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首輔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從劉澤清揭帖中所提到“北來難民”提供的“清國攝政王所諭南朝官民示”向弘光帝報告，說：“看得虜示，是不知中國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以安彝、漢之心”；稱自己已經派“馬紹愉往督輔史可法處相機商酌”。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關重大，認爲必須讓清廷知道大明帝國已經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且“事期速舉”。這，也是北使團成立的一方面原因。而北使團三代表之一的陳洪範在《北使紀略》記：甲申九月十九日，他們北使一行已經到達了滄州，左懋第出示馬士英的主議及廷臣回覆的兩道疏本，北使衆人才知道“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名逐寇，不知（夷）踞都僭號，猖獗如此”。

話說回來，河南的局勢原本比畿南、山東地區遠要複雜。雖然大順政權早已在這塊中原地區遍設官員，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獨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復返了，大順軍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區，其他絕大多數地區已經被明朝官紳和土傑豪強以復明爲旗號所佔據。

多爾袞在穩固了對畿輔地區的統治後，才陸陸續續地在八、九月間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將南下，把勢力擴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搶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着復明旗號的河南官紳豪強聯合起來，不但可以擴大自己的統治區，也可以有效防止清軍南下，自立自強，爲日後與清廷爭天下取得先機。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經消耗了很多時間，而“定策”之後武將又得以“擁立”之功蒙受厚賞，武將的爵位和榮譽都基本到頂了，再也沒有進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復魯、豫，乃至燕京，卻是喊破喉嚨無人響應。

這麼一來，河南境內打着復明旗號的官紳土豪迫於清朝強大的壓力，紛紛被迫歸附清朝。清廷一路走來，賺得盆滿鉢滿，不亦樂乎。

時人張怡差不多是這時候夾雜在難民中南下的，記下了途中見聞：“我在過德州地界時，沿路所見，均是鄉勇團結，高舉滅賊扶明大旗。到了濟南，更有數千回民士兵自發聚合在一起，隊伍整肅，器械精好。他們疏通大河，設置崗哨，但有船隻通過，必嚴加盤查。疏通河流挖掘起來的泥土堆集在兩岸，只能步行，不能騎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圍牆，只留下一個門洞出入，防守嚴密。他們渴望南京軍隊，猶如久旱望雨。後來聽說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踊躍思效。每遇到南方來的客旅，張嘴就詢問督師史閣部的軍隊到哪兒了。如果這個時候能夠充分利用他們這股銳氣，可得數十萬義士，並且自籌糧食於民間，人自爲戰，大功可成。如果日復一日，坐失良機，將會大灰忠義之心，空隳朝食之氣，違背現有形勢，形勢就會土崩瓦解，這是誰的責任！”（“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爲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踊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於衆，人自爲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

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官紳反叛大順、恢復明政權活動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在這四海無主之日，廣大民衆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憑着一股忠心義憤、鄉勇血誠，便可以使大賊立滅，名義以新。怎奈江南衆多的執政臣宰一味熱衷於穴中鼠鬥，致使虎狠逍遙於籠外，對李自成賊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問，真是令人感嘆！”（“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於不問，可勝嘆哉！”）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動，表現出這樣一派怯懦無能的姿態。

則在很大程度上慫恿和鼓勵到了清廷要南下的決心。

而隨着中國歷史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以北京爲中心的北方地區人民的生活物資很大一部分仰賴於來自南方的漕運，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降清漢官金之俊就於甲申五月對多爾袞上言：“西北地區民衆享用的每一粒糧食都來自於東南地區的生產，自從李闖禍亂過後，東南地區的糧食運不到京師，使得北地的米價暴漲。”（“西北粒食全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以致北地之米價日騰。”）

清河道總督楊方興更是赤裸裸地說：“得不到江南地區，那麼漕運就會受阻，北方的江山根本守不住！”（“不得江南，則漕運阻矣，將何以成天下？”）

此外，降清漢官中有很多南方人士，這些人生怕出現南北朝的局面，那樣，自己將同故鄉兩隔，父母分離，也一個勁地攛掇多爾袞等清廷決策層儘快飲馬長江，歸併南北。他們整天在多爾袞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風脆弱、不堪一戰的思想。

