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東睿評|伊朗對敘利亞不離不棄，是因教派親緣還是利益攸關

在延宕十餘年的敘利亞危機中，敘利亞成爲域內外力量競逐的舞臺，其中既不乏一直致力於推翻巴沙爾政府的力量，也有最初積極謀求推翻巴沙爾政府，但後來受各種因素影響而發生改變（或觀望、或無奈、或放棄）的角色，當然也有部分巴沙爾政府的堅定支持者。

敘利亞危機中各種力量的變換組合以及缺乏主導者，是導致敘利亞危機長期化、複雜化的重要原因，並使敘利亞內戰成爲一場“微型世界大戰”。

在敘利亞危機中，伊朗多被外界視爲敘利亞巴沙爾政府的堅定支持者，而西方以及沙特等地區國家多把伊朗支持巴沙爾政府的原因解釋爲教派結盟，即伊朗和敘利亞同爲伊斯蘭教什葉派政權，伊朗通過支持巴沙爾政府建立和鞏固“什葉派新月地帶”——從波斯灣的巴林經伊拉克到東地中海的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什葉派陣營，甚至驚呼伊朗已經在“阿拉伯之春”中控制了四個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中心——伊拉克的巴格達、黎巴嫩的貝魯特、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也門的薩那。

在筆者看來，教派因素只是伊朗和敘利亞建立聯繫的影響因素之一，甚至並不是核心、本質的因素，促使伊朗選擇支持巴沙爾政府的關鍵和根本因素是權力和利益，雙方的關係是利益同盟，並非所謂的教派同盟。

伊朗-敘利亞盟友關係建立的漸進過程

伊朗和敘利亞的關係的經歷了複雜的歷史演變，雙方的關係也並非從始至終都是盟友，伊朗和敘利亞在獨立之初曾經處在兩個敵對的陣營。

近代以來處在英國與俄羅斯兩大帝國夾縫中的波斯於1925年建立了巴列維王朝；二戰後，伊朗爲擺脫英國和蘇聯的控制轉向依靠美國，並在君主制體制下推行狂飆式的世俗化、西方化的“白色革命”，同時受美國的影響，在1955年成爲西方在中東建立的共同防禦組織——“巴格達條約組織”的重要成員，其他成員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英國。

而1943年結束法國委任統治的敘利亞，在20世紀50~60年代，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的成員，並與埃及和沙特等國家一起，強烈反對伊朗參加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在1958年革命後，伊拉克擺脫“巴格達條約組織”而成爲阿拉伯民族主義陣營的成員，在埃及的推動下，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建立了嘗試阿拉伯統一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簡稱“阿聯”，1958-1961），而伊朗則繼續追隨美國，成爲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因此，在20世紀50~60年代，伊朗和敘利亞的關係因各自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而處於對立狀態。

1961年敘利亞因不滿埃及的控制而脫離“阿聯”，此後敘利亞頻繁發生政變，1963年通過政變掌權的復興黨內部矛盾重重，政變頻繁的局面仍在持續，直至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Hafiz al-Assad）再次發動政變，在敘利亞建立威權體制並任敘利亞總統至2000年，敘利亞才走向穩定。而追隨美國的伊朗巴列維王朝則在1979年被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所埋葬。

因此，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敘利亞和伊朗各自的國內變化、兩伊戰爭、雙方均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矛盾加劇等因素，使雙方的交集不斷增加，並最終建立了盟友關係，教派因素至多是一種媒介作用，並非雙方關係走近的根本原因。

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作爲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Alawite）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一直遭到沙特等國家遜尼派的質疑，其原因之一在於敘利亞憲法規定總統必須是穆斯林，而很多遜尼派否認阿拉維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與伊朗什葉派有密切關係的黎巴嫩什葉派領袖穆薩·薩德爾發佈教令，宣佈阿拉維派屬於什葉派，進而幫助哈菲茲·阿薩德確立了什葉派的合法身份，這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阿薩德政權的合法性。此後，經由穆薩·薩德爾的聯繫，哈菲茲·阿薩德政府與伊朗伊斯蘭革命力量的聯繫日益密切。這也是1978年霍梅尼在遭伊拉克驅逐後，哈菲茲·阿薩德曾表示歡迎霍梅尼到敘利亞的重要原因。因此，什葉派因素在伊朗與敘利亞關係緩和的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紐帶作用。

