而那時“真”麗麗在幹什麼呢？

只見鏡頭一轉，她正一個人站在角落，低頭玩着手機。

你可能會問，這是一次無言的責備嗎？是大鵬藉由鏡頭在批判表姐的冷漠嗎？

當然不是。

那是在說什麼？

它其實在用一種“間離”的方式，提醒每個觀衆：創作與現實的差距從來都是巨大的。

當演員劉陸拿到麗麗這個角色時，她開始在頭腦中構建麗麗的形象。

她要爲這個角色建立合理的動機，設計恰當的神態和行爲。於是在《吉祥》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創作的結果——一個疲憊的、鈍感的以及心懷愧疚的女兒的形象。

可是隨即在《如意》中，這一形象被徹底打破。原來，真實的麗麗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樣子。她可以更輕鬆地面對一切，並且，她的愧疚也並不是那樣多、那樣深刻。

前者，是一種“合理”的“假”，而後者，是一種“難於理解”的“真”。

在兩者的並置中，我們得以看到創作的侷限與現實的複雜性。

我們總是期待從生活中提煉出一種通向真理的路徑，並用創作將其合理化，但實際上，真實的生活從來都是難以捉摸的。

就像姥姥昨天還談笑風生，今天已不省人事。

就像飯桌上的劉陸用“磕頭的動作”爲一場爭吵提供了想象中的和解，而一旁的麗麗只是在兀自玩着手機。

就像劉陸忍不住質問麗麗：“我還是不能理解，你爲什麼十年都不回家？”

這個問題等來的，也只能是沉默。

因爲創作可以提供合理的設想和簡單的答案，但生活卻不能。

於是沉默成了最後的答案，因爲只有“不說”，才能容下生活的“千言萬語”。

最後，讓我們回到那位觀衆的問題：一個商業片導演，拍這麼殘酷的現實，這合理嗎？

而大鵬拍這部電影，就是要告訴我們：“合理”很多時候只是人類的妄想。

也只有明白這點，你才能抱着即興的生活態度去接納生活的給予。

羅伊·施耐德說：電影有三類，寫好的，拍好的，剪好的。

很顯然，生活比這難多了。

真實的生活潛在創作之下的一個更爲混沌、隨機的現實裏，並不總令人滿意，卻也偶爾給人驚喜。

《吉祥如意》就是這樣一個寫滿遺憾的驚喜。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