這樣，清廷征服江南，進而統一全國的決心最終確立了。

馬士英、史可法等人曾經認爲崇禎末年陳新甲與清議和在當時是“下策”，在現在是“上策”，而實際情況卻是：崇禎末年陳新甲與清議和在當時是“上策”，而今卻已經是下策了。

多爾袞既已從王鰲永的密報中獲悉了弘光即位的消息，且又知道史可法視師江北，便於甲申年七月二十八日給史可法寫了一封信，信寫得很有意思，全文見《清史列傳》卷二《多爾袞傳》，與《史可法集》所載文字略有出入，其大意如下：

清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案前：

本王在瀋陽就聽人說過史老先生您的大名，知道史老先生您是個頗有名望的人物。這次入關破賊，與京都人士接觸，認識了您老先生的堂弟史可程，曾通過他給您老致信問好，不知信收到否。

這段時間，聽道路傳聞，說南京有人自立爲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是《春秋》之義，有賊寇不剿除，則已經故去的君王不能稱葬，新立的君王不能即位，自古以來，防範亂臣賊子，至威至嚴。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迫死了君父親人；中國臣民，居然不動一刀一槍，不發一矢一箭。當年伍子胥滅楚，楚臣申包胥痛哭於秦廷，終於感到了秦哀公，楚國得以恢復。平西王吳三桂向申包胥學習，痛哭流涕。我大清朝廷感其忠義，念及兩國世代的友誼，摒棄了近來的小嫌隙，整頓好狼虎之師，一舉驅除走了狗鼠之輩。入京之日，以國禮厚葬了崇禎帝，加諡號“懷宗”。大明朝的皇親、郡王、將軍以下，一律保持原來職位，不作絲毫改動；大明朝的勳戚文武諸臣，全部收納任用，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

原本我準備等秋高氣爽便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戮力同心，共報你們君死國滅亡大仇，以彰我我大清朝廷的威德。哪裏料到，你們這些南州君子，竟然苟且偷安，不審時度勢，只知愛慕虛名，竟然將國恨家仇拋之腦後，令我們大惑不解！

我大清國入主北京，是從闖賊之手得來，並非取之於明朝。闖賊搗毀大明朝的宗廟，污辱大明朝的先人。我大清國不計鞍馬之勞，代爲雪恥。你們這些藏身於南京的孝子仁人，應該怎麼感恩圖報呢？你們想的竟然是等逆寇就誅、我王師北撤，就割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這種做法，於情於理，說得過去嗎？莫非你們以爲有長江天塹不能飛渡，我大清雄師投鞭不足斷流？

想想看，闖賊所禍亂的不過大明朝而已，從來沒有冒犯過我大清國。我大清國以四海同仇，特伸大義。現在你等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向我大清國叫板。本王減少西面征剿闖賊的兵力，調轉槍口向東，並釋放關在北京城內的重刑犯人，以之爲前鋒。就不信我大清朝會以中華全力而受制於江東一隅之地，勝敗的結果，閉着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禮記.檀弓》上說了，“君子要愛人以德，細人則以姑息”，嗯，是這麼個道理，君子必須用道德爲標準來愛護人，小人才會用無原則的寬容他人來愛護人。您史老先生和其他江南君子如果知天命、識形勢，又感恩故主，厚愛賢王，就應該勸你主上儘快削號歸藩。則我大清朝廷也會以待如貴賓，封位在王侯之上。至於你等諸君子，也會列爵分土，以平西王吳三桂爲典例。

許多士大夫喜歡高樹名義，根本不考慮國家之危急，每有大事，胡搞亂搞。昔年宋人議論未定，大金雄兵已經渡過了黃河，這足可爲前車之鑑。史老先生領袖名流，主持大局，必定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不會隨俗浮沉。

到底是聽從還是違抗我的建議，請儘早決定。大清天兵已經整裝待發，下陝西還是下江南，全在您老先生的表現。

真心希望老先生及江南諸君子能討賊爲一心，不要貪圖瞬息之虛榮，而墮入故國無窮遲的災禍之中，被亂臣賊子所竊笑。

通篇文字除了誇耀“我大清”的功德和強大外，就是切責史可法等人置君父之仇不報，有賊不討，不遵春秋大義，否定南京朝廷的合法性，並威懾加恫嚇，要求史可法等人自動自覺解散，並無條件地加入到大清政權的建設隊伍中來。

那麼，史可法讀到這樣一封信，會是什麼反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