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合作能給中美關係帶來氣候變化嗎？
氣候變化合作能給中美關係帶來氣候變化嗎？
來源：財經雜誌
文 | 《財經》記者 王曉楓
重新定義氣候變化問題不僅是如何減排，而是如何重組經濟，使其充滿活力、健康和清潔。這是一場既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美國的探討，中美可以互相學習，世界也可以向我們學習
應中方邀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於4月14日-17日訪華。期間，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將同克里在上海舉行會談，就中美氣候變化合作、《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等交換意見。
上海是1972年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發表《上海公報》的地點。過去四年來，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政策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這場會晤因此讓外界充滿期待，因爲應對氣候變化被廣泛認爲是幫助中美兩國實現破冰、重回合作軌道的重要途徑。
這是1月份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首位高官訪華，克里訪華能否爲改善中美關係找到突破口成爲備受矚目的焦點，正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3月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之際所寄語，希望氣候變化合作爲兩國關係帶來積極的“氣候變化”。
馬里蘭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Center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內森·赫爾特曼（Nathan Hultman）對雙方合作前景抱持積極態度。他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氣候變化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潛在領域，不僅對國際社會也對各自國家有價值，既能實現國內目標，又能展示全球領導力，兩國能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一致。
內森·赫爾特曼，馬里蘭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赫爾特曼是美國氣候變化領域資深專家，在2014 年至 2016 年期間就職於白宮，擔任奧巴馬政府氣候與能源團隊助理副主任。在白宮期間幫助制定《巴黎氣候協定》中的美國國家自主減排目標， 參與了 2014 年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準備工作，並作爲美方談判代表團成員出席利馬和巴黎會議談判，還參與美國和中國、印度、巴西等國氣候變化雙邊合作。赫爾特曼自京都議定書起便參與到聯合國氣候變化工作中，他主筆美國第二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信息通報和雙年報工作，並多次撰寫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後，中美雙方在氣候變化領域已經出現積極進展，在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中彼此已經就該領域合作交換意見。在中國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標後，拜登總統也承諾在2050年前要讓美國實現淨零排放。
赫爾特曼高度評價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和行動，因爲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代表讓全世界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不僅是存在於理論上的高談闊論，也不只是發達國家專利，更不是爲了迎合國際輿論，而是能爲本國乃至世界帶來實在利益的行動。
美國還將於地球日當天（4月22日-23日）主辦線上氣候變化相關峯會，拜登總統對美國媒體表示，已經邀請中俄兩國領導人出席。預計會議將圍繞《巴黎氣候協定》要求的2030年前減排目標等進行磋商。