上世紀70年代末，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埃及與以色列單獨媾和，共同反對以色列的目標使伊朗和敘利亞合作的政治基礎得以加強，而兩伊戰爭（1980-1988）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戰爭使伊朗和敘利亞的同盟關係正式形成，敘利亞在兩伊戰爭中選擇支持伊朗、反對同屬阿拉伯國家的伊拉克，並非出於教派因素。

其重要原因與敘利亞復興黨和伊拉克復興黨的矛盾密切相關，但這無疑與支持伊拉克、抵制伊朗輸出革命的沙特等海灣國家產生了矛盾。在1982年黎以戰爭中，敘利亞允許伊朗革命衛隊進入敘利亞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訓練真主黨武裝，共同抗擊以色列，使雙方的關係進一步鞏固。

1991年代海灣戰爭後，伊朗和敘利亞的關係一度因敘利亞參與中東和平進程而疏遠。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繼任敘利亞總統，敘利亞國力持續衰落，尤其是因黎巴嫩問題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嚴重孤立，使敘利亞對伊朗的需求不斷擴大。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在敘利亞和伊朗安全環境惡化，並有可能成爲西方干涉的下一個目標之際，伊朗和敘利亞同盟關係再度得到加強。在2000~2005年間，伊朗總統哈塔米曾6次會晤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雙方還於2004年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

在2005年的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Rafik Bahaa Edine Hariri）遇刺案問題上，針對阿拉伯國家和西方指責敘利亞爲幕後操縱者，伊朗對敘利亞予以了大力支持。2005年內賈德當選伊朗總統後，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於同年8月訪問伊朗，成爲內賈德執政後第一位訪問伊朗的外國元首，雙方宣佈“針對敘利亞和伊朗的共同威脅要採取比以往更密切的聯合行動”。 2006年1月，內賈德對敘利亞進行訪問。2006年11月，敘利亞議長曾表示，“大馬士革將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協商與合作視爲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準則和原則”；2007年7月，伊朗和敘利亞總統宣佈“伊朗和敘利亞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兄弟和盟友”。

伊朗在敘利亞危機中對巴沙爾政府的支持

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伊朗對於突尼斯、埃及等國的反對派給予了積極支持與聲援，而對作爲伊朗盟友的敘利亞，伊朗全力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反對西方和地區國家顛覆敘利亞政權。

伊朗用“伊斯蘭覺醒”和“伊斯蘭革命”對突尼斯和埃及的民衆抗議浪潮予以定性，反映了伊朗試圖掌握主動、引導阿拉伯民衆抗議浪潮發展方向的戰略訴求，同時也反映了伊朗樂見突尼斯本·阿里政權、埃及穆巴拉克政權等親西方世俗政權垮臺的政治傾向。

在敘利亞問題上，伊朗採取了不同於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門、巴林反對派的政策。從2011年3月敘利亞陷入動盪以來，伊朗一直堅定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強烈反對西方以及土耳其、海灣阿拉伯國家等外部勢力對敘利亞進行干涉，並在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各領域對巴沙爾政府提供了強有力的堅定支持。

有學者全面總結了伊朗在敘利亞危機中對巴沙爾政府的支持（詳情可參見何志龍：《論伊朗對敘利亞巴沙爾政府支持的原因及影響》，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第一，政治和外交支持，包括區別對待突尼斯、埃及的政權更迭與敘利亞內戰；反對外部武力干涉敘國內事務，積極尋求內部對話和解；積極尋求國際社會支持，尋找解決敘危機渠道；外交上公開支持，反對軍事打擊和武力威脅。

第二，軍事支持，包括提供武器裝備；提供技術支持以打擊和壓制反對派；派遣軍事指揮官；招募其他國家武裝人員幫助巴沙爾政府打擊反對派。

第三，經濟支持，例如2011年8月，伊朗向巴沙爾政府提供超過10 億美元的援助；2012 年1月，敘利亞總理瓦伊勒·哈勒吉訪問德黑蘭，伊朗向敘利亞中央銀行存入5 億美元穩定敘利亞貨幣；2013 年5月，伊朗向敘利亞增加提供兩項總額達40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8 月又向敘利亞提供36 億美元貸款，等等。

利益而非教派：伊朗與敘利亞盟友關係的根基

從本質上來說，伊朗和敘利亞的同盟關係並非教派聯盟，伊朗的政策和行爲選擇更多是出於自身利益尤其是國家安全戰略、地區外交戰略的需要。

第一，伊朗和敘利亞的同盟並無共同的意識形態作爲指導思想和支撐，雙方的意識形態甚至還存在世俗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巨大鴻溝。