對於此次到訪中國能否促成進一步合作，克里表示，“很期待，但尚無完全把握。”赫爾特曼也對中美恢復氣候變化合作抱持謹慎樂觀，在他看來，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傷害爲兩國恢復合作關係帶來挑戰，特別是如何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以及應對其他分歧之間尋求平衡。拜登政府尚在探索包括對華關係之內的多項政策的可能性，“這個過程是變化的，我們需要耐心期待。”
拜登政府目前宣佈的一些政策爲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提供契機，他在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中特別重視對綠色經濟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例如，大力發展綠色交通並建立50萬個充電樁。赫爾特曼認爲，在電動車、清潔發電和電池存儲等領域中美之間有很多共同商機和合作利益。
除了在具體問題上合作，赫爾特曼還認爲，氣候變化是中美兩國在減排方面爲全世界作出的表率，讓全世界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不是一些人所認爲的“減排噱頭”，而是正在推動一場順應未來趨勢的經濟轉型，使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更健康有活力，創造更有價值的就業機會。
《財經》：中美氣候變化合作會像王毅國務委員所說給兩國關係帶來積極氣候變化嗎？
赫爾特曼：當然，中美之間有很多要討論議題，也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我們都認識到這一點。國家之間找到合作領域並進行積極討論，進而找到共同領導方法，這總是有價值的。氣候變化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潛在領域，不僅對國際社會也對各自國家有價值，既能實現國內目標，又能展示全球領導力，兩國能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一致。具體來說，新工業和電動汽車是兩國都在快速建設的領域；清潔發電，電池存儲和其他類型新領域，包括未來的清潔和綠色技術等，也都是中美有巨大利益的領域，我們可以進行技術討論和合作。
《財經》：那麼可能帶動其他領域合作破冰嗎？
赫爾特曼：我希望如此，但我首先要坦承，兩國間有非常大的問題需要討論和在各自國內背景下解決。中美在氣候變化上有很好機會，特別是對大國間相互接觸而言，總能找到積極合作點。如果這些合作成功，就有可能爲雙方提供基礎。擴大相互理解是第一步，如果進展良好就可能爲將這些積極溝通擴大到其他領域提供一個平臺。但這不意味可以一蹴而就，也不意味一定會解決所有問題。但能有開放和積極的溝通渠道總是好的，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渠道來增進彼此的全球領導地位和雙邊關係。
《財經》： 美國總統氣候變化特使克里即將訪華，你認爲“氣候變化外交”將在今後兩國關係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赫爾特曼：對該議題外交官的選擇表明兩國領導人都有意增強該領域積極互動，對儘快、儘可能深入重建這一關係感興趣。美方選擇前國務卿克里作爲氣候變化特使有力地表明拜登總統承諾——不僅構建美國國家戰略以實現減排和發展清潔能源經濟，也要與國際社會廣泛合作，特別是與中國合作，這具有核心重要性。克里一直是氣候變化議題的堅定倡導者，他推動實現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他在此期間與中國進行積極互動。中方也同樣選擇在這方面值得信賴的外交官解振華，他和克里曾在許多方面進行積極合作，我認爲這種積極討論能夠繼續下去，他們能以一種非常開放和直接方式探討可以真正合作的領域。
《財經》：但我注意到美方在阿拉斯加高層戰略對話後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表態不同於中方，中方表示兩國同意成立氣候變化聯合工作組，但美方對此表示否認，這種差別是否反映出美國國內壓力是阻撓兩國重啓氣候變化合作最大的障礙？
赫爾特曼：2021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們想現在就取得進展，這是一段我們想要小心翼翼對待的關係，在未來幾年裏，我們想要培養並尊重雙方關係，確保我們正在根據國內形勢和領導層看法採取堅實步驟。拜登團隊正在這樣做，我們應該把這看作是一種演變。中美之間存在分歧，這種分歧根植於國內政治以及兩國領導人對國內行動和在全球事務中領導角色的看法。就美國而言，拜登總統對美國在全球對話中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將其轉化至與中國的關係中有自己的看法。我們要把這看作是一個過程，會隨時間推移發生變化。拜登團隊上任才兩個多月，他們仍在就全球安全、貿易等一系列問題探索方法。在某些方面，我們必須耐心等待，因爲拜登和團隊在理解進展。應該用進化的方式來理解氣候變化議題，將這看作是演變，在接下來幾周、幾個月甚至幾年，來審視這種演變。
《財經》：那麼在當今美國國內政治背景下，中美氣候變化合作相比奧巴馬政府時期會有哪些變化？
赫爾特曼：在某種程度上，既有更大挑戰，也可能有更大機遇。2021年就像2014年和2015年差不多，當世界各國都在思考本國氣候戰略時，中美提供一個新目標，中國已經這麼做，美國將在未來幾周內宣佈。這將促使《巴黎氣候協定》那種健康循環再次發生，迫使所有人去思考這些問題。巨大的挑戰則是特朗普過去四年在對華貿易等議題上採取攻擊性政策，這讓中美其他領域的正常對話消失，他還特別利用反亞裔、反華裔情緒作爲政治武器和工具使其支持者擁護其對華政策議程。這對美國國內政治非常有害，將美國帶入歧途，拜登總統反對特朗普策略。所以相比上次合作，我們要面對過去幾年的負面經歷，這意味着拜登總統在國內政治和與對華關係上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時也很難儘快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拜登要面臨如何在推進氣候變化合作與應對其他戰略問題之間平衡，事情仍在發展中，我認爲這需要幾個月時間，他要弄清楚美國想如何處理與中國的一些難題。
《財經》：雖然面臨挑戰，但積極進展是中美兩國都提出各自的國內淨零排放目標實現時間，這會如何影響全球對抗氣候變化行動？
赫爾特曼：中國提出的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令人振奮，這不是爲了取悅國際社會，而是針對國情而來。這向全世界發出信號，表明中國領導人想在這個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包括技術變革以及21世紀所需基礎設施和工業。不是批評，雖然歐洲國家一直很支持氣候變化且做得很好，但對於那些需要平衡經濟發展和氣候變化的國家來說可能不太具有現實意義。中國則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既使很多人擺脫貧困，同時也能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站出來，我們每個人都明白中國做出的決定符合其經濟發展利益，並確保中國人民從他們的政策中受益。不僅如此，氣候變化一直讓人感覺只具有模糊的重要意義，但沒有具體感和現實感。中國的碳中和目標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釋放重要信號，表明應對氣候變化不再只是所謂的科學家的“紙上談兵”，也不再只是所謂的環保發達國家的“高談闊論”，而是世界真正的發展方向。
對於美國來說，拜登政府所承諾的2050年零排放目標尚未成爲美國官方政策，我們要拭目以待。2021年是我們將淨零排放概念擴展到許多國家的一年，非國家行爲者，比如企業，國家行爲者，如地區、城市和州政府，都對零排放非常感興趣，一些國家甚至直接宣佈目標時間。這是非常積極進展，中國已經走在其他國家前面。隨着越來越多國家宣佈淨零排放目標，我們要思考如何實現這條正確道路，這是一場既發生在中國也發生在美國的探討，中美可以互相學習，世界也可以向我們學習。
《財經》：若要提高民衆對氣候變化問題支持，必須讓他們理解到這不僅是一個概念，而是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具體現實。
赫爾特曼：你說得很對，以往我們總是說，我們的行動是爲了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惡果，包括疾病、死亡和經濟痛苦。我們現在可以更直接看到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經濟轉型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就像我們放棄了一些不好的，得到一些好的。綠色經濟會爲我們帶來更好的工作，比原來從事化石燃料行業好很多，爲我們增加更加健康的高附加值工作，獲得更高報酬。在廣義層面上會爲我們帶來經濟增長，經濟轉型總是帶來新產業增長，這些新產業是未來，不同於那些可以追溯至19世紀但如今時日不多的舊產業。我們一方面要保障從事舊產業羣體可以有機會過渡至新產業，另一方面要培訓年輕人，讓他們進入正在發展且有新技術的行業。
《財經》：雖然這是未來發展方向，但特朗普在過去四年不但沒有推進反而開倒車，他給美國造成怎樣的“氣候赤字”，這種赤字如何影響拜登政府積極應對該議題？