伊朗和敘利亞的同盟“是一個缺乏意識形態基礎的實用主義聯盟，敘利亞復興黨世俗主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朗奉行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較大的分歧”（參見楊光主編：《中東非洲發展報告》（2007~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因此，宗教因素在伊敘同盟關係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並不突出，伊朗既沒有向敘利亞輸出革命和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訴求，敘利亞也無效仿伊朗神權模式的動機。

但是，從伊朗對外戰略以及中東地區格局的角度看，宗教因素在伊敘同盟關係中又發揮着一定的媒介作用。儘管敘利亞和伊朗政權性質不同，但敘利亞的掌權者爲什葉派阿拉維派，兩國均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遜尼派存在矛盾，因此伊敘同盟關係的建立有利於伊朗抗衡沙特主導的遜尼派陣營，這也是伊朗在中東變局中選擇支持巴沙爾政府的原因之一。

第二，包含教派矛盾在內的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矛盾，使外界往往把伊朗的對外關係置於沙特與伊朗的矛盾框架下進行觀察，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伊朗與敘利亞盟友關係的教派因素。

長期以來，伊朗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抗衡主要表現爲波斯民族與阿拉伯民族、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以及雙方爭奪海灣地區領導權的矛盾；敘利亞與沙特等國家的矛盾主要表現爲復興黨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矛盾，雙方的教派矛盾是從屬於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矛盾的次要矛盾。

從意識形態和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積極配合西方試圖顛覆巴沙爾政府，其深層考慮主要有二。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徹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共和制政權。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到2011年穆巴拉克政權瓦解和卡扎菲政權崩潰，敘利亞政權已經成爲爲數不多的世俗共和制政權。沙特主導阿盟和海合會積極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其重要考慮之一就在於徹底剷除阿拉伯民族主義共和制政權，進而確立泛伊斯蘭主義陣營的君主制國家對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權。

其次，敘利亞政權是兩伊戰爭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國家，並選擇長期與伊朗結盟，引起了阿拉伯遜尼派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的不滿。沙特等國家主導海合會和阿盟致力於顛覆敘利亞政權，無疑有利於實現其削弱什葉派和宿敵伊朗的雙重利益。因此，伊朗選擇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政府既是維護雙方戰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遜尼派的教派鬥爭需要，但在本質上是教派鬥爭服從戰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第三，美國和部分地區國家通過塑造和誇大教派矛盾，使教派矛盾服務於自身的戰略需要，尤其是美國把親美力量與反美力量的矛盾轉化爲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矛盾，不僅轉移了矛盾，也固化和放大了教派矛盾。

沙特、約旦等國家基於對什葉派影響擴大的擔心，提出了“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概念指代反遜尼派和反美力量，對教派矛盾的激化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於2004 年提出了“什葉派新月”的概念。在阿卜杜拉看來，從伊朗經伊拉克南部、敘利亞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個“什葉派新月”，並與埃及、沙特和約旦構成的“遜尼派三角”相對抗。

另有沙特瓦哈比派學者不斷強調什葉派的挑戰，強調一個由伊朗、（阿拉維派領導的）敘利亞、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灣其他君主國的什葉派組成的什葉派陣營正在形成。

美國也傾向於從戰略高度評估什葉派崛起的影響。有學者認爲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美國視伊朗爲中東地區的頭號敵人，突出教派矛盾有利於孤立伊朗。其二，把中東地區親美和反美兩大陣營的矛盾轉換爲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有利於掩蓋美國在中東的霸權意圖。其三，以教派矛盾爲藉口來掩蓋沙特等親美政權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把這些國家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歸結於伊朗的滲透和干涉，通過強化教派矛盾維護海灣盟友的政治合法性。上述分析無疑比較準確地揭示了美國利用和誇大中東地區教派矛盾的實質，伊朗和敘利亞的盟友關係也因此被置於教派矛盾的解釋框架之下，並不斷被放大。

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和地區國家在敘利亞推動政權更迭的一個重要圖謀是在顛覆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後，繼續衝擊德黑蘭的“伊朗神權”，這是伊朗不惜代價支持巴沙爾政府，並爭取“阿拉伯之春”的政權更迭浪潮“止步於大馬士革”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