赫爾特曼：美國是聯邦制多元國家，有奉行不同政策的權力當局，從聯邦到州到縣市，不同層級通過不同方式決策實施，有時甚至與國家政府不同。我們不應該僅通過總統在鏡頭前說什麼做什麼來評判美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還應該瞭解基層怎麼做。與通常認識相反，美國的重大變化往往首先發生在較低級別政府部門。地方級政府通常會做一些更有創新精神的事情，他們更有抱負、更有實驗精神，會嘗試不同方法解決問題。當然，地方也有落後和抗拒改變的一面。那些具有實驗性或創新性的州先試水並展示成功經驗，然後其他州和城市效仿，這就是美國政治發生變化的方式。回顧美國曆史，很多巨大變化都始於基層行動，然後聯邦政府、國會和總統有更多能力跟進，做更大的事情。雖然美國最高領導層曾從奧巴馬變爲特朗普，但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沒有止於特朗普。雖然特朗普言論強有力且具有蠱惑性，但別把美國想象成只有他一個人，地方層面過去四年一直在行動在應對氣候變化。如今拜登政府已經就位，但不要把這個想成政策翻轉，而一直是一個由自下而上行動驅動的漸進和加速的發展過程。
《財經》：拜登總統已經開始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糾正特朗普錯誤，他提出2050年美國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這個目標雄心勃勃，但具體設施涉及很多利益相關方，你在奧巴馬政府時曾參與設立美國2025減排目標，如何協調各方利益以讓減排目標更加可持續，特別是關注那些受到減排影響的民衆？
赫爾特曼：氣候變化不僅是一個減排問題，要涵蓋更廣泛經濟增長戰略。這是一個低碳技術驅動的未來重點戰略，推動這樣的經濟轉型政策不僅要至針對某個部門，例如電力部門，這只是國家總體氣候戰略一個組成部分。該戰略應該全面且涵蓋所有經濟部門，因爲重新定義氣候變化問題不僅是如何減排，而是如何重組經濟，使其充滿活力、健康和清潔。這將是一種更廣泛的政策方法，拜登總統現在就是這麼做的，他在考慮對整體經濟的投資，這些投資有多種好處，其中一些帶來就業機會，一些則是發展新技術，建設更可持續的基礎設施。拜登政府所做的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在這些領域創造就業機會，同時爲減排提供好處，而不是說，我們要做這個政策只是爲了減排。
如果孤立看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消極一面，例如一些產業減少工作機會，但如果放眼整體經濟形勢，就會看到淨就業和淨經濟增長都是上升的。所有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些不可避免的演變，一般來說，這些變化是有益的。當我們展望未來清潔能源轉型時，這將對美國經濟產生深遠而有益的影響。就像農民曾經因爲農業機械化而失業，但我們不能因爲減少體力勞動工作，就阻止這一領域機械化。我們應該以看待過去幾個世紀曆次產業轉型的角度審視當下變化，雖然造成那些在某些產業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失業，但不能僅僅因此就否決這個需要進行的積極轉變，因爲這個轉型對整體經濟和人口有益。
需要強調的是，當我們討論更好地進行經濟過渡的同時必須意識到有些人直接受到這個轉型衝擊並當下就失業了。對此，我們要首先確保年輕人正在接受培訓，進入新行業，這是一個積極軌道。然後確保一個有活力的經濟，讓這些受影響羣體能找到其他領域工作。還有一些更具體問題，例如，某些特定城市或地區特別依賴化石燃料行業，這會使經濟困難集中在某個特定區域，而不是分散在全美各地，後一種情況比較容易找新工作。如果出現這樣的焦點區域，我們必須提供就業再培訓，或推進新的工業發展規劃，提供其他領域工作機會，人們還可以選擇遷移到其他地區尋找新工作……總之，我們需要確保人們可以找到過渡計劃，而不是在需要謀生時過早被趕出工作崗位。
《財經》：過程可能會比你說的更艱難，美國石油產業遊說集團已經準備起訴拜登政府取消對本產業補貼，其他傳統能源行業也在利用資源對抗這一趨勢。
赫爾特曼：產業對一個國家之所以重要是因爲提供就業推動經濟，並且成爲能源安全引擎，這是國家考量，對於產業本身來說，他們總會爲自己利益而戰。有時他們的利益不代表更廣泛利益，更不是每個人的利益，而只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在美國體系中，我們不批評企業捍衛自己利益，但我們也沒必要對每個公司的所有要求都言必稱是，一個政策不能讓所有人滿意。以燃煤發電比例下降爲例，這主要由於可再生能源變得便宜以及人們因爲空氣污染而積極去煤化。煤電公司不會高興，他們將對抗這種發展趨勢。美國要在2030年實現零煤目標，我們正處於政治和技術變革的軌道上，這最終對美國經濟有利，但對4萬名煤電產業工人來說不是好消息。我們雖然需要關注他們的情況，但他們的情況不能完全影響整個國家政策。我們更需要考慮什麼對地球、對國家來說更重要。煤電產業不是未來經濟，但必須探索如何支持煤電行業工人進行過渡併成爲經濟轉型一部分，我們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爲那些受轉型傷害的人提供足夠支持，確保他們安然無恙。總之，儘管一些傳統工作崗位將會減少，但新興工作崗位